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这就像文明起源问题是人类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一样。不断恶化的环境，尤其是日益频繁的气候灾难迫使人们对气候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气候早已从一个貌似偶然的科学问题上升为一个需要全球共同关心的人类生存问题，它也因此是当代文明的核心问题之一。笔者认为，气候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也很可能是促使中国文明诞生的决定性因素。
一
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经历了从一元论到多元一体论的变迁。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直观认识，传统的一元论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考古学家在中华大地尤其在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进行了诸多重大的考古发掘，使传统的一元论受到挑战。但史前阶段的多元并不妨碍人们仍然承认中国文明实质上首先是在中原成长起来的，这就是多元一体论。这提示我们，应该对“中国文明”与“中国的文明”进行区分。“中国的文明”是对中华大地上存在过的诸多文明样式和形态的总称，它主要强调地域。“中国文明”基本等同于华夏文明，它更多地强调这种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因此，“中国文明起源”的实质是，在诸多史前“中国的文明”中，是哪种或哪几种“中国的文明”如何导致了“中国文明”在当时当地以那种方式诞生。
关于史前“中国的文明”，苏秉琦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区域论：（1）陕豫晋邻境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由于“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因此，六大区的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
张光直先生则以另外的说法表述了大致一样的意见。他说：“这个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可以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便是历史时代中国的地理区域的基础，而圈中所有的区域文化都是历史时代中国文明的源头”。
不过，这种回答很难满足我们对这一问题更深入探究的好奇心。
严文明先生的研究更多地满足了我们这种追根究底的愿望。他说：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有两个因素需要特别留意，一个是地理环境，一个是史前文化背景。长江和黄河流域，气候适宜，有宽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壤，分别成为稻作和粟作农业的中心，是东方的“两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虽并不见得比周边地区高，但因处于中心位置，能博彩周围各区的文化成就并融合发展，因此成为华夏文化的发源地。
二
诸多学界前辈和同仁对地理环境和史前文化背景的强调和分析，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他们或者主要只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来看待地理环境，或者虽然认识到气候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的路径和意义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正是这种对气候影响的路径和意义把握的不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史前文化背景的认识，妨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真相的进一步把握。关于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有关环境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海外学者也有初步的研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主要特点归结于黄河流域的干旱和半干旱。
“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要求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
“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遍及全国或者至少遍及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
这就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他误认为中国的治水事业甚至在大禹时期就开始了，但实际上灌溉农业在中国的出现不早于西周春秋时期。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也有天才的猜测，他看到中原地区在“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虽然他不能断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文明首先在黄河流域起源，“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象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
