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公开的材料，最早称粟裕为战略家的是刘伯承元帅，他在1949年9月《人民日报》上就撰文称：“粟裕同志智勇深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
向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元帅是我军公认的军事理论大家，是我军公认的为数不多的最能打仗的高级将领，他何以这么早、这么高地评价粟裕，特别是称他为“中国的战略家”呢？
是基于他与粟裕在战略战役上的密切配合协作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南线作战的主要是两大野战军，即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由于地缘关系及战略和形势任务需要，这两大野战军经常进行战略甚至战役上的配合协作。特别是刘邓率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我南线行动便紧紧围绕这一战略重心而展开。
1947年8月18日，粟裕针对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后，受到大批敌人的前堵后追，处境非常紧迫，当即向中央军委建议：
“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目前应位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应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
毛泽东对粟裕能够从战略全局利益出发，为本战区任务主动加码的做法极为赞赏，复电指出：“粟裕同志巧酉电意见极为正确”。刘邓对粟裕这一高度配合协作举动当然更是赞成与欢迎。
9月7日，陈粟外线出击后第一仗沙土集战役打响。战役只用不到3天时间，就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整编第57师9500多人，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4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
之后两个野战军一起打的平汉路战役、洛阳战役等，完全是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豫东战役与淮海战役，两大野战军也是进行了战略战役上的密切配合协作，确保了这两场战役大胜。
配合协作需要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需要勇于担当与无私奉献。粟裕在配合刘邓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给刘伯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为刘伯承称“粟裕为中国的战略家”加了一个生动的注解和诠释。
是基于他对粟裕“斗胆直呈”中央诸多重大战略建议的由衷赞许
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央最初确定的是外线歼敌的战略方针。经过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两个实践，促使毛泽东一改战争初期的外线歼敌为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而这两个战争初期的战略试战，一个是粟裕打的，一个是刘伯承打的。当时，粟裕苏中七战七捷的经验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转发全军推广。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粟裕上报的除前面提到的主动给自己加码的“巧酉电”外，还于1948年1月22日、4月18日分别向中央“斗胆直呈”了“子养电”和“卯巧电”。“子养电”提出了“三军忽集忽分在中原打大仗”的设想，而“卯巧电”更是提出了“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江北打大仗”的战略建议。这两封电报上报军委的同时，都同时上报了刘邓。特别是“卯巧电”还提前征求了刘邓的意见。
粟裕在9月24日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也是得到了刘伯承首先的认可，他在第二天的复电中指出：“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举行淮海战役”。
最终的实践表明，粟裕这些重大的战略建议，都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采纳，并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每一个重大战略建议，刘伯承往往是提前或至少同步和中央了解粟裕的这些战略建议内容。因此，完全可以说，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外，刘伯承也是最早了解粟裕这些战略思维和战略思想之人。
是基于他对粟裕敢打大仗硬仗恶仗的惺惺相惜
粟裕说过：正确的战略决心要靠战役的胜利来实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令华野“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后，粟裕不负期望使命，用陈毅的话说“愈出愈奇，愈打愈妙”，一个接一个大胜仗打。中央军委赞誉说，“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对于粟裕指挥打仗的素质能力，刘伯承也是深知的。而粟裕对刘伯承也是敬重有加。他们两人可以说是都属于用兵如神之人，都属于能打之人。孟良崮战役“猛虎掏心”的铁血，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气魄，都是非常人所为和敢为。俗话说惺惺相惜，英雄惜英雄。由于刘伯承与粟裕经常进行战略战役配合协作，使得刘伯承能够深入了解粟裕所打的每一个大仗硬仗恶仗，这无疑给这种惺惺相惜更是平添了一份率诚与推崇。
举一个例子，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睢杞之战，刘伯承等曾一度认为“我北面分割邱（清泉）黄（百韬）只能作战术分割，无法避免与敌十一个旅以上接触，似嫌歼击企图太多太大”。他还曾这样说过：“象这样的仗，我是不敢下决心打的”。刘伯承说这样的话，一方面表明他很谦虚，另一方面，也是对粟裕敢打大仗硬仗恶仗和连续作战的一个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