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最大的一次战役。作为战役的最先提出者及组织指挥者，粟裕曾回顾说，淮海战役是他在解放战争中指挥的三个最紧张的战役之一，而整个战役中，最紧张的又是第二阶段。他认为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是整个战役承前启后的阶段，全战役的关键。为此，粟裕超负荷运筹思维，曾连续7昼夜没有睡觉，率华野数十万大军，南阻北顶, 纵横驰骋，频繁往返作战，以保障主攻战场。不仅如此，他还适时转用兵力，挥兵一部增援中野，投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为赢得战略决战第二阶段的胜利，为实现整个战役的转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仅就粟裕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所表现的高超的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进行分析探讨。
通过能动预见战局发展走势始终把握战役主动权
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曾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粟裕在战役进程中的“先知”能力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对几个至关重要的战局走势判断上，粟裕把握得非常准确、非常及时、非常客观。
能动预见黄百韬被歼灭后，敌队进宿县打通津浦线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即围歼黄百韬兵团尚未结束之时，粟裕即根据他对战局发展变化的判断，能动预见指出：“黄百韬被全歼后，估计邱（清泉）李（弥）兵团有收缩徐州附近之外围守备，和待机配合黄维、李延年由南、北、西南以宿县为中心对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联系之极大可能”。战局发展实践证明，粟裕能动预见极富科学性、正确性。蒋介石在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后，果然命令邱李、黄维、李延年三路对进，以打通津浦线。此时，粟裕早已做好了打破敌三路会攻计划的一切准备，使得蒋介石刚一施行这一计划，便宣告破产。
能动预见杜聿明撤离徐州，其退逃方向为西南方向。对于杜聿明集团撤逃徐州，粟裕判断最大可能是向徐州西南方向。为此，他把华野在北线的7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并把注意重心放在西南方向。同时，粟裕还于11月30日上午，提前令南线钳制、阻击集团“主力即北返宿县、大店集、朝阳集、渔沟集地区集结待机”，准备追歼杜聿明集团。当日晚上，杜聿明集团果然开始退逃，并自以为退逃行动突然而迅速。然而，粟裕更快，已比敌突围提前近10个小时调南线主力北上，会同北线部队，一道追歼合围杜聿明集团。高速度、快节奏的大兵团作战，时间往往以分秒计，而粟裕却能争取到近10个小时，这是极为难得的，为确保追上并合围杜聿明集团争取了最大的主动。
能动预见黄维兵团负隅顽抗，"三天解决"不了黄维。黄维兵团被合围后，一度曾“估计三天内可解决战斗”。据此，中央曾要求黄维被歼后华野乘势诱歼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而粟裕根据打黄百韬的经验，认为“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歼战”。基于此，粟裕将此时节的作战部署牢牢建立在三天不能全歼黄维的基点上，并以此作为华野部署钳制、阻击作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当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后缩没有打上时，粟裕没有令部队穷追猛打，以避免与李、刘兵团粘上。后来，恰好因为没有粘上，当北线杜聿明集团撤逃徐州时，使得粟裕又从南线调集三个纵队一块参加对杜聿明集团的合围。
通过把握好各个阶段环节转换与衔接努力推进战役进程。
大兵团作战，各参战力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大的战役，往往是由一系列子战役战斗所组成，包含若干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又有若干个环节，战役指挥员只有熟悉全局，并从战略的高度上考虑问题，把全局和局部很好地联系起来，把作战的每个阶段和环节有机地联合起来，适时把握好大兵团作战各个环节的转换与衔接，才能把战局不断推向前进。
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整个过程中，敌情变化复杂，作战转换频繁，这给战役指挥员粟裕的战役指挥带来了极为严峻的考验。由于他站在战略的高度上，通关全局，很好地关照了大兵团作战各个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并十分重视各个作战环节的转换与衔接，所以他总能处于主动，不断把战局向前推进。从对黄伯韬兵团的围歼战转换到为保证主攻黄维兵团，而对南北两线敌人的钳制阻击战，从钳制阻击战转换到对杜聿明集团的追击合围战，再到从合围部队中抽调部分兵力，参加对黄维兵团的围歼战，战局发展仅仅以“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与逐渐歼灭之”为总的战役目标，一环紧扣一环，环环相扣，直至总目标的最后实现。
粟裕在筹划指导第二阶段作战时，还特别注意把第二阶段的作战与整个南线决战有机联系起来，他认为第二阶段的作战，既是南线决战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又有其特殊性。多年后粟裕在谈淮海战役时曾深刻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役承前启后的阶段，全战役的关键，他关乎能否最终打成南线决战，能否最终打胜南线决战。战役指挥员必须牢牢把握这一阶段作战的这一特殊性。正是由于粟裕从宏观上对南线决战这些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所以，不管第二阶段作战如何变化多端、纷纭复杂，他却始终能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机敏果断，“运筹自如的指挥作战”。
通过抓住战役指挥重心实现对战局的牢牢把控。
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对于他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粟裕把这一思想灵活地运用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实践中。粟裕认为，战役指挥的重心放在哪里，对能否掌握战场主动权关系极大。
当时中央军委曾根据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对作战任务相应作出过多次设想和调整，直至最后确定围歼黄维兵团作为第二阶段的主攻。华野主要作战任务因之调整为钳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及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并以必要兵力直接参加打黄维。
作战任务的变换，并不意味着任务的减轻。因为，尽管当时华野、中野数十万大军分三处作战，但敌徐州杜聿明集团有三个兵团近30万人，且作战能力较强，比其他两个作战方向敌军的总和还多。抓住这一大坨子，不使其与黄维兵团靠拢，保证中野有足够的时间围歼黄维，无疑是稳妥控制战局的第一要着。
不仅如此，粟裕还认为：“在作战指导中要注意处理好第一仗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打第一仗要为第二仗、第三仗创造条件”。大兵团作战尤为如此。这次抓住杜聿明集团，不仅确保围歼黄维兵团，而且为下一阶段直接歼灭杜聿明集团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因此，粟裕一直把徐州敌人的动向视为自己指挥关注的最大问题。
