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睿智的灵魂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1998年，日本遭遇社会危机。
这一年，日本自杀人数激增至32863人，在此后的连续10年，每年自杀人数都超过3万人，这使得日本一度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此前的10年间（1988-1997年）日本每年平均自杀人数约2.2万人。
不仅自杀，无差异杀人与恶性犯罪在1998年之后也快速上升，日本社会遭遇泡沫危机带来的各种麻烦与痛苦。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将这种社会现象定义为“1998年现象”[1]。
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终结于1990年泡沫危机，7年后亚洲金融危机成为压垮日本的最后一根稻草，失业、不良债权以及债务纠纷像瘟疫一样传染至银行、企业、家庭以及最脆弱的边缘，自杀、他杀、离婚、抑郁和绝望情绪笼罩，日本最终没能逃脱这场社会危机。
本文以日本为案例探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在挽救社会中的作用。
本文逻辑
一、自杀潮与社会危机
二、失业潮与物哀情愫
三、对冲性与国家使命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01
自杀与社会危机
1997年，由渡边淳一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失乐园》[2]上映，引发了社会轰动。
该片讲述了一对中年已婚男女发生婚外恋的凄美爱情故事。影片女主人公松原凛子是医学教授之妻，气质优雅，秀外慧中，但与丈夫之间情感冷淡；男主人公久木祥一郎是出版社的主编，跟妻子的关系是典型的“客客气气”日式夫妻。公久木祥一郎在一次聚会上邂逅松原凛子，二人迅速坠入爱河不能自拔。
这段婚外恋注定不能被家人与社会伦理所接受，医学教授掌握了妻子偷情的证据并将其揭发。于是，男女主人公陷入纠结与痛苦。
冬季到来，久木祥一郎和凛子怎么才能永远地和对方长相厮守。在轻井泽的别墅中，在最巅峰的时刻，久木祥一郎将含有氯化钾的毒酒咽下一口，把剩下的酒汁注入松原凛子嘴中，两人紧紧搂抱，相拥而死，让生命与爱情永远定格在最美丽与浓烈的时刻。
导演森田芳光使用了大量的性爱画面和唯美的视角，表达了一个司空见惯、为情而死的婚外恋主题，却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甚至出现了“失乐园”现象。
1990年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开始陷入泥潭，失业人群增加，家庭收入下降，工作压力大增，精神抑郁蔓延，这使得日本家庭陷入经济与婚姻危机，夫妻争吵、疏离与无性婚姻迅速上升，长期压抑的中年男女渴望在情感、肉体上得到安慰与释放。
渡边淳一敏锐地感知并捕捉到当时日本中年男女陷入婚姻危机中的焦虑、空虚与渴望情感。《失乐园》的上映，无情地划破许多中年夫妻那张遮盖内心多年的面纱，将在无性婚姻、爱情自由与伦理责任之间反复挣扎的纠结情感曝光于世，激发了他们突破内心的牢笼，大胆地追求性、爱与死亡的自由。
影片上映的第二年，《失乐园》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多项大奖，但也就在这一年，日本离婚率迅速攀升，自杀人数大增，婚姻危机与社会危机爆发。
根据日本警察厅的数据，1998年，日本自杀人数激增至32863人，在此后的连续10年，每年自杀人数都超过3万人；而此前的10年间（1988-1997年）日本每年平均自杀人数约22000人[3]。
1998年之后，日本社会出现了可怕的“自杀潮”，使日本一度成为了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最糟糕的时候，自杀像瘟疫一样在日本社会中传染，一旦一起自杀事件被媒体报道，众人纷纷研究方式、时间、地点与路线，并且争相效仿之，出现“维特效应”。
富士山脚下有一片森林，叫青木原树海，名字一听很优美，每年大量日本人赶赴此地与世人告别，因此青木原树海被称为自杀森林。
福井县北部的东寻坊，海浪滔天，海崖陡立，也是被日本人选定的自杀“圣地”。传说，福井平泉寺有两个僧人，叫做东寻坊和真柄觉念，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真柄觉念出于嫉妒，一天在海边设宴，乘东寻坊不备将其推入大海。此地因东寻坊葬身而得名，海浪似乎也因此格外阴森幽怨。
一名退休警员叫茂幸雄，在2004年成了一个组织，叫“共鸣的心诗集/文集编辑部”，对东寻坊不定期巡逻，劝阻轻生者。他们还开发了一套红外感应系统，当有人夜间来到东寻坊试图跳海自杀时，便会自动播放：“怎么了，别想不开”。截止到2014年，这个组织阻止了500余人的自杀。
令我感动的是，东寻坊旁边有一个电话亭，亭子里放着很多硬币，专门给那些轻生的人创造拨通生命热线的机会。这是阻止他们自杀的最后希望。这是“生命的电话”（いのちの電話）[3]。
2006年，日本出台了全球首部遏制自杀法案《自杀对策基本法》，但无济于事。
