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同年9月25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竟能一占数月。后破围，克郴州、迫长沙，续克汉阳、武昌；再舍武昌、掳民船、挟众75000人（号称50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至1853年3月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定都南京，改名天京，仅用两年时间。
太平军与清军作战图
太平天国能一路攻城掠寨、势如破竹，不是太平军太能打，也不是说清朝军队毫无战斗力，而是我国古代官军将领对付起义部队的作战原则或者说潜规则造成的。
1852年5月，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14000人在北京的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端（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挟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人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地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清廷文书里的"洪杨发贼"，在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逼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人全州，长驱人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攻城影视图
兵势如火，太平天国的气势已燃成大火，要想再扑灭，就不是当初那么简单了。当时如洪、杨胸怀大志，舍南京三城，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
太平天国发展示意图
谁知洪秀全和杨秀清安于现状，采取守势，白白浪费掉了先手机会，与清军形成对峙和消耗战了。
为更清楚理解所说不差，我们再回头了解下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后一段时间的情形，就可清楚无疑了。
且看在我国近代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在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即秦日纲）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村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事后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客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由于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12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革命群众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300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借教主38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1851年1月11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环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为何如此说，可从另一方面举证。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欢喜写"诏谕"的教主。但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墨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
"金田起义"既没个确切地点，也没个确切日期，更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圩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这句话，才是真实可信的。
同年9月25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永安封王
事情遂一发不可收拾了。
参考：《从晚清到民国》 唐德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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