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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教堂》的“极简主义”及其成因
□卢江良
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开始在中国风靡，是在2009年其小说集《大教堂》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当时，国内出版界打得最响的一张品牌就是他的“极简主义”。不过，他们认为的“极简主义”，大都定位于“修辞手法”方面。譬如，在那部小说集的“前言”中，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指出：卡佛在写小说时“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而在“译后记”里，该书翻译肖铁同样在强调：“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
除此，更有大量评论“造势”：“一篇小说，他（卡佛）往往要‘削’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甚至还有人透露：《大教堂》这部小说集虽出自卡佛之手，但已经过初版编辑戈登·利什的大量删改。据说，超过50%的内容，已被他无情地删去，从而产生了“极简主义”。可这也导致了卡佛的不满，为此跟他翻了脸，后来还重新出版了未删版。言下之意，所谓的“极简主义”就是“小说修辞方面的‘极简主义’”。
出于对这种“极简主义”的新奇，卡佛的小说集《大教堂》刚在国内出版，于小说叙述上追求简炼的笔者，便第一时间购买了一本进行研读。然而，阅后大失所望，觉得在“修辞手法”方面，与其说这部小说集中的小说算是“极简”，那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更是“‘极简’中的‘极简’”了。于此，认定国内出版界将卡佛奉为“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也许只是一种吸引读者眼球的噱头，目的无非是为了在国内广泛推销他的作品集吧。
经年之后，由于创作阅读札记的需要，笔者重读了卡佛的《大教堂》。应该说，这部短篇小说的故事极为简单：主人公妻子告诉主人公，她的盲人朋友即将来访。鉴于她曾为他工作过，并保持着一种让主人公无法理解的隐密关系，这让主人公对这次访问颇为不快，甚至对她俩的关系充满敌意和鄙夷。可是，在与盲人朋友相处过程中，主人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最后，他俩一起闭着眼睛画画，放下了心中的防备和敌意，实现了内心的和解与放松。
再纵观卡佛小说集《大教堂》中的其他小说，发现均有着一种固定的模式：情节简单——通常截取生活中的一个场景，通过对话形式推动故事发展，不追求起伏，几无高潮；结构单一——多采用“顺叙”，偶尔加点“插叙”，属于“单线条结构”；人物稀少——同时在场的一般不超过四个人物，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个；语言简洁——叙述平实、质朴，极少用到修饰语，人物对话也较为直白；主题浅易——没有深刻的内涵，更谈不上寓意与象征性。
耐人寻味的是，在卡佛创作的那个时期，后现代写作正在美国蓬勃兴起，各类试验性小说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现实主义写作却被挤压得几无立足之地，他的这批“简单的小说”，评论家认为“不再是令人费解的”，它们的“横空出世”被视为“一种新的小说”“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的出现，一时间拥趸者如潮。于是，名不见经传的卡佛，被奉为“‘简约主义’文学大师”，其短篇小说《大教堂》被称为“美国极简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而事实上，卡佛一直反感自己的小说被贴上“极简主义”这个标签，他更倾向于创作“复杂”的小说，他说：“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小说集《大教堂》中的小说，算是他在这个方面努力的结果，“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评论家赫金格依然将它们总结为：“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确实，卡佛“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的经历，决定了他在四十五岁前“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而这种长期养成的写作习惯，导致他“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最终，迫使他成了一名小说创作的“减法者”。可出乎意料的是，由此成就了他在美国甚至于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2024.12.10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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