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公开向学大寨运动发起攻击的那一天，陈永贵正在故乡主持中共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 时他还兼着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一串职 务。上午八点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台，面对1100名代表和战友发表讲话。
看着陈永贵沉重的表情，看着他捧着平时根本不用的稿子，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务虚会正开着，报纸的腔调全变了，风向的变化人人都能感觉到。苦干了十几年，眼看就要成问题了。
陈永贵在讲台上捧着稿子念道：“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
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边该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 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 ”
陈永贵放下稿子，注视着会场，在静静的期待中说道：
“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致哀。”
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代表们闻言不禁一愣，但立刻又明 白了，代表们迅速站起来，低下了头。许久，话筒中似乎传来唏嘘之 声。默哀完毕抬头一看，陈永贯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
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
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开幕式的会场上笼罩着追悼会一般的气 氛，好像是在为学大寨运动送葬。
过了许久，陈永贵才拿起稿子，一字不差地照着念了起来。
此时，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委，仍迟迟不肯按三中全会的要求扭转航向。
1979年5月7日。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李喜慎谈形势，劈头第一句话就说：“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决心，大搞农田建设，整修二坡地都已超过去年。”类似这样的抵触情结随时都有流露。以至于李韩锁不得不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告诫说：“要注意，不要流露不好情绪。同样的言论，在我们这里就要追查背景。”
昔阳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开放集市贸易，也不肯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陈永贵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9 年8月底，在昔阳受到上级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陈永贵才回到昔阳 松了口。陈永贵对县委常委们说：“对三中全会精神，我的态度不是不明朗，几个决议我都是赞成的。不能上边同意，回来就动摇了。”他说：“我感到这里同志们有点气，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对三中全会的态度。如果提到这些问题，那就是说，昔阳没有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我起了 阻碍作用。是我阻碍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吗？恐怕不是。”
有了陈永贵的明确吩咐，昔阳才开始动起来，旧的格局渐渐散架了。
1991年9月6日。陈永贵去世五年之后。
秋天的中午很静，偶尔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大寨的农民吃过午 饭，一些妇女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荫凉处聊着天。蛐蛐的叫声和母鸡 下蛋的咯咯声在空气中飘着。
谁也看不出今天会有什么大事。可是谁都知道华国锋今天要来。 “退休”十年了，华国锋要重访大寨。
大寨这些年新添了不少房子。一进村。两侧便是青砖铺地的新房。 一间挨一间地挤窄了本来很空阔的路。 一些原有的排房之间也砌上了许多隔墙，构成一座座农家小院。每个小院又修建了门楼，门上还贴了对联。千年不绝的农家习俗硬是在军营般的大寨冒了头露了脸 。
听说华国锋要来，几位当年华国锋的熟人早早地相互通知了。陈 永贵当年的警卫张艮昌开着车去几个公社接来了闲在家里的原交城 县县委书记陈有棠、原黑龙江的地委书记李艾虎、被开除党籍后闲在家里的张怀英、昔阳县公路段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陈明珠和陈明花的全家，以及李喜慎、李锁寿、李七毛等当年的名人也陆续到了大寨。大寨的村边路上出现了许多县公安局派出的警察和便衣。
这年昔阳大早。从阳泉到大寨的路上，路旁的玉米都旱卷了叶， 玉米不到一人高，棒子不过一乍长，细细黄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这一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南方发了有世界影响的大水，北方却遭了大旱。不过大寨的遍地玉米依然很茁壮，大寨海绵田在大旱之年再显余威。
当年陈永贵恨铁不成钢，骂昔阳和大寨就知道种玉茭，除了种玉 茭啥也不会。十几年过去，这方面仍然没有什么大长进，只是小煤窑 和跑买卖红火得今非昔比，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比当年清闲多了，富裕多了。
下午近4点，一辆警车引着一辆日本造的旅行车进了冷清了多年 的大寨旅行社。华国锋缓缓下了车。他明显老了，脸上有了老年斑， 当年的满头黑发已经花白，稀疏地向后梳着。众人拥上去，走在最前 边的是被华国锋要到交城县当父母官的陈有棠。华国锋一眼认出他来了，伸出手招呼道：“噢，陈有棠。”依然是那口浓重的山西口音。
昔阳县委和县政府官员也都来了。他们事先向华国锋当年的老熟人传达了上边的指示，只见见面，不要诉苦，不要哭。在昔阳县人大当了个委员的李喜慎代表大家回答说：“哪会呢，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在会议室里，华国锋与当年的老熟人见了面。他指着曾经陪同他 在昔阳参观过四天的李喜慎道：“小李呀！”又指着李锁寿等人道：“这 些年轻人不用介绍了。”所谓的年轻人，如今都年过花甲。华国锋说起自己的年龄，撮起三个手指道：“七十啦，人过七十古来稀呀。”
人们在下面纷纷猜测华国锋重访大寨的背景。苏联刚刚发生了 政变，南方发了大水，中央有人重提大寨田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 是不是意味着大寨要重新崛起于中国政坛呢？
立刻有关心时局的人反驳说：“不会。有大包干就不会有大寨道 路。大包干关系到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一动必将天下大乱。中国乱不得。”
华国锋却不谈政治。宋立英见到华国锋，握着手叫道：“华主席！”华国锋道：“哎，咱们都是老百姓。”
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坐上吉普车，一溜七辆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已经停了许多汽车，那是太原和榆次来的几批参观者的。
这些人参观大寨时得知华国锋要来，便在陈永贵的墓前等了三个小时，要看一眼昔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两年门庭冷落的大寨又有复苏的迹象，参观者日益多起来，似 乎大寨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点，成了一处名胜古迹。平常的日子，每天总有几拨人来看，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有的结伴而来，有的携家带口， 有的竟是新婚模样的年轻夫妇。学校放假期间，更有许多大学生来到这里，村里村外地乱转，好像要找出点他们没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秘 密 。
华国锋上了虎头山，很肃穆地走到陈永贵墓前，站下凝视，默哀。
参观陈永贵墓是如今来大寨的参观者的常规项目。有的人很崇敬，有的人很随便，但是都要看看。城里人打扮的经常在这里照相留影，农民打扮的还有人在此为陈永贵焚香烧纸。陈永贵为昔阳留下了一份万代基业，如果有人敢在此乱说陈永贵的坏话，很可能遭到白眼甚至围攻。
华国锋上次来这里正是16年前的9月，当时陈永贵扇着大草帽在他身边站着。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如今人亡物在，一代农民英豪已化为灰烬，唯有大寨的梯田依旧一片深绿，山顶的松柏林隐然发出涛声 。
下山后，华国锋又去了当年的大队部，如今的大寨展览馆。过去设在县里的大寨展览馆早已改成了文化馆，但是大寨人不肯忘记自己过去的辉煌，又把自己的大队部改成了展览馆。虽然地方狭小寒酸 了许多，门上那块题着“大寨展览馆”的牌子却十分漂亮。这还是出自郭沫若的手笔。这位文人的骨灰也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了。
最后华国锋又去了陈永贵当年的住处。这是两间尘封多年的套间，里面稀疏地摆着几件家具，一张土改时分下的香案，靠墙放着几个 保险柜，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其中一张还是陈永贵与华国锋的合影。华国锋默默地看着，脸上没有流露任何表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大寨来究竟是要追寻什么。
“文革”开始不久，在1968年10月14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了几句话之后突然问道：“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议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农业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小试验。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去的，就像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
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个民族，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无非是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 用革命精神的力量和舆论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 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极好的中国历史就不会忘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