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不得不起而奋笔疾书。无论儒生如何反华夏天教，如何反西方基督教，最终在他们眼里，西方的上帝（上帝在西方）就是“高大上”，“阳春白雪”；东方的上帝（上帝在东方）就是“狗屎”，“下里巴人”。他们哲学无能，没有深刻的哲学思维能力去发现上帝，他们只是肤浅的信仰跟屁虫，跟随所谓的“高大上”、“阳春白雪”；他们不能正确认知，理解上帝、神教和信仰，由盲目的自大、自尊、排外，因害怕死亡，儒学缺乏临终关怀，不能使之灵魂不朽，而又必然滑入无以永恒的自薄、自卑、崇外的另一极端境地，尤其在行将就木之时。他们骨子里就是软骨头，打心眼里崇洋媚外；他们无能在东土建立“理想国”，只想着奔赴西方的“极乐世界”；他们反华归西，必然逃儒归耶；他们不是真正地信仰天或上帝，而是信仰他们打心底里认可的“高大上”和“阳春白雪”；他们不是信仰无名无象的真理，而是信仰有名有象的《圣经》、教会、教堂、西方、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人文历史、上帝在西方的神迹历史。他们反对东方和华夏上帝（上帝在东方和华夏），取消祂的神圣性，然后找不到上帝，无以永恒，他们又悄悄地皈依西方上帝（上帝在西方）。别看儒生多么反基督教，迟早都要皈依耶稣上帝。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华夏天教上帝。他们就是这么拧巴！亡华必儒！
逃儒归耶不齿于儒，儒耻于其逃儒归耶。从华夏天教上帝信仰来看，逃儒没错，归耶不啻画蛇添足，舍近求远。信靠上帝，并非信靠某教文化和历史。既然信靠上帝，何不皈依华夏天教，认同华夏天教文化和历史？若如此，不仅神祀宗祠两全，也不违背儒家慎终追远，尊祖敬宗之教。临终归耶，说明他对华夏文明还没有真正深入理解，还没有追根溯源到华夏文明和汉字的源头。说明，半路杀出的儒家不过是天教上帝信仰的背叛者，其一元世界观无法提供个体生命的临终关怀和灵魂不朽。人怕死，不愿死亡，拒绝死亡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担心不能永恒不朽。既然肉体不能成之不朽，就必须借助超越现实世界的灵魂来实现之。这是儒家一元世界观所不能胜任的。逃儒归神或类神（佛教）乃是企图不朽之儒者的必然选择。
善恶同体当是人性正论，基督教原罪论和儒家性善论都有所偏而片面。二者之间，原罪性恶论又优于性善论。基督教既然承认人有原罪，人人有罪过，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自然就会接纳以身戴罪者而不以为有什么不妥。况且，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赎罪了，待祂再次降临，作为天国之王，定然会赦免一切世俗罪过。儒家单纯假设人性善，姑且不论其道德真伪，至少事先已经为自己、为他人设定了道德高标和要求，所以一旦儒生有过且明显于世，同门之间瞬间就有了内外之隔。墨家性染论认为人性善恶倾向和人性行为善恶变迁，不完全取决于主体能动性和无差别的自主选择或自我决定，而是环境和周遭处境也发挥一定作用，是主观意志之善恶意志互相博弈，以及环境参与博弈的综合结果。墨家不认为，爱利人者人从而爱利之，贼害人者人从而贼害之，违反人性。墨家不单纯地寄希望于人性善端和人自身的道德自律，而是借助神教道德命令之他律，以及命令作为法则内化于心以后所形成的道德自律之软力量，与来自于国家、政府和法制的外在强制性的硬力量，来共同参与约束人性之恶端，助力主观意志善恶博弈，使之弃恶从善。
非儒是一场文化革命运动，是对儒家2000多年的反动文化革命运动的拨乱反正的神圣革命。华夏传统文化盛行天教上帝信仰，体现为汉字的本源意义。上帝为天为神，神而聖，故而神聖。聖者，外王也，耳听民意，口传天宪。非儒就是揭示儒家反华，反华夏天教上帝信仰，以宗法等级礼制取代上帝神圣性的本质；已达到彻底清除儒家文化毒素的浸淫危害，恢复华夏文明的原始的传统的伟大文化根基，即，恢复华夏天教上帝信仰，以为华夏民族之精神家园；建立天教神社，以为天教徒的神教团契生活中心，从而颉颃外来的文化和神教。儒毒横行中华2000多年，清除之越快越好，但我们当有充分准备，以2000多年的时间来持续清除之，一万年不算久，在宇宙永恒的时间长河中，不过是眨眼一瞬间。