实际上，这是一场社会危机。1998年开始，日本自杀人数上升的同时，犯罪人数也在迅速上升，包括偷窃、无差别杀人和恶性暴力在内的刑事案件大增。
与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犯罪率一直很低，在38个经合组织国家中长期排名倒数。不过，从时间维度来看，1998年开始日本的犯罪人数明显上升，其中盗窃案件占大多数。
最值得警惕的是“无差别杀人”犯罪。
无差异杀人，在今天被定义为一种恐怖犯罪行为，这个概念最早来自日本。从1998年开始，日本警察发现有一类的伤害案件，呈现无差异特征，即罪犯与受害者无任何关联，罪犯选择作案目标具有随机性、盲目性。这种不可预测、针对人身伤害的犯罪行为，给民众生命带来巨大的威胁以及社会不安。
2013年，日本法务省发布了一份《无差别杀伤事件相关研究》，分析了2000年3月末至2010年3月末52位无差别杀伤事件的犯罪者[4]。
财新周刊最近针对这份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提炼了“日本无差别杀人者画像”，他们大致有这么几个特征[4]：
犯罪者多为男性，性格敏感、自卑，且思维狭隘、偏激，多数犯罪者存在精神障碍；与父母关系多不和，多数未婚或离异，缺乏朋友，曾自我隔离、疏离人群，并表现出自杀倾向、暴力行为或滥用酒精、药物等问题，这种行为通常与曾经遭受霸凌、虐待或孤立，以及经济困难、工作压力等经历相关；多数犯罪者在案发时处于失业或非正式就业状态，且精神焦躁不安，对未来感到绝望，内心充满不满与怨怼。
犯罪学将无差别杀人理解为精神障碍类犯罪、突然应激性犯罪。不过，经济学的引入，对无差别杀人的解释更加充分。与过去、他人与预期相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容易使人产生攻击性。由于无法分辨相对剥夺感的成因，有人会通过无差异报复来增强获得感。考虑到犯罪的成本，他们往往选择对弱者、毫无防备者无差异施暴。
从1998年开始，日本社会心理与现状明显恶化，自杀、他杀、无差异杀人，以及离婚、心理疾病大幅增加。
为何出现“1998年现象”？
02
失业潮与物哀情愫
文化，是一个重要视角。
在外界看来，日本人有一种病态的自杀情结。这种情节可能源自日本传统的浪漫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情愫。
在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叫《源氏物语》（创作年间1001年-1008年），这部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其表达的“物哀之美”对日本后人的审美和民族性格影响非常大。
所谓物哀情愫，类似于“樱花落尽”的哀愁，对世事无常、岁月无情、美丽瞬间即逝的哀愁与惋惜之情。这或许跟日本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大海、溪流、瀑布、火山、樱花，美丽多变，令人不安，久而久之，日本人形成一种接受无常、定格美好的心理。
日本人对死亡的理解跟大陆国家不同。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各种阴森、恐怖、惊悚、忧郁的丧元素登场，让全球观众大为震惊，受到惊吓的网友直呼：这是“开墓式”啊！
日本文人有着强烈的自杀情节。“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句当下流行的话，最早出自昭和初期的诗人寺内寿太郎。后来，文学家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中借用，并使之走红。
太宰治是日本丧文化的领袖人物，被称为“人间丧神”。他出生在津轻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主富豪之家，但一生饱受精神折磨；21岁时和银座咖啡馆女侍一起投海，此后四次自杀，三次未遂；在《人间失格》发表的1948年，与崇拜他的女读者山崎富荣跳玉川上水一起赴死，才得偿所愿。
除了太宰治，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等不少知名日本文人都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定格美好可能是日本文人乃至日本人的一种情结，他们选择在人生的顶峰之际离开。或许，他们不愿意被岁月摧残身体与灵魂。最近“翩然”离去的我们的琼瑶老师，是否也有此情结？
文化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是相对稳定的，对短时间的变化解释力不足。如果把自杀、他杀、盗窃、离婚、心理障碍作为一个社会风险指标看的话，经济的波动对社会风险指数的影响或许更加直接。而且，在经济的解释框架中，日本“物哀”情愫、丧文化、社会伦理以及羞愧性格的特征更加明显。
下面这张图展现了以美元计价的日本GDP走势与自杀人数之间关系。
随着1990年泡沫崩溃，日本经济快速回落，自杀人数缓慢上升；尽管当时房地产和股票资产大规模缩水，但大多数日本人仍存信念，认为经济调整是暂时的，甚至1996年还存在短暂复苏，股市报复性上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压垮日本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危机导致日本经济彻底崩溃，进而引发社会危机；1998年，日本GDP下跌1.3%，日本自杀人数猛增8000余人，首次突破3万人；此后几年，日本GDP连续下跌，自杀人数居高不下，并在经济最低谷的2003年创下了34427人的历史纪录；直到2009年，日本自杀人数逐渐回落。