笔者认为，汤氏所无法断定的那种促使华夏文明诞生的挑战就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因素。如果地理环境与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找到特定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之间关联的具体路径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解决了怎样运用以石头为主要材质的工具与土地（及土地上的作物）打交道的问题，因此，“农业发展的土壤阶段”可能是比“新石器时代”更能反映其时代本质的一个概念。在此之前，人们通过长期的采集，确定了农业生产的品种，我称之为农业发展的品种阶段。在生产的土壤阶段，从辽河到珠江流域，都有新石器文明的痕迹。解决了土壤的问题之后，人们还必须和气候打交道，因为生产离不开大自然的阳光和雨水，这就是农业发展的气候阶段。有些地方，比如珠江流域，生长期如果不是无止境的循环往复，也一定是足够长，而且大致上总是伴随着充分的降水，气候问题基本没有意义。生活在那里的祖先在解决土壤问题之后，当时的生产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紧迫问题了，问题的消失使他们对自然的思考停顿下来，由此导致文明在生产进入土壤阶段之后的长期停滞。黄河流域北部或以北的燕辽地区，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无霜期太短，当后来气候进一步变冷后，人们基本放弃了在那里进行农业生产的努力。“红山文化的发达，正是当地气候环境较好的时期。……而约从公元前3000年起当地气候向干旱化方向变化，加速恶化了红山文化赖以存在的环境，这也许是导致红山文化崩溃的重要原因”。
长江流域的季节划分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但其温暖的生长期足够长，可以允许有相当时段的浪费，并且总伴随着充分的雨水，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容易地解决了生产的季节问题。主要是对生产季节问题的解决，使那里的稻作农业水平即生产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导致文明的空前繁荣。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明（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良渚文明（约始于公元前3300年）比同时期黄河流域文明的先进性盖缘于此。但它们都先后于公元前2500年及公元前2300年左右衰败了。
关于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气候变迁，连年淫雨和洪水，摧垮了这个社会。水灾历来最容易被当作历史糊涂案的祸首，但这是个明显靠不住的猜测。有人试图从良渚社会的内部结构寻找原因。有研究者认为，良渚社会里权力的加强和集中、统一的宗教思想的形成，都出自人为的精心设计和干预。而凭借信仰建立起来的社会调控体系，由于缺少经济联系等更基础的内容，其实很脆弱。“终有一天，宗教色彩日益浓重而变得极端和僵化的社会调控机制，再也无法应对任何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形势的变化时，整个社会系统便一泻千里般地崩溃了”。把一个古代社会的衰亡归结为宗教方面的原因是可疑的。良渚社会存续了800年左右，此前更有漫长的发展，一个曾经长期稳定、发展、繁荣社会的权威和宗教体系的形成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根源，断不是个人异想天开、装神弄鬼的结果。而根据我们的知识，几乎所有的史前社会都由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来维系。
不过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人们有关石家河文明衰落的讨论。考古学家认为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氛围似乎没有良渚文化那么浓厚。一种观点把它的衰落同样归结为水患，但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它不能解释石家河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之前长达数千年的连续发展而竟然没有被水毁。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曾经是石家河文化扩张的地盘后来重新被中原文化所覆盖，同时期，石家河文化的大批城址也被废弃并出现大量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这使他们联想到史书上传说的尧、舜、禹对三苗的战争。“这两大文化区之间的折冲趋势，竟和文献传说的记载很合拍。看来，长江中游社会文明化进程的中断，和其在军事上的不走运有关”。但如果当时相对落后的中原文明真能劳师远征摧毁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明，那只能说明石家河文明早就衰朽了。
笔者的意见，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其文明进程中断和衰落的具体情形已经很难猜测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探讨其之所以衰落的根本原因。即使上述所列的各种导致其衰落中断的具体原因都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这个文明发展到那一阶段已经是枯株朽木，完全丧失了创新和进步的能力，甚至丧失、忘却了他们的祖先早就具有的生存智慧。
关于文明的衰落，汤因比说：
“文明衰落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三点：少数人创造能力的衰退；多数人相应地撤销了模仿的行为；以及继之而来的全社会的社会团结的瓦解”。
社会团结的瓦解表现为社会分裂，即一个社会或者分裂为很多国家，或者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并彼此争战不休，这导致社会丧失自决能力。汤因比反对用环境的因素来说明一个文明的生长和衰落，在文明生长的过程中，
“挑战并不是从外部来的，而是从内部涌现的，胜利的应战也不以克服外部的障碍或外部敌人这种形式出现，而是以内部的自行调剂或自决的形式出现”。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汤因比这样的说法：原来“创造的”少数人变成了后来“统治的”少数人，这不仅导致“少数人”创造能力的衰退，并在新挑战到来时成为正确应战的坚决反对者。但是，笔者怀疑的是，一个社会“少数人的创造能力”为什么会衰退消失呢？汤氏完全正确地反对种族会总体衰退的说法，他更反对少数人的创造能力是通过遗传传递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正确地假定，一个社会的“创造能力”至少应该总是潜在地存在着，如果历史在某个时刻需要这种创造能力，它就会冲破“统治的少数人”的束缚而成为新的“创造的少数人”。
