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像：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原名传初、宗光，字畿道，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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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校长抽大烟，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会怎么样？不用问，好不了哪儿去！
这位校长实有其人，名叫严复，其时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曾自豪地说，当时的中国海军里不是他的同学，就是他的学生。此言不为过，确实如此。但他的这群同学和学生在战场上的表现却没有让任何人自豪过，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不仅赔了两亿两白银，还将中国的台湾岛割给了日本，而那些海军军人，除少数死战之人外，最终是整建制地投降了。几个稍有廉耻不愿投降的军官丁汝昌、刘步蟾、林曾泰等，也不过是服毒自尽，所服的毒物，就是他们惯抽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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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年—1921年），是大人物，福建侯官人，出生于一中医世家，乳名体乾，谱名传初。投考福州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也作右陵。入仕后，改名复，字畿道。晚号癒壄老人，别署观我生室主人，辅自然斋主人、尊疑学者、唐山人、癒壄堂、癒壄堂主人等。成名后，因籍贯为侯官，被尊称为严侯官、侯官先生。中国古人的名号太多，搞得现代人有时分不清谁是谁，啰嗦了这么久，是想提醒读者，在别的文献中若看到严又陵，严畿道等名字，便要晓得，这就是严复，他们是一个人。
他十四岁入福州船政学堂，十九岁毕业，入海军服役，二十五岁赴英国入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二十七岁完成学业，回国后初任职于福建船政学堂，同年（1880年）奉李鸿章电召，北上天津，参与筹办水师学堂，历任总教习、总办等职。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严复受此刺激，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的政论文章，1896年起，开始翻译《天演论》，至1925年，翻译了《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九部西方思想名著，约200万文字。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很多西学思想来自严复的传译，常常是译稿一到，梁启超便发表在其主编的《时务报》上。康有为、梁启超均评价严复为中国当时西学水平最高的人。
严复的中学水平也同样很高，他在古文方面用功之深，梁启超甘拜下风，只有古文大师章太炎，或可颉颃之。他提出翻译三原则“信、达、雅”，所谓“雅”，可以理解为古雅，他译的西文，以古汉语方式表达，以致当时人评价其文风如“晚周诸子”。
严复还曾是北京大学校长、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学部名词馆总纂，1909年，曾参与审定清末新政时由陈曾寿、潘清荫所编的《国民必读》（七卷）及其他部分教科书。
今天，人们已公认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译界泰斗、国学大师。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其行为与思想竟然也分裂得如此深刻，其深刻程度足以反映出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化之间相隔多么深远的鸿沟。
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严复故居内景
这里是严氏祖屋，建于明代，严复的祖父一辈都曾在这里居住。严复的父亲严振先后来到不远的南台苍霞洲行医，严复也出生在苍霞洲。九岁以后，严复又回到阳歧村读书。严复十三岁时（1866年），他的父亲染病去世，这一年，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招生，严复马上报名投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次年进入学堂学习驾驶专业，从此离开了阳歧村。
现在的这座严复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严氏后人住在其中。
摄影：黄钦华 / 相机：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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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确实是西学大师，当年他留学英国时，同去的中国同学只是学习海军业务方面的知识，而他则已关注到欧洲的社会思想，以致于比他年长三十多岁的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他十分推重，别人只学了九个月就算毕业，而在郭嵩焘的推荐下，严复一人又留在英国多学了一年。他所翻译的西学著作如亚当·斯密之《国富论》、约翰·密尔之《论自由》（严复名为《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严译为《法意》）等均为西方现代价值观的基石。
不论是在其译作中所加的“案语”，还是其政论文章，严复对西方近代文明进步性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明本性的批判，即便百年之后的现在读起，仍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严复指出，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是否拥有自由，而这一差别又源于西方“君与民皆有权”，而中国“君有权而民无权”。（《严复评传》P231）
“中国之治制，运隆则为有法之君主，道丧则为专制之乱朝，故其中谈治之策，经世之文，皆当本君主之精神而观之，而后知其言之至善。脱以民主之义绳之，则大谬矣。”
“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严复评传》P232）
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首次从自由的角度比较了中西社会的差异：
“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评传》P70）