链接宏观经济与自杀人数的重要指标是失业。
下图展现的是日本就业率与自杀人数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失业人数持续增加，1998年开始，就业率滑坡，失业人数创下290万人的新纪录，大量失业人群给社会与家庭带来巨大的收入压力与心理负担，进而推高了自杀率，自杀人数也创下新纪录；从1998年到2008年，日本就业率低谷期，每年自杀人数基本维持在3万人以上。
日本内阁曾公布过一份调查，在自杀动机中，抑郁是第一位，占40%；其次为疾病、经济困境，均占20%。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年底一月内在东寻坊获救的16人当中，其中有7人因被裁员而寻短。
下图展现的是日本男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女性。尽管1998年日本女性自杀人数也有所上升，但很快平复，而且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也维持在1万人以下，而男性则长期维持2万人以上，为女性的两倍多。在经济崩溃时，日本女性的心理表现显然优于男性。确实，由奢入俭难，从黄金时代坠入债务通缩螺旋，求昭和男儿的心理阴影面积。
这或许可以从经济上获得合理解释。在昭和时代，勤快的男人工作养家，温柔的妻子顾家；到平成时代，经济崩溃重创男性的收入、心理与家庭地位；同时，日本女性也逐步走入职场，职业女性的比例快速增加，家庭与社会地位也快速上升，这可能对抑制女性自杀率有帮助。
在转型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势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往往呈负相关，当宏观经济衰退，女性地位上升，女权主义兴起。不过，当女性完成职业化转型后，经济压力也将传递给女性，进而可能推高自杀率。在2020年疫情危机期间，日本男性自杀人数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但女性自杀人数大增15%，改变了2011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当然，这也可能体现了男性在疾病威胁中更耐摩擦的属性。
令人忧伤的是，在日本，因经济窘迫而选择自杀的人，还不得不选择最为经济的方式告别。
日本自杀者为什么选择青木原林海、东寻坊，不是因为浪漫与赶时髦。所谓“圣地”，不完全是神圣之意，可能还有廉价的含义。在日本，葬身大海、自尽森林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卧轨自杀，其家属将面临来自铁路公司的高昂索赔，自杀若造成重大损失，索赔数额惊人。在出租屋跳楼、烧炭、上吊都不是好办法，房东可能向其家属索要巨额的“凶宅”赔偿金。一男子在出租屋内上吊自杀，即将与其离婚的妻子被房东要求赔偿1000余万日元[5]。
因穷困而寻死，却“死不起”，人世间最悲伤莫过于此。
03
对冲性与国家使命
“通胀要钱，通缩要命”，这是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必须有所作为的原因。
新古典主义主张小政府，将政府的经济职责界定为降低交易费用。实际上，经济学家没有认真思考过国家存在的使命与职能，以及如何将国家纳入经济学中考量。
外敌入侵，国家出手，保障国民的生命。这是政府的职责。但是，经济危机，国家要不要出手？反对者说，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不同，经济危机不会死人，应该让错误的行为付出代价，这叫市场出清。这种思考很普遍，但不彻底、没有体现经济学家的素养。
实际上，经济危机也会死人。因经济而死，分为直接死亡与间接死亡。
所谓直接死亡，因经济贫困直接导致的饿死、冻死、耽误治疗死亡、自杀身亡、心理疾病死亡以及被杀。
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9年，以日元计价的GDP总量下降41.55万亿日元，自杀总人数多增104568人（与1986-1997年平均数相比）；GDP平均每下降3.9亿日元，自杀人数就会新增1人。
所谓间接死亡，是指经济下行导致人均寿命下降。
我在疫情期间写过一篇文章，采纳了经济学家梁建章测算的一笔生命账。经济学家们根据各国数据测算：“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6]。
所以，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出手拯救经济，相当于拯救国民的生命，这是我们组建国家的使命所在。
当然，我并不认同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干预，主张政府实施逆周期调节、扩大支出来拯救经济。我把国家视为一种对冲市场，政府是国民的风险对冲机制。在经济景气时，政府需要为国民储蓄、储备信用，在经济危机时，启动财政与社保的功能，为国民对冲风险。可见我的《》。