笔者认为，一个文明尤其是早期文明的衰落也应该象文明的起源一样从外部环境中去寻找根本原因，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落本质上都与环境有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为什么会在此前的几千年中稳步地蒸蒸日上呢？主要是由于其在生产的土壤阶段之后遇到了生产的气候问题，这个适度的挑战使文明生机勃勃。在上千纪的年代里，他们解决了生产的季节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肯定以某种形式表现在他们的宗教或文化中，并造就这个文明特有的社会权威结构体系。但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外部环境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继续为他们的生产提出新的现实的问题——环境并不总是提出问题的——他们开始进入漫长的简单重复和因循守旧，长期的因循守旧导致原有生存智慧的逐渐忘却，也就是汤氏所说的“创造的少数人”变成了“统治的少数人”。当这个文明的统治意识（通常表现为“宗教意识”）最后僵化到对现实本质生活的完全忘却或背离，社会就会上演各种形式的文明自杀或它杀。在没有文字和自觉历史观念的情况下，这是在各地的野蛮世界到处发生的情形。所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不可能是“突然崩溃”的，几百年的时间在考古学上可能很“突然”，但却足够演完一出没有文字和自觉历史观念的文明自然腐朽衰亡的历史剧。
无论是在燕辽地区的红山，还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石家河与良渚上演的文明兴衰，都没有进入后世中国文明的视野和记忆，虽然完全不排除他们的有些文明成果后来辗转被后世的中国文明所吸纳，但它们都不能算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三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长期比长江流域短得多，季节的划分在这里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当时农业生产效率的首要问题，因为生产开始得太早或太晚都将意味着很少甚至没有收成。当居住在黄河流域的祖先开始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把握天道季候变化的基本规律，而且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某种形式转变成了他们关于自身最早的共同记忆，华夏文明就诞生了。他们分别以龙凤崇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并把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由图腾崇拜发展为祖先崇拜以形成部族记忆，再通过龙凤崇拜的不断融合最终形成华夏民族关于自身最原初的集体记忆。
龙崇拜的原型是闪电崇拜，其意义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以闪电在隆冬过后的第一次出现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即春天的开始。龙的原型是闪电，并且与季节和降水有关，这在文献中有很多或明或暗的提示。汉字中的“神”字，从示从电，从电应该与闪电崇拜有关。《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里对龙的描述与闪电的关联及其历法意义一目了然。最早的文献《易经.乾卦》中有“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说法，这应该缘于古人在不同时令条件下对闪电的观察，“潜龙勿用”，即龙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不要进行农事，其历法意义直白而实用。
凤崇拜的原型是玄鸟崇拜，其意义是东部沿海和江南以家燕的到来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即春天的开始。《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说的是玄鸟生下了商人的始祖“商”，并开辟了殷商。
由此，笔者把中国史前文化背景大致划分为两大文化区：龙文化区和鸟文化区。鸟文化区北起燕辽，向南主要包括山东半岛、江浙、江西和两湖，在这片广大的区域内出土了大量的鸟形刻符，这里是家燕迁徙的主要通道，人们方便地根据家燕的定期到来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龙文化区以中原为核心，包括黄河中游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在这片区域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枝丫状刻符，笔者把它们解读为先民对闪电的素描，是龙崇拜的痕迹。有趣的是，裘锡圭先生在对甲骨文时代之前各地出土的刻划符号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根据符号的外形，把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几何形符号为主（即笔者所谓“枝丫状”）；另一类以象形符号（很明显是鸟形）为主。
在华夏文明的前夜，“两河流域”的先民们为了解决生产的季节问题，分别发展了龙鸟崇拜。由于南方在降水问题上的优越性，其比同时期北方文明的先进性就容易理解了。也由于其在降水问题上的优越性，长江中下游的文明在解决季节问题之后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干旱，他们在解决季节问题之后，还面临着更加变幻不定的降水不足问题。显然，中西部的龙崇拜比海岱地区的鸟崇拜在解决降水问题上更加直接，所以首先由中原地区龙崇拜的部族创造了夏文明，并标志着华夏文明的诞生是必然的。但龙文明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华夏文明的出现，只是在龙文明与凤文明冲撞融合之后才分别诞生了夏、商时代的文明，龙凤文明的融合成就了华夏文明的主体。