正是由于粟裕抓住了战役的主要矛盾，时刻保持兵力重点使用方向与指挥重心位移相一致，使得杜聿明组织全力增援黄百韬作战也好，南下向宿县对攻打通津浦路联系也好，突然撤逃徐州也好，粟裕都能积极应对、妥善应对、高效应对，致使号称国军“第一名将”的杜聿明在与粟裕斗智斗法中始终处于被动，始终处于下风，最终落得个被全歼的命运。
通过适时集中和转用兵力达到以劣胜优以少打多。
淮海战役战前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80万对60万。尽管经过第一阶段作战消灭了敌18个师，但从总体上我仍不占有优势。尤其是第二阶段华野分三处作战，三处均感兵力不足，这就客观上要求战役指挥员只有靠活用各种战法，以适时集中和转用兵力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从而达成以劣胜优以少打多。
在适时集中和转用兵力的作战指挥艺术方面，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桥战役、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苏中战役、豫东战役等一系列战役实践，使得粟裕在集中和转用兵力的指挥艺术方面达到了驾轻就熟的程度。针对敌优我劣的战场态势，粟裕曾深刻总结说：“我们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只能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华野大军三处作战都体现着他善于集中和转用兵力的指挥特色。尤其是他从合围杜聿明集团中抽调三个纵队转用于围歼黄维兵团，更是对稳定第二阶段的战场态势，尽早完成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粟裕手中兵力使用已达极限，根本无预备队可用。而据息敌援兵则正向蚌埠开进。粟裕认为，南线阻击力量原本薄弱，如不果断调整部署，加速战役进程，很可能因南线阻击吃紧而影响全盘作战，甚至会出大乱子。于是，粟裕果断建议：“再由此间（指从合围杜聿明集团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解决了黄维，可能不敢北进），我们再集中华野解决杜、邱、李兵团”。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天电话回复粟裕，完全同意粟裕的建议。围歼黄维兵团的兵力加强后，仅用5天便将其彻底消灭。敌南线部队见黄维兵团被歼，正如粟裕预料的那样，根本不敢北进，只得逃之夭夭。此时，我已有足够兵力围歼北线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决战大胜局面由此奠定。
复杂多变的敌情，扑朔迷离的战场态势，给粟裕驾驭战场变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的灵活运用兵力的指挥艺术得到了高度的发挥，为促进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尽早完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多年后，粟裕在谈淮海战役时曾总结说：“在第二阶段，华野部队因部署多次调整及转移使用兵力 ，作战行动很紧张。华野共16个纵队，先后归中野直接指挥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有第7、第13、第3、鲁中南纵队及特纵主力共5个纵队；另以5个纵队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保障中野侧背安全，并作为战役预备队；而追击合围杜聿明时最大使用兵力为11个纵队。这不仅可以看出转移使用兵力之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兵力使用已达到极限了”。
通过密切协同和勇挑重担充分发挥大兵团整体作战优势
协同配合问题，既是大兵团作战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战役指挥员组织指挥的重要内容之一。协同配合得好，可充分发挥大兵团整体作战的优势，收到1+1>2的效果。纵观古今中外战史，那些名将名帅无不重视作战中的协同配合问题，在这点上粟裕更不例外。研读《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不难发现，每次战役战斗中的协同配合问题，总是粟裕过后总结讲评的重点问题，由此足见其对作战中协同配合问题的重视程度。
淮海战役是我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各集精锐，一决雌雄，战场范围大，作战节奏快，持续时间长，战况紧张激烈，是其突出的特点。除两大野战军宏观上的战役协同配合外，具体的还存在着战役不同阶段之间的协同配合问题，如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协同配合问题，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协同配合问题；不同战役方向之间的协同配合问题，如主攻方向与钳制、阻击方向的协同配合问题；不同样式战斗之间的协同配合问题，如围歼战与钳制、阻击战斗的协同配合问题，等等。协同配合内容多且十分复杂，给战役指挥员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为把握好这一问题，粟裕着力做到：
一是紧紧围绕“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与逐渐歼灭之”这一总目标，树立决战一盘棋的思想，自觉把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放到战略的高度，因而从宏观上较好的把握了两大野战军战役协同配合的要旨。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考虑到此次战役规模很大，粟裕即主动向中央军委建议：“请陈（毅）军长，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从而在组织上较好地解决了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及协同配合问题，并为后来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提供了基础。从淮海战役的整个过程看，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浑若一体”，充分发挥了大兵团整体作战的优势。
二是发扬敢打大仗，硬仗、恶仗和连续作战的精神，以勇挑重担来处理协同配合问题。当初设想的淮海战役，主要由华野担负，中野只是在战略上配合，最后两大野战军由战略上的配合，发展到战役上的协同配合。考虑到中野在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损失较大，粟裕在组织协同配合的过程中，上级赋予给什么任务则坚决完成什么任务，从不计较代价，甚至还主动地给自己加码。原本上华野经过第一阶段围歼黄伯韬兵团5个军的作战后，曾一度被认为“刀锋似已顿挫”，但华野敢打大仗、硬仗、恶战的精神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得到了高度发挥，“刀锋”非但没有“顿挫”，反而经过第一阶段战火的洗礼、磨练，更加“锋利无比”。
作为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在淮海战役过后，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在总攻的时候，中原各纵伤亡达2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战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从另一个侧面讲，邓小平的话，既是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配合的真实反映，也是华野敢打大仗、硬仗、恶仗和连续作战精神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