1949 年 8 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王树声接到了来自军委的紧急指令。军委要求他即刻率领部队奔赴大别山区，全力执行剿匪这一艰巨任务。王树声在接到命令的瞬间，没有丝毫的迟疑与耽搁，迅速且果断地向下传达指示。他严令剿匪部队务必在 8 月末全部集结完毕，以确保能够在 9 月 5 日准时、全面地打响剿匪之战。就王树声起初的战略规划而言，他满心期望能够凭借着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仿若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高效，一次性彻底地清除大别山地区长期肆虐的匪患，使这片土地重归安宁与祥和。
然而，现实的状况却与他的想象相差甚远，其间充满了诸多复杂棘手的难题与变数。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上，武汉已然在数月之前就顺利获得了解放。武汉的解放，从根本上意味着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势力已然彻底崩塌，失去了如此强大且关键的后盾支持，大别山地区的土匪们按常理来讲，理应如同失去了根基、在水面上四处漂泊且无所依靠的浮萍一般，陷入极度的困境，难以再有能力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但令人深感疑惑与不解的是，为何这里的匪患不但没有自行消散，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了非得由军委专门委派王树声亲自挂帅出征方可解决的严重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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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情紧急

起初，大别山区的土匪规模并非如此庞大。那究竟是何缘由致使匪患愈发猖獗呢？根源便在于白崇禧撤离武汉。在大别山地区，势力最为强盛的土匪头目乃是汪宪，此人系白崇禧的得意门生。他之所以能够组建起一支人数逾万的土匪武装，全然仰仗白崇禧与蒋介石在背后的鼎力扶持。
白崇禧曾出任桂林军校校长，其与蒋介石有一共通之处，即皆喜好门下弟子尊称自己为“校长”，且热衷于将学生安插于军队体系之中。汪宪作为白崇禧的门徒，与蒋介石并非同一派系。其在国民党阵营中效力长达十余年，然仕途却如深陷泥沼，停滞不前，毫无起色。
直至后来，白崇禧的势力逐步崛起并不断扩张，汪宪方迎来转机，承蒙白崇禧的赏识与眷顾，一时间可谓风光无限，志得意满。然而，这般顺遂的境遇并未持续太久。随着解放军的兵锋逼近武汉，白崇禧亦深知大势已去，仅凭一己之力难以阻挡这汹涌的历史洪流，即便拼死抵抗亦不过是徒劳之举，根本无法扭转乾坤。于是，他早早便为自己谋定了退路。
白崇禧内心实则极不情愿轻易放弃武汉，况且他亦需向蒋介石有所交代。故而，他心生一计，在自己撤离之后，安排汪宪留守大别山继续开展游击作战，初始阶段所需的资金与武器装备皆由其负责提供。汪宪身为白崇禧的下属，自身权力有限，只能唯白崇禧之命是从，依计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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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拉支队伍，要是钱和枪都不缺，那这人就跟“山大王”似的，啥事儿都自己做主。他接到命令后，那是千恩万谢，拍着胸脯说肯定把任务完成好，盼着过些日子就能实现反攻武汉的大心愿。

白崇禧那会儿正处于人生低谷，心里特别失落。他对汪宪寄予了厚望，而汪宪说的那些话，着实让他特别感动。汪宪一直在大别山区那块儿活动，对那儿的地形以及风土人情那是相当熟悉。拿到钱和枪之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就组建起了一支武装队伍，这队伍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一万七千人呢。

幕后黑手

第二，汪宪那可是白崇禧手底下的人，不过他的治军风格跟白崇禧完全不一样。他带的那支队伍，压根就不像个军队，一点规矩都没有。这帮人啥坏事都干，烧啊、杀啊、抢啊、掠啊，简直就是一群土匪。

再者，汪宪那求生的招儿特别简单、蛮横又狠毒。那时候，他定了几条规矩，要是解放军来剿匪，谁要是给解放军带路，那就得把命丢了；谁要是给解放军通风报信，那也活不成。这意思就是，解放军来剿匪的时候，谁敢帮解放军，他过后就会下狠手杀人。就这么着，把当地老百姓吓得够呛，不光不敢给解放军送信儿，还得帮汪宪瞒着事儿，甚至每次解放军进山，他们还得给汪宪去报信儿。

再者说，汪宪在国民党里边干了好些年，虽说受重用的日子不算长，可他对国民党官场的门道那是清楚得很。这不，他好不容易拉起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武装力量后，马上就向白崇禧报告，还瞎扯说自己拉起了一支四万人的队伍呢，对外更是吹得没边儿，号称“十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