严复忠实翻译了穆勒对中国专制政治的点名批判：“支那之宰相，与田野之佣民，皆奴才也”。
针对天子臣妾亿兆的论调，严复愤怒指出，所谓“臣妾”就是“奴虏”，中国历代专制君主都是将中国民众当作卑贱的奴产子。严复据此认为，中国历史上并无顾炎武所云亡国亡天下之说，而只有一家一姓的兴亡，人民则犹如奴婢易主。他写道：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
严复清醒地看到，专制政治架构下的君民不平等，是中国积贫积弱、亡国灭种的根源。他在一份批语中写道：
“中国自三代以来，君民对待之谊与西人绝不相类。君若吏之视民也，上焉者，杜父吕母，其视百姓如子孙；次之，则君为主人，四海之内皆为臣妾；最下，其治民犹盗贼，故盗憎主人与民恶其上当并称也。然此种种，皆非公理。中国今日之所以弱，黄种日后之所以亡，终坐此耳！”（《严复评传》P112-P113）
欧洲赋税主要用于交通、国防、水利、博物馆等公共事业，民众能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而中国赋税都用于专制统治者的奢侈享受，统治者对民众没有任何责任，民众只有单方面的义务，而不可能得到任何回报。严复进一步揭露说，近代以降，清朝专制政府为了对“更上之君权”—西方列强负责，支付无数的战争赔款，不择手段地榨取民脂民膏，广大民众的负担变得特别沉重，陷入灾难的深渊。他愤怒地写道：
“盖政府无责云者，专制政府，为所欲为，即至辱国累民，赔款割地，其高高在上，而安享富贵自若。既有责任，亦对于更上之军权，或对于其国之邻敌。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无责也。”
“发捻之乱，则有厘金，甲午败而东偿于倭，庚子乱而西偿于欧，为数十余万万，为时三四十年，辇亿兆之膏脂，所以仰事父母、长养子孙者，致之海外，问所由然，则专制政府之偾事也。敲骨吸髓，所余几何，乃今而犹言加赋，忍乎！”（《严复评传》P114）
严复撕开了清官思想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示出其包藏的专制内核。他从字面上解释了“父母政府”的涵义：“父母政府者，所谓视其民如童稚，而行其保赤之检制者也”。他尖锐指出，“父母政府”就是穆勒所批判的专制政府或世袭政府，在西语中并非“嘉号”。在此基础上，严复揭露“父母政府”的本质是君尊臣卑、君主臣奴。他写道：
“大抵中国最难除之弊，即在‘民之父母’‘爱民如子’等话。斯惟其爱民如子，故事使尊卑势成，有官说而无民说。有官说无民说者，必不准其用抱告与听审也。无抱告、听审，而民命遂悬于不可知。虽有青天，如屠伯，贪吏之多何哉？”
他进一步分析说：清官思想的本质是剥夺自由民权、锢民智慧，“用父兄政制，则一切当听上之所为，而民权必废”，“民智绝不能开”，也可能“夺其民之自由”。（《严复评传》P114-P116）
严复敏锐地看到，中国专制政治的实质是既无情剥夺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而又片面不切实际地要求民众承担过多的义务。他认为，这种没有相应权利的单方面义务，本质是“奴分”。他写道：
“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有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严复评传》P82）
严复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评深刻而到位，他指出：“中国前之为学，学为治人而已。至于农、商、工、贾，即有学，至微，谫不足道”。
“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赢、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严复评传》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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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看上述言论，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大师的地位是非常明确的，无人可以撼动，似乎也可以证明，走向世界、亲身观察到西方文明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向西方学习就能建立起对现代文明的信仰。然而，事实都异常残酷地表明，这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严复的上述言论，主要发表于甲午战争失败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期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严复作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之一，南下与南方革命军谈判。北方代表团自代表团团长唐绍仪起，一上火车就把辫子剪了，只有严复却蓄辫言志，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而且，他觉得唐绍仪等根本不是南下谈判去的，而是出卖大清江山去的，中途气得打道回府返回北京了。
袁世凯当政后，逐渐走向独裁，蓄谋恢复帝制。在袁世凯摧毁共和、走向帝制的过程中，严复在很多关键环节上都出了大力。他发表文章支持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制，改为总统制，通过袁记《中华民国约法》的所谓审查委员会的审查长就是严复。他还牵头起草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选连任无限制；继任大总统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位候补者姓名，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事实上，已在法律上使袁世凯成为终身大总统，而且废除了民选总统的机制。严复是张罗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曾在私人通信中说过“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这哪像是遍读西方自由民主之说的饱学之士，就是旧时没有文化的宫里太监，奴性恐怕也不会如此之大。
不仅如此，他晚年时在思想上完全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忘记了他壮年时对中国传统学说所作的激烈批评。有几段重要言论可代表他的思想，为说明问题，全段抄录如下：
“（第一条）世变正当法轮大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盖时间无异空间，古之程途，待数年而后达者，今人可以数日至也。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试观于年来，英、法诸国政府之所为，可以见矣……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
