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澳门大学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FHC）共同主编、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等。作品曾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首届吕梁文学奖、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优秀学术著作奖等。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代表著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那间街角的茶铺》《消失的古城》《碌碌有为》等。
【正文】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被禁锢了，那么他一定会失去创造力。所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如果他放弃了批判，那么他的学术生命也就结束了。我认为，审视自己是否还有学术创造力的量度之一，就是看是否对新书还保持着强烈的阅读愿望和好奇心。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自己至少还保持着极大的阅读欲望，而且兴趣的范围还比较广泛。
首先是一些人文社科名著和传记，有的过去读过，但是现在又想复读；有的早就想读，过去难以安排时间，现在则挤出许多时间来读；有的是新近出版，想一读为快，不再想拖延。
近几年重读或新读的书包括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芒福德《城市的文化》《历史的城市》、罗伯特·卡洛《权力之路》等等。这些书，一方面是满足自己对一些大问题回答的需要，如国家管理、制度优势劣势、民主与专制、城市发展等。如对克伦威尔和亨廷顿的阅读思考，我便写进了本书那篇对辛亥革命和清王朝覆没的文章中；而对雅各布斯和芒福德的阅读，则是我《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版结论部分讨论的重要出发点。
有的书，我自己读后，则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让我们认识历史的真相，让我们的思维成熟一些。如哈耶克反复告诉人们：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集体主义，力图打破人们的乌托邦幻想。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指出：“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抛弃计划经济而迈向市场经济，但是似乎许多人已经忘了这一点。哈耶克的著作对那些迷恋计划经济的人，应该是一针清醒剂：“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当我在读一些书的时候，我关心的不仅仅是他们所描述的事实本身，首先我关心这个题材，才会去阅读，而它们的表达手法、写作方式，了解这些书为什么广受欢迎，也是我阅读过程中加以认真揣摩和思考的。如杜鲁门·卡波特《冷血》、科尼利厄斯·瑞恩《最长的一天》、盖伊·特立斯《邻人之妻》、斯泰西·希夫《猎巫》等。甚至比较严肃的世界历史著作但是圈内圈外都有影响的著作也读了一些，如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等。
我关注他们如何把各种复杂的资料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以十分清晰、引人入胜的方式展示出来，而各部分又如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无论它们是讲几百年前的小镇故事，还是二战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或者是美国情色社会的秘密。
我还大量阅读了中外作者所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非虚构作品，如岳南《南渡北归》、保罗·法兰奇《午夜北平》、郭建龙《汴京之围》、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曾国藩传》《饥饿的盛世》、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从大都到上都》、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等等。
《却将谈笑洗苍凉》是一本非常有个性的书。说它有个性，是因为哪怕我不用看作者名，只看内容和写法，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姜鸣写的书。他把中国近代与西方发生关系的那些改变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有些甚至是我们在历史书中反复研究和讨论过的课题，如开篇的马嘉理事件，结尾的孙中山伦敦蒙难，通过文献的挖掘、亲身的考察、对来龙去脉的再梳理，用细节来展示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或者没有想到过的历史的新面向，引发我们对自认为已经很“熟悉的”历史的重新思考。
还有一些书出版以后，在学界的反响很强烈，我也会怀有极大的兴趣去找来读，比如说邱捷的《晚清官场现象——杜凤治日记研究》去年出版以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我读了以后，也发现对自己了解晚清的地方社会非常有帮助。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县衙门是清代最基层的官方机构，但是到底知县对地方社会的管理、税收、司法等等功能是怎样运作的，却并不十分清楚，而本书提供了非常多的、有趣的细节。
回忆录也是我的阅读重点，如齐邦媛《巨流河》、李奇微《李奇微回忆录》、黄仁宇《黄河青山》、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曾彦修《曾彦修访谈录》、王鼎钧《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何兆武《上学记》等。通过这些人的传记，来看他们经历后面的历史，这些历史可以是思想的、革命的、学术的、出版教育界的，都是我所关注的方面。
《巨流河》是齐邦媛的回忆录，以抗战和内战的国难为背景，讲述那个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展示在那个时代的巨变中，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怎样纠缠在一起。从书中我们看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以及历史残酷的教训。
尽管这本书已经读过好多年了，但她所描述的在抗战时期乐山听钱穆的讲座的那一个场景，还历历在目：1941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为了躲避日机的空袭，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当时因为前一年的日机大轰炸受损，全城尚没有电力，学生居住分散，他们去听钱穆先生课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在凌晨拿火把照路。座位被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每当想起这个场景，心里边就有莫名的感动，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年轻人还是这样地渴求真知。
最近读了董时进的《两户人家》，是因为老朋友李伯重转给我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说是读我的《袍哥》很好的背景材料，我便立刻把这本找来读。发现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过去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记录。董时进老家是在四川垫江县（今属重庆），曾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农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还在江西省农业院、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机构任职。
这本书其实是董先生的自传体小说，有点类似巴金的《家》《春》《秋》那种性质，完全是根据自己家族和家庭真实发生的事情来写作的。读这本书也让我联想到林耀华的《金翼》，是以真实的家族作为背景的人类学家写的小说。这本书讲述了晚清到民国垫江两户农家几代人的真实故事。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的日常生活、农业和农村经济、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许多细节，比如说村里要请一个教书先生，就会去有学龄儿童人家问愿意出多少钱，一个教书先生每年的脩金是20吊，富的可以出4吊，穷的只出1吊钱。还有诸如农村的土地买卖、兄弟分家、婚丧嫁娶等等的故事，都是非常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