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越坏越穷？你认同这一说法吗？
人越穷越坏？你能理解这一隐性社会现象吗？
据说富长良心，这一现象会是普遍规律吗？
首先，这三个问题其实分别隐含着三个心理学基础内容。
其次，心理学与社会学现象之间紧密相关，现象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学效应所引发的。
最后，当我们在分析人的行为和规律时，其实我们是在分析人们行为背后的心理构成。
人越坏越穷？
坏与穷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却不一定存在绝对的辩证关系。
古人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一说，今人有“越堕落越快乐”的观点和提法。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在此逻辑和现实之下，社会上的坏人，
即那些无视法律规章制度、社会秩序典范的人，总是比一般遵纪守法者更容易捞到好处。因此不仅不会穷，反而更容易大富大贵。
从这一思维角度和社会现实出发，似乎古往今来，越坏的人越能够通过突破规则获取个人利益。
如果这一规律成立，那么真挺令人绝望的。但如果我们再往深处研读此句，还是能够看到希望。
因为，在死生为大的前提下，坏与穷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明显的变迁。
为什么会说人越穷越坏？
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最流行的一句心里话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中国古代社会官场认知中还有一句俗语，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意即，大夫以上的阶层，享受不受刑法的“特权”；原句出自西汉成书的《礼记·曲礼》。
对“刑不上大夫”之意蕴，孔子曾作出过经典阐释。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学生冉有求教于孔子说：“周王制定法律，规定刑不上大夫。可是如果大夫犯了罪，真的可以不遭受刑罚吗？”
孔子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准确而经典的阐述：
第一、治理君子，我们通常先以礼教来驾御住他们的内心，目的是从精神上心理上，率先赋予他们知廉耻守刑罚的心理节操。
第二、大夫们如果有违法犯罪行为，我们不直接定其罪名，以此来避讳名誉上的损失。
如果大夫所犯罪行在五刑范围之内，可以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进行捆绑羁押，而应令其自己请罪；
第三、如果大夫们犯下的是重大罪行，也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实施死刑，而应该让他们跪拜以自裁。
根据孔子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即使是大夫，只要犯了罪，其实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是与庶民同罪的。
只不过，对大夫的优待是不以外力左右其人身，免其牢狱之苦，而重在心理惩罚而已。
说到底，就是照顾“面子”，不至于士大夫斯文扫地。这实际上是孔子在以“礼教”规范等心理和精神意识，来对君子潜移默化发挥约束作用。
关于这一点，有相当多的历史典故可以佐证。
据《宋史·苏颂传》记载，北宋熙宁二年，某知州张仲宣贪赃枉法被捉拿后被判死刑，当地司法官对其处以杖刑和黥刑，并发配到海岛。
审刑院知院事苏颂听说这项惩处之后，就向宋神宗上奏说，自古以来都是刑不上大夫，张仲宣的罪行不值得怜悯，处罚他是应该的。
但是他的官位已居五品，如果处以黥刑，还让他与流民囚犯为伍，就会在无形中让官吏大夫的名誉受到污辱。所以，不应该惩处得这么重。
宋神宗认为苏颂言之有道理，就免除了张仲宣的杖刑和黥刑，只是将其流放去了贺州。
而此后，犯罪官吏不适用杖黥法，逐渐成为宋朝固有法律制度。而这也是“刑不上大夫”原则最早的制度化。
说这么多历史，不是掉书袋，而是阐述一个明白无误的心理学道理：
有自制力羞耻心的人，往往还没被施以法律惩处，其自身就会因为耻辱而行为有所约束，并对犯罪行为退避三舍。
所以，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古代士人君子之自律、自察，往往比外在刑罚约束更起作用。
也即论到人本心理学，孔子老人家的确比当代人更懂一些。而孔子的这一心理制衡约束法，其实是孔子思想的延宕传承。
早在《管子·牧民》中，管子就曾提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意思是说，如果老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那么他们就能顾及到礼仪，并且重视荣誉和耻辱。
话虽远古，道理却异常清晰，且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如出一辙。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是有需求层次的，而且这个需求层次是有结构之分的，
即人的需求层次包括了五个级别，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这五个需求分别为：
1.生理需求（食物和衣服）
2.安全需求（工作保障）
3.社交需要（友谊）
4.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
马斯洛指出，人的这种五阶段模式分为不足需求和增长需求，而前四个级别的需求，通常被称为缺陷需求（D 需求），
而最高级别的需求则被称为增长需求（B 需求），并且是极其难以实现的需求。
从这个理论基础上来讲，人越穷，就越容易因为生存需要，而去做违反道德律的偷鸡摸狗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坏。
在饥饿和求生本能的驱动下，人会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变得形同野兽。
相反，人若丰衣足食，注意力就会转向其他方面。而所谓“富长良心”，往往也是这样来的。
丰衣足食是为富，内心丰赡是为“达”。脱离的生存需要的人，会懂一些礼节不会简单为五斗米折腰，会有些许良心。
但是，设若不是五斗米，而是五十亿斗呢？
已经富有的人，此时貌似反而未见良心，而是更多倾轧与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