（第二条）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国看护妇迦维勒（Miss Cavell）当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于后。正如罗兰夫人临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
（第三条）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严复评传》P264-P265）
这时，他已完全堕落到他曾批判过的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地步了。他完全不顾他早已熟知中国的历史上比欧战还要惨烈的事实，比如有十几次的战乱使全国人口减半，而无条件地歌颂孔孟之道，以之为救世良方。其时，他的年轻读者鲁迅先生早已揭露出中国历史不过“吃人”二字，孔孟之道不过也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工具。
1921年10月3日，严复自觉病深，为诸儿孙书遗嘱一份，中云：
“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故本吾自阅历，赠言汝等，其谛听之。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须勤思，而加条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审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贵，亦当不贫贱。贫贱诚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余则前哲嘉言懿行，载在典策，可自择之，吾不能覙缕尔。”（《严复大传》P420）
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严复故居展室内景
郎官巷这处住宅是严复晚年的居所。1920年，严复迁回福州，时任福建省长、督军的李厚基将郎官巷一处民宅购下，送给严复。严复搬到了这里，到1921年病逝，在此居住时间不长。2010年，这处故居面向公众开放，正厅和花厅设有展区，通过实物与图片文字介绍严复生平。
摄影：黄钦华 / 相机：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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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严复的思想矛盾，前人多有评论，有学者提出其前期激进，后期保守之论。然而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其本性的表性，由其稳定的人格特征所决定，不存在前期后期之说，外人所见的矛盾其实就其内在本质来说，一定有统一的人格基础。而要理解严复这些看似矛盾的的思想，必须从他生命的本质和实际生活状态入手。
严复这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天秉至高”，非常聪明，他的成败得失都来源于这种聪明。因为他聪明，所以，他能判断出什么东西能给他带来当下最重要的个人利益，也能判断出世界文明中谁好谁坏，谁强谁弱。在他的一生中（也包括此前数千年和此后很长时间的中国），能给他带来现实利益的就是官府，再具体些地说就是皇帝。皇帝及其官府的权力在传统社会中是无所不能的，用先秦思想家管子的话来讲，君主能决定一个人是贫是富，是贵是贱，是生是死。这不是个观念，而是铁一样的事实，严复对这种铁一样的事实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不是因为热爱海军事业才考上福州船政学堂的，而是因为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没办法，才早早上学的。
留学英国不是他的主动选择，那时留学生并不受重视，回国后，他嫌自己的仕途进步太慢，曾经四次去考科举，企图谋个正经的“出身”，他也曾经想办法靠逢迎上司升官。尽管他对自己这辈子的官位十分不满意，但是，必须得承认，他这辈子所过的好日子都是官府给的，他的主要收入都来自官府的俸禄，他一生有三位夫人，八个子女。家里常有不少前来投奔他的亲友族邻，此外，还有雇请的厨子、车夫等仆人。晚年寓居北京期间，常年要维持一家三十余口的生活，开销巨大。他吸食鸦片，而且对鸦片比较挑剔，对市面上3元1两的便宜鸦片不屑一顾。如此大的支出，主要靠他在官府任各种职务的收入，译书的版税仅能起补充作用，他当时在北方有三份兼职，年薪近万两。他也曾试图经过商，但似乎没有成功。
除了官府之外，没有什么行当能支撑他过这种奢靡的生活。当然，和那些更加奢靡的大官儿比起来，他的生活算不上奢靡，这是他自觉自己一事无成、感到委屈的原因。他和那个时代官场的官员一样以权谋私，比如还在北洋水师学堂时，就想办法让自己的乡下亲戚免费“蹭军舰”来天津，他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也是因为拉帮结派、排除异己，重用自己的同乡和同学，结果激起学潮，被赶走的。从他的一生实际经历来看，他的“幸福生活”完全依赖皇帝制度的官府才能维持，他知道这种力量是多么强大，因此，他从骨头里一直就是一个官迷、官奴。
那么，如何解释他对西学的译介呢？
也是因为他的天资聪敏，他有过亲自留学的经历，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与先进，而且，由于他聪明，天分好，所以学习外语和科学不费劲儿，译些书来算不了什么难事儿。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建立起对西学的信仰，他也很少以自己的西学修养自傲（除了在嘲笑那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东学小子”时自矜自己的西学才是正宗，但那本质上不是显示自己学问的优越感，而是维护自己“新学领袖”的官场地位）。他开始并没有想翻译西学著述，只是受甲午战争的刺激才始译《天演论》，那时，改良风潮正盛，维新派的康梁已成新贵，严复的西学修养（其实就是个语言基础和留学经历）正可为他的进身之资。好在他比康、梁等人更熟悉官场门道，脚踩两只船，及时讨好荣禄、王文韶等，才得免过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的清查。而且，1900年后，慈禧也搞新政，成了接受西方文明的新派人物，严复的学问依旧能用得上。尽管他在激愤时确实引用了西方思想家富有自由民主精神的言论，他知道那些东西实质是什么，但他对于能否在中国实现这些东西并没有信心，所以，他从西学中找到了可以为当权者所接受的东西，“君主立宪”“群学”之类的。君主立宪无论对慈禧太后还是袁世凯，都是很受用的东西，而斯宾塞的“群学”是和个人自由相对立的概念，尽管是西方文化背景的对立，不同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但严复的这种选择性的译介，也流露出其灵魂深处的传统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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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史上，严复是最早提出“德、智、体、美”等教育概念的学者，严复在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时，曾经亲身体会到中国学员体质上远不如欧洲学员，所以，他特别强调体育的作用。他任复旦公学校长时，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然聘请一名美国教官到学校教授体操。在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后，在该校原有体操教习的基础上，又添聘一名体操教习。种种言行，反映出他对体育的重视，但如果联想到他本人抽大烟的事实，多少经费、多少体操教练，都不如把大烟戒了顶用，他重视体育的言行，纯粹就是个讽刺。
