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24日，这一天正是毛岸英8岁的生日。当天晚上，湖南反动军阀何健派出的密探余连珊带着60多名清乡队员冲进了长沙县板仓的杨宅，抓走了杨开慧和毛岸英。杨开慧入狱后，她的母亲向振熙辗转来到南京，找到了自己丈夫的好友章士钊和蔡元培等人，拜托他们想办法营救自己的女儿。章士钊和蔡元培想了许多办法，虽然未能救出杨开慧，但却使她在狱中的处境有了不小的改善。
杨开慧之所以被捕，和叛徒任卓宣有很大的关系，叛变前，他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杨开慧被捕后，这个叛徒又给何健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何健听后认为很有道理，就派人对杨开慧说，只要她公开宣布和毛主席脱离关系立即就可以获得自由。结果被杨开慧断然拒绝，她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何健的图谋未能得逞后恼羞成怒，决心对杨开慧下毒手。1930年11月14日，他派自己的亲信晏国务率领特务营四连二排担任枪杀杨开慧的任务。荷枪实弹的特务营士兵将杨开慧押到了郊外的识子岭刑场，随着晏国务一声令下，刽子手帅保云举起了罪恶的驳壳枪，朝着杨开慧的后背连开了两枪。见杨开慧应声倒地，帅保云便将驳壳枪插到腰里，转身离开。罗国林和姚楚忠给杨开慧的尸身松开绳索，紧随大队人马离去。
不久后有人报告说杨开慧并没有死，晏国务当即命令姚楚忠前去补枪。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直奔识子岭，看到杨开慧还有一丝气息后，这个冷血的刽子手没有半点怜悯和同情，而是恶狠狠地举起了手中的驳壳枪。杨开慧最终牺牲，年仅29岁。之后她的遗体被亲友运回板仓，葬在了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当时毛主席正指挥红军在江西和蒋介石的30万大军作战，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悲痛，给杨家写信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主席对杨开慧有着很深的感情，建国后还经常怀念她。1957年，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毛主席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以寄托对杨开慧的哀思。1974年7月，杀害杨开慧的凶手姚楚忠在湖南醴陵县被执行枪决。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在组织的营救下获释。为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的安全，毛岸英的舅母李崇德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了上海，送进了大同幼稚园。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行动队队长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他长期在中央特科任职，掌握了许多机密情况。叛变后，为了邀功请赏，他交代了许多机密情报，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安全起见，大同幼稚园解散。1936年，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苏联，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从大同幼稚园解散到前往苏联，这中间的几年，是谁在照顾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生活呢？
1955年，公安机关在办理”潘汉年案“时，顺着线索逮捕了一个名叫董其清的老人，他过去曾经和潘汉年单线联系。公安人员在对他审讯时，这位老人说自己的原名叫董健吾，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呢？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上海的青埔镇，由于家境优渥，他从小就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23岁那年，他考入了圣约翰大学，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成了校友。
毕业后，董健吾后又去神学院进修了两年，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后来他受邀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布道，并担任冯玉祥儿子的英文老师。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介绍下，董健吾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一名地下党员。1928年冬季，董健吾重新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
1930年春季，在陈赓的要求下，董健吾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在大同开办了一家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在上海的子女。当时澎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女儿、蔡和森的儿子和李立三的女儿都在这里生活和学习。1930年冬季，杨开慧牺牲，三个孩子被其舅母送到上海，进入了大同幼稚园。半年后，时任中央特科行动队队长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
之后毛岸英和毛岸青便由董健吾负责照顾，1933年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往瑞金，对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经济资助也中断了。当年为了开办大同幼稚园，董健吾几乎耗尽了家财，家境也大不如以前。临时中央迁往瑞金后，董健吾的妻子对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态度变得很不好，兄弟二人被迫出走，一度流落街头。期间，毛岸青还受到了特务和反动军警的殴打，头部受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后来董健吾又将毛岸英和毛岸青找了回来，并在1936年春季的时候，通过张学良的关系，将兄弟二人送到了莫斯科，进入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当时中央红军已经通过长征在陕北胜利落脚，美国著名的记者斯诺十分想要了解红军的情况，在和宋庆龄见面的时候，提出了想去陕北采访的请求。宋庆龄联系到了董健吾，之后在董健吾的护送下，斯诺顺利来到了陕北。
在陕北，斯诺和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见了面并进行了长谈，而且他还采访了许多红军高级将领。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记者来到苏区采访过。斯诺通过自己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对红军官兵有了一个比较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并据此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不少许多爱好和平、支援和同情中国人民的人，从《红星照耀中国》中得到鼓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
他们当中比较著名的有白求恩、柯棣华、史沫特莱、爱泼斯坦和索尔兹伯里等人，其中白求恩医生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国际友人之所以能在当时来到延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影响。而斯诺之所以能顺利从上海穿过重重阻力来到延安，董健吾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董健吾回到上海后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和他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因工作需要去了香港，董健吾由此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
1955年，公安机关在办理”潘汉年案“时，顺着线索逮捕了一个名叫董其清的老人。老人向办案人员说自己的真名叫董健吾，曾经在中央特科做过情报工作，期间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办案人员听后急忙将相关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做了批示，指出董健吾是有功之臣，应该得到妥善的照顾。不久后，董健吾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为上海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1970年，董健吾去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