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爆发的车桥战役，共歼日军大佐以下465人，生俘24人；伪军483人，生俘168人。其中，生擒重伤的日军三泽金夫大佐，是抗日战争中被中国军队抓获的最高职务日本军官（被俘后很快死亡，死后被日军追授为少将）；生俘24名日军，也是截止到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俘获日军最多的一次。
从战略上来讲，车桥战役是华中我军对日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该战标志着华中敌我相持的战略局面被打破，揭开了华中地区对日军率先进行战略反攻的序幕。
从作战指挥上来讲，粟裕、叶飞这次共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对敌发动强攻，并且攻城与打援相结合，既攻城又打援，打援兵力甚至多于攻城兵力。可以说，车桥战役，战法运用非常巧妙灵活。连被俘的日军军官山本一三都连称“你们的粟裕埃拉伊！”（日语“了不起”）（《粟裕传》第一版，第350页）
战役结束后，粟裕、叶飞于3月8日便将车桥战役发起的理由和战斗经过、取得的战果等报告给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
由于这一仗打得十分精彩、非常漂亮，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车桥大捷”的消息，赞扬新四军一师“以雄厚的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祝贺胜利。陈毅也从延安发来了热情洋溢的嘉奖令。
然而，出乎粟裕和叶飞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得到中央高度肯定的漂亮仗，却没有得到新四军军部的认可。
新四军军部于3月9日复电，在肯定“车桥战斗在大破强敌，获得大的胜利，此种英勇善战是很好的”同时，却对整个战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军部的主要疑虑和担心是：“为便于坚持与调集干部整风，必须打开淮宝地区作为阵地的估计，似是不妥的”，“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粟裕文选》第一卷，第583页）
3月11日，粟裕与叶飞等再次联名复电军部，对发起车桥战役的理由进行了充分论述。特别对军部担心的可能遭到日军报复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他们在复电中表示：
“在敌人兵力不够之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如其小的进攻，我们当易于应付。即或敌人作大举‘扫荡’，则必须由徐州及扬州两个系统统一指挥才行。但如此大举布置，则我们也容易预为准备，且其配合亦不一定十分密切”。（《粟裕文选》第一卷，第583页）
显然，在打不打车桥战役这个问题上，粟裕、叶飞等战略考量是深刻深邃的，已经把各种情况特别是日军报复情况都充分考虑了进去。最终，他们的复电解释基本上得到了军部的认可。3月13日，新四军军部再次复电表示：“车桥战役即已打了，而且战斗打得很好。不过今后关于较大的战斗部署，应先电告军部”。（《粟裕文选》第一卷，第585页）
多年后，粟裕在回忆车桥战役时谈到：“进行一个战役，首先要从战略上考虑，战役要同战略相结合，当前要与长远相结合。车桥战役首先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了近视眼。另外从战机上考虑，当时敌人的情况同1942年不同了，士气低落，所以打车桥能够打下来，可以打”。（《粟裕文选》第一卷，第585页）
粟裕的话揭示了车桥不仅能打而且能够打好的深刻道理，给我们以很好的启迪启示。七十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车桥战役不仅在当时震惊中外，而且历经风风雨雨的考验检验，证明发起这个战役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从指挥角度看，也完全称得上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经典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