严复是聪明人，他知道吸食鸦片的害处，主张禁绝鸦片，在思想上知道鸦片的害处，也试图戒过，但他的身体的本能很享受鸦片带来的快感，所以终其一生，没有戒掉。
严复的鸦片瘾是一个具有深刻隐喻的事件，其实，中国人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选择时，和严复吸食鸦片是一样一样的，传统文明就像鸦片一样使人们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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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严复到伦敦出差，流亡海外的革命家孙中山来拜访他，两人做过面对面的讨论。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改良，“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我实在不知道精通逻辑学的严复是怎么想的，以这样的甲乙丙丁，用什么的教育手段才能把自己改造成符合现代文明的新人。同样精通西学的孙中山听明白了，这是一种根本不打算兑现的遥远的空头支票。不过孙先生的回答是那么的优雅，他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1911年，严复作为清王朝的代表，又把对孙中山先生说的话对南方革命的将领黎元洪叨叨了一遍（之所以选他作北方代表主要是因为黎元洪曾是他的学生）。革命中的人民对他这套嗑儿的回答已是符合革命标准的粗暴了，年青的记者邵飘萍写道：
“严复对黎都督之言曰：人民程度未至，不适于共和。呜呼！奴隶之奴隶，吾叱汝名，真污吾笔也。
夫所谓程度之已至未至，以何为标准乎？婴儿之初学步也，或不免有颠踬之虞，然为父母者扶持而保护之，则未几而步亦步，趋亦趋矣。若曰此程度未至，不可以行，遂束缚其足，置之于床，则终身不能行耳。抑所谓程度，不外道德与知识二者，而道德为尤要。革命事业，前仆后继，鄂江一鼓，各省风从，不可谓无道德与知识也。严复为是言，一若己之知识有过于人者。然苟吾民道德之堕落皆如严复，则吾国前途之无幸久矣。呜呼！” （《总统非皇帝》P8）
说实在的，以严复译介西学的成就，我几乎不忍心接受“奴隶之奴隶”的评论，但是，从其精神实质和所做所为来看，应当承认，邵飘萍的评价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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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通西学吗？
当然通，他知识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没有从身体上、灵魂上建立起西学的信仰！
严复通中学吗？
当然也通，要不然他也不会对诸子六经作出那么深刻的批判。问题在于他没有力量背叛这强大的传统，最后只能认输投降。
想一想，一个被大烟淘虚了身子的老人，还要养一大家子人，还要维持着大家长的威严，让年轻人、仆人侍候着，能支持他这种生活状态的只有无条件尊崇孝道的传统文化了，他别无选择！
在学理上、知识上、史实上，批判严复是容易的，但不做严复是十分困难的，正如严复戒不掉的鸦片一样，所有受益于传统文明的甲乙丙丁们要自我戒断自己的毒瘾几乎是做不到的。只有一种办法能戒掉鸦片，就是将严复关起来，终生让他见不到鸦片，他要死要活地难受一阵子，要是还能活下去，也就戒了。当然，条件是一辈子让他再也见不到鸦片，否则，他还会旧病复发的。使严复成为“奴隶的奴隶”的传统文明机制也一样，如不从根本上加以摧毁，任何所谓新的思想都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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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算是思想家吗？
算不上，他充其量只算是学者，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自我认识的能力，更缺乏信仰新文明的力量。
严复的案例表明，仅仅在知识上了解现代文明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有副作用，所谓“就怕流氓有文化”。最重要的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变更，马克思讲过：物质的力量只能以另一种物质来摧毁，信然！Ω
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严复墓
严复墓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阳岐村外，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石碑上的“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和横屏上“惟适之安”几个字，是严复生前亲笔书写。
摄影：黄钦华 / 相机：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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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后锋 著《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皮后锋 著《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严复评传》和《严复大传》的作者都是皮后锋博士，《严复评传》对严复主要代表作摘引比较多，资料性比较强，对思想内容分析得也比较多；《严复大传》着重记录人物生平经历和活动细节，两本书参照阅读，可以看出一个更加完整、丰满的严复形象，也更有助于了解严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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