关于文明诞生的标志，曾经有许多有益的讨论。很多学者先把“文明”的各种元素逐一界定清楚，然后到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如邹衡把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当作“文明”的标志。但世界上很多公认的古代文明社会都不符合这一标准。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但是这导致了人们对国家的概念及其考古学元素是否出现的更随意的争论。笔者的意见，一种文明是否诞生的根本标志是这个民族是否以某种方式形成并成功地传承了关于自身的原初集体记忆。我们之所以习惯于把夏当作华夏文明的肇始和源头，是由于华夏民族关于自身的最早集体记忆是从那时开始的。
语言是记忆的载体和存储器，无论是哪个发展阶段的文明都应该有某种形式的语言，语言的发达程度是记忆丰富度的标尺。但仅仅靠语言保留的记忆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出错，为了更好地保存记忆，人们发明了书写的文字。根据现有的材料，中国的文字是由凤崇拜的商民族首先发明的，这其中的理由颇值得玩味。笔者的推测，龙崇拜的部族以闪电作为图腾，由于闪电与降水的直接关联，他们可以通过图腾崇拜直接解决降水问题，这可能导致他们遇到其他次级重大问题时，也习惯于直接向图腾神祭祀请求，这种思维模式妨碍了龙崇拜的民族发展出更高水平的自然神信仰。我们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刻划符号与此前中西部地区如半坡、姜寨的刻划符号基本没有区别，这可能表明这些在时间上跨度很大的考古学文化在精神信仰方面总体上的稳定性。不过，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龙文化的民族逐渐发展和完善出了一套大致上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进一步解决疑难问题的筮卦体系，这就是后来的《周易》。应该不是巧合，《易》对其基本元素爻的表示与中西部地区的刻划符号一脉相承，这可能暗示了这套系统与龙崇拜的高度相关。鸟崇拜的部族，由于其图腾神燕子和降水缺乏直接关联，当他们遇到降水及其他生活问题时，需要祈求于新的神灵，这迫使他们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更高水平的自然宗教信仰，这就是以鸟崇拜为原型的帝信仰。甲骨文中的“帝”是在诸多具有具象的自然神之上、有相当抽象意义的至上神。由于帝的抽象性，人们对帝的意见的推测不同于以往对图腾神的直接请求，而采取了占卜贞问的方式，正是在占卜的过程中，商人发明了文字。
华夏文明的诞生缘于龙凤文化的冲撞融合，这在考古学和历史文献两方面都有明确的证据。从考古学来看，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文明源头的二里头文化，被分为一到四期，但究竟哪几期是夏文化、哪几期是商文化，几十年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这说明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特征比较模糊。二里头文化位于龙凤两种文化交汇重叠的前沿地带，这种模糊表明它既不是纯粹的先夏文化（龙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先商文化（凤文化），而是这两种文化融合后的新品种。从历史文献来看，《尚书》中有关于禅让的记载，尧帝是源自西部龙文化的代表，他禅让给舜，舜是源自东方鸟文化的代表，舜让给禹，禹是炎黄系龙文化的代表，禹正常要让给皋陶，但皋陶早死，就让给益，皋陶和益都是东夷族人。所以禅让的实质可能是龙凤两大部族在中原相遇后，势均力敌时采取的一种轮流担任共主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启代益之后被破坏了，启最终确立了王位在炎黄族系内世袭传递的制度。
四
但如果由此仅仅得出华夏文明起源于龙凤融合的结论，则仍然是表象的。必须进一步看到，促使这种冲撞融合得以发生的最深刻动因是寻求对生产气候问题在当时条件下的进一步解决。龙凤两大部族在中原的相遇缘于龙民族的东进和鸟民族的西迁。他们当时的这种运动迁徙应该不可能是由于土地对人口的压力。笔者猜测，促使他们起初迁徙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由于当地气候在客观上的干旱或他们主观上对其认识的偏差，他们要寻找更适合生存的乐土。乐土虽然没有找到，寻找的努力却结出了丰硕的文明果实。因为寻找新地的过程也是一个试图克服干旱和了解大自然天道气候变化规律的过程。华夏文明的诞生基本与青铜时代的到来同步。青铜器主要不作为生产工具而作为礼器是史学界长期的困惑。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考古文化中，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特色是玉礼器的重要性，中原地区则以陶、石礼器为主。在二里头文化中，青铜器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因素变得空前重要起来。二里头文化的冶铜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其冶铜业对其农业生产似乎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因为其生产的主要工具都与此前的时代没有差别。
这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他们坚信，从史前到夏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应该有明显的提高，不然就不可能支撑中国文明在当时发生的历史性进步。但从史前到夏商，农业生产的工具一直都是磨制水平和器形组合长期稳定的石器，看不出农业生产技术明显进步的物质表现。张光直甚至认为，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中国古代文化的不断跃进，并不伴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质的进步。同时，更多人从社会等级、社会整合的角度看待青铜器的礼器功能。由于学术背景的缘故，张光直的说法最直接：
“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
中国古代文明进步的动力不是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几乎完全是靠生产劳动力的增加而造成的，即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