儒学是废学，黑暗学，天亮之际，逃儒是应当的必然；归耶则是大可不必，毕竟信仰上帝不是信仰各种历史。舍近求远，无非崇洋媚外心理作祟。儒家是华夏文明和天教上帝信仰的背叛者，叛教者，叛华者。儒学以其奴隶道德赢得权力垂青，引为统治技术。反之，儒学利用权力行独尊绝异之能事，排挤，打压，污蔑，抹黑，毁灭其他诸子百家优秀文化，以其逞能作其无能，腾出华夏思想文化空间，毫无尊严地引进各路外来的宗教和思想文化。若百家争鸣局面不被打破，其外来者岂能有长驱直入之机？于是乎，孔孟荀懂、程朱陆王一干卫道士差论其爪牙之士，攻人无罪之家，东西濒海临山之大房，攘杀燔覆，迫其主人隐忍退让，避居山林。诸卫道士清空房屋，整理庭院，开门远迎西方哲人，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马克思先后入住。其四者皆高鼻深目之徒，反客为主。孔孟程王等卫道士以尊主为荣，每日伺候左右，端茶奉水，照顾四哲饮食起居，不敢怠慢。时有山林隐士，老墨庄惠华夏诸哲，与之谈天论道，商科榷哲，诸卫道士伺奉左右，垂头怒目，睥睨无礼，如听天书，不敢造次。
《论语·泰伯》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或无道跟评价某个人富贵或贫贱没有必然关系，只有跟个人道德或为人处事有直接关系！哪个世道人间没有富贵和贫贱？什么样的邦才算有道或无道？邦有道，就无贫贱？邦无道，固然不宜富贵，但不等于富贵者一定就是可耻之徒！你能举一个没有贫贱或富贵的社会出来吗？这些都是没有细致理清的东西，空洞地泛泛而谈没有意义和结果。另外，乱邦危邦不入不仕，岂不是逃避士或国民责任？是耻？还是不耻？说出来的话，前后矛盾，不能自洽，说明其学说缺乏系统性的科学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大学》：“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若是如此，这就是《大学》作者对孔子观点——其父攘羊，父子相隐以为直，纵容一人贪戾——的批评。如果儒学能兴盛日本，日本的兴盛也不会发生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之后了。而且，日本近现代哲学的兴起也不是原自儒学。一族一国科学及其技术是否真正发达，由其哲学是否发达为根据。观其哲学一斑可知全貌。没有哪个哲学不够发达的民族或国家，其科学是发达的，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文明尚同，文化尚贤。文明表现为内在的思想，日益接近真理或客观思想的趋势，最终达到主客观思想一致同一。文化乃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代代相传。文化为思想所规定，野蛮思想表象为野蛮的低俗文化，文明思想表象为高尚文化。野蛮思想是纯粹主观性，主观性，主观精神；文明思想是纯粹客观性，客观性，客观精神。摆脱野蛮思想，步入文明世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渐进过程。主客观思想重合面积越大，摆脱野蛮步入文明的程度就越高。
墨经是墨家教材，是墨学的哲学基础，一切实用理论以墨经为本。读墨论和墨守务必要读墨经和墨辩，后二者为墨学提供基本概念定义，哲科思维方式、逻辑方法、哲学基础知识。否则，难以系统性阅读和理解墨学体系。如果没有墨经对一些伦理概念予以明确定义，诸如仁义礼智信孝忠任廉，等等，我们就有可能混淆儒墨，没办法区分二者伦理之间的截然不同和对立。没有对墨学一些心学概念诸如“察”、“辨”、“貌”、“论”、“虑”等定义的理解，我们就很难清晰明白读懂墨论修养。没有对墨学哲学概念“实”、“名”、“同”、“异”等的界定理解，就无法理解“实体”概念、“名实之辩”、“同异之变”、“本末之变”，等等。没有对墨学七大律和道德律与道德判断原则的理解，就无法理解墨学及其墨论的思辨。没有对墨学辩学的理解，就不知道墨家的逻辑方法及其原理；特别是“效”式演绎推理的概念集合论原理。没有理解“离坚白”和“盗人非人”之命题思辨，就不能理解后墨-名家之所出和命题，诸如“白马非马”等名实之辩。当然，墨学像其他哲学家著作一样，有些概念定义直接出现在论文里，诸如“攻”和“诛”等等，它们不是通过普遍定义为人所熟知，而是通过指事定义法被人理解。不懂“攻”和“诛”的含义区别，就不可能理解《非攻》诸篇奥义。墨学是中国哲学的真正代表，是中华文明的巅峰之作，足以颉颃世界各大哲学派别和体系。除了亚里士多德以外，没人能媲美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