日本的教训是政府错失了启动对冲机制的机会。
这场泡沫危机导致日本家庭的财富损失相当于当时三年的GDP总值，与之相比的是，美国大萧条仅毁灭当时一年的生产总值。日本有产家庭包括房产、股票在内的资产，一半以上付之一炬。最终，这场危机在1998年后演变为社会危机，整整一代人笼罩在通缩造就的悲观情绪中。他们自称“平成废柴”。
日本社会为什么在1998年突然“断裂”？
这或许跟日本的经济体制与民族性格有关系。
日本高度重视社会伦理与信用，在资产价格崩溃冲击之下，所有人都选择勒紧裤腰带默默承受，债务出清的速度极为缓慢。当央行把利率降到零后，企业也不敢贷款，在默默还钱。“大而不能倒”的银行不敢主动清理不良债权，更不敢破产。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在保护实际上已经溃烂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不良债权大规模积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扮演了诚实孩子的角色，北海道拓殖银行、三洋证券、山一证券三大金融机构破产。金融加速器效应导致日本流动性枯竭，资产价格跌至冰点。桥本政府实施“金融大爆炸”改革，日本央行直接采购股票以拯救银行系统，竹中平藏上台后大规模清理银行不良债权，直到2005年才清理完毕。
在日本，债务违约遭遇的社会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日本人主张伦理秩序，羞耻感强烈，生怕给人添麻烦。心理学的研究认为，羞耻是最近死亡的一种情绪状态。日本保留了武士道文化，他们认为，为承担责任而自杀是一种惩罚自己、保全名誉的勇敢行为。当资产负债表被击穿时，不少企业主、贷款人选择掩盖与隐瞒，一旦东窗事发，自杀概率大幅度上升。1998年后，日本上市公司一系列财务丑闻事件曝光。其中，一些没能负罪自杀的高管被民众批评为孬种。
日本人有着超乎寻常的隐忍以及突然爆发的性格特征，美国人曾以“菊与刀”比喻之。很多平日“相敬如宾”的夫妻，哪一天可能突然离婚。那些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本男人，他们每天依然礼貌地对待妻子与同事，哪一天可能突然自尽。
这种社会状况直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好转，2012年明显改善，之后自杀人数、离婚人数和刑事犯罪数量均大幅度下降，其中自杀人数在2015年修复到泡沫危机前的水平。
那么，日本的社会状况如何改善的？
这或许跟安倍经济学有关。2013年，安倍上台后开始扩张财政，并且任命黑田行长，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大量流动性注入债市股市，从而遏止了资产价格下跌的趋势。2013年开始，日本股票、房地产开始触底反弹，其中股票迎来了11年的大牛市。同时，日本企业终止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开始借钱投资，推动了就业率的上涨。以日元计价的GDP开始增长，不过由于日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GDP并未明显增长。
随着资产价格触底反弹与就业率的抬升，日本自杀人数在2012年跌破首3万人后快速下降。
在GDP并未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自杀人数、刑事案件为何迅速下降？
秘密或许藏在政府财富分配与社会保障上。
下图展现的是日本财政支出与自杀人数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带头实施扩张性政策，日本政府表现得更加坚决，财政支出明显扩大，日本自杀人数在经济危机中回落。在安倍时期，日本财政支出保持强劲，这可能是压制自杀率的重要因素。
而安倍政府的财政分配结构或许是真正的钥匙。
下图展现的是日本老龄化走势与日本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费用。很多人把日本自杀率上升归结为日本老龄化加速，实际上在日本老龄化最严重的阶段，自杀人数迅速下降。安倍政府大规模提高了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尤其是养老金水平，这才是缓解社会危机的关键措施。
社会保障是经济危机的缓冲垫，是避免经济危机恶化为社会危机的重要力量，也是保护千千万万个家庭与生命的最后防线。在经济衰退与通缩阶段，政府调整收入分配、扩大普通家庭的支出与保障，可以提高低收入人群、失业人群的相对获得感，以安抚焦虑不堪、几近绝望的情绪。
2023年，日本自杀率得以修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排名中居于全球第26位，低于美国、高于法国；全球自杀率靠前的国家是韩国与俄罗斯。日本的犯罪率早已修复到极低水平，目前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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