青铜器的礼器功能长期主要只从社会等级与整合的意义去把握，这无疑是不够的。对于冶铜这一重大技术发现，当时的人们有这样几种可能的运用：手工工具、狩猎或武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或奢侈品。青铜作为手工工具、狩猎与武器的用途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但手工业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具有太大的重要性，狩猎也不是农业民族主要的食物来源，战争更是偶然的情形，所以，它们都不是青铜的主要表现形式。用铜做生产工具无疑应该比石器更加有效一些，但仅仅处理与土壤尤其是质地疏松的黄土有关的生产问题，石器无疑是够用的，用铜代替石头松土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奢侈，所以人们理性地放弃了这种可能。用铜做生活用品或奢侈品显然是最具诱惑力的选择。青铜技术的发明很可能来源于制陶即生活用品的制作。铜制品不仅美观，而且坚固耐用，铜之稀少，还足以表示财富、身份和权力。青铜器最主要的用途实际上正是如此，无论是炊器、酒器、食器、乐器或饰物等，都表现为生活用品或奢侈品。不过从现存青铜器的样式来看，它们绝大部分不是活人的生活用器，而是给神或死去的先人使用的，即祭祀用具或礼器。
所谓祭祀，最主要的就是请神吃饭和给神送礼。祭祀显然有比青铜器更漫长的历史。在青铜出现之前，人们主要用陶器请神吃饭。人们之所以在自己吃饭都有问题的时候还要大方地请神吃饭，无非是要请神帮忙，即请神帮他们带来好收成。收成的好坏在土壤的问题解决之后主要处决于气候，即是否风调雨顺。根据甲骨文和其他文献，当时祭祀的对象和目的主要都围绕农业生产及由之决定的社会生活来进行。人们对大自然天道气候变化规律的无知，被表现为神的暴躁和贪婪。由于对大自然变化的规律（神的性格）不了解，人们不得不委屈地把最好的食物用最好的器皿献给神，人们对神的态度类似于小民对贪官的想象。当青铜制品成为现实，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用青铜制品敬神，敬神即解决生产中的天道季候问题是当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
因此，夏商时代的青铜礼器首先是先民和大自然的天道季候打交道的中介。祭神的过程表象上是媚神，本质上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握大自然天道季候变化规律的过程。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商代包括王在内的统治者都表现为巫或与巫有关，他们既是各类祭祀活动的主持者，也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和参加者。巫并非人人可得而为之，巫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分子。从文献来看，至少王以外的巫的传承与血缘的关系并不密切。商代最有名的辅佐伊尹和傅说都出生微贱。《国语·楚语》观射父的讲话更明确地说：
“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明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说文》说“巫”与“工”同意，即巫是知天知地、沟通神人的传媒。巫失误之后的受罚也很有趣，巫求雨不效，有曝巫即爆晒，最严厉的是焚巫即“以身为牺牲”。根据诸多先秦古籍，如《墨子》、《吕氏春秋》，桀之灭亡是由于连年大旱，他无力解决干旱问题，因此丧失了统治合法性，被商汤放逐。商汤在克夏后因为干旱也不得不“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大悦，雨乃大至”，汤之被后世称为圣王很可能是由于他运气好。但汤的这种事迹不符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主义精神，所以儒家的经典《论语》对此事的记载进行了删节。
由于组织、领导并参加社会生产是当时社会管理者的首要职责，也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最深刻根基，因此，笔者把中国文明的夏商时代称为专家时代。当时社会生活的首要任务是处理与生产有关的天道问题，以王为首的巫师集团是当时生产、生活的专家和带头人，青铜礼器则是他们研究和把握大自然意志的“仪器”，青铜礼器的社会整合功能只是其生产功能的必然附属物。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从土壤阶段到气候阶段的跃进。
一旦人们把握了大自然天道季候变化的基本规律，青铜礼器的功能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晚到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气候阶段基本结束，人们开始尝试运用地表水以弥补降水的不足与不调，这就是农业发展的灌溉阶段的开始。此时，青铜礼器的“仪器”功能日渐淡出，首要功能开始演变为社会整合。夏商时代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记号的族徽外少有铭文，这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青铜器是完全属于神的神器，人由于对神即自然的畏惧，不敢在上面留下关于自身意志的痕迹。而西周之后青铜器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开始出现长篇铭文，铭文的内容多为时政大事、家族荣耀、地位和财富。越到后期，铭文的内容越多鸡毛蒜皮，很多小人小事亦作器铭文以志留念，这说明青铜礼器神圣性的日益堕落。随着灌溉农业的出现和需要，青铜礼器终于洗净铅华，在春秋时期进一步下渐为灌溉农业时代的直接生产工具即挖掘工具，并迅速被铁器所取代。这个过程也是中国文化人文主义转折的过程，这就是道德时代的开启。不过，对道德时代的研究在本文的视野之外。
由此观之，中国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起源是由当时那里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即气候决定的，文明在当时的表现形式以及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主要精神气质的形塑，都直接与中国文明的祖先对气候问题的那种解决方式相关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这种理解，有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人类对于自然的自负，并促使人们更加正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影响。(节选自谌中和：《气候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