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陈晓霞的著作《游学四孟》，通过虚构的首都大学程传茹、文昌昊教授带领孙女文广闻和外孙董天一在孟子故里邹城市的亲身游历，以话题问对的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精神特质融入游学中。
文闻问道：“爷爷，孟府在建筑布局上具有什么特点？”
文教授说：“亚圣府位于邹城南关，孟庙西侧，庙、府仅一街之隔。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纵长226米，东西横宽99米，共占地2.24万平方米，约60余亩。前后共有7进院落，拥有楼、堂、阁、室共计148间。其建筑特点首先体现在布局上，这就是‘前堂后寝’。”
天一问道：“姥爷，‘前堂后寝’什么意思？”
文教授说：“前堂后寝就是孟府的前部是官衙、后部是住宅，所谓官衙就是孟子后裔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官衙。这种建筑布局属于中国古代衙署建筑建造的典型格局，是宫殿、衙署与王公贵族宅邸的代表。”
文闻问道：“爷爷，孟府建筑布局还有什么特点？”
文教授说：“孟府建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府中建立私学。”
天一问道：“姥爷，在孟府中建立私学意味着什么？”
文教授说：“意味着尊师重教已成为孟氏家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因为孟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在世之时就办私学、广授徒，影响深远。”
文闻问道：“爷爷，孟府的建筑布局还有第三个特点吗？”
文教授说：“孟府建筑的第三个特点是主次有别，内外有序。这一特点是人与人关系中的尊卑、等级与秩序的礼制思想与伦理观念在建筑上的反应。”
程教授说：“孩子们，孟府的景点内分中、西两路，我们先游览中路景点，然后游览西路景点。”
“好的。”文闻和天一高兴地答应着。
文闻问道：“奶奶，在中路中主要有哪些景点？”
程教授说：“在中路中景点很多，主要有三门，即大门、礼门、仪门；三堂即大堂、见山堂、世恩堂。”
大门
孟府大门，也就是孟府的第一道大门为面阔三间的硬山建筑，门对面有一座白色影壁，大门左右各有一个圆雕石狮，门阶两侧有方形上马石。屋面中间部分采用仰合瓦、两端为筒瓦。方椽檐椽，飞椽两根并用，黑漆大门上绘有约2米高的彩绘执刀武门神，门楣正中悬挂着“亚圣府”鎏金竖匾。
进入大门，便是孟府的第一进院落。东西厢房，是当年孟府内差役、守卫人员居住和看守的地方。
二门
第二道大门，也称为礼门。建筑格式基本与大门相同，面阔三间的硬山建筑，飞椽两根并用。在正中门门楣横书立体“礼门义路”四个大字。六扇黑漆大门的正中两扇上绘着顶盔披甲的执刀武士，两侧的四扇则彩绘着执芴的文官，威武显赫。
文闻问道：“奶奶，‘礼门义路’有什么寓意？”
程教授说：“‘礼门义路’出自于《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在这里，孟子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把‘礼、义’比喻为‘门和路’，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必须要依据仁德，遵循义理来做事。”
《为恳恩照例优免以杜攀扰事》碑
二门内的墙壁间镶嵌着《为恳恩照例优免以杜攀扰事》碑，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所立。碑文中记述了明王朝钦赐的庙户、礼生、佃户、洒扫、差役等，并有不得滋事、攀扰等事。
文闻问道：“爷爷，历史上从哪个朝代开始赐予孟府田产和庙户？”
文教授说：“根据史书记载，大概自宋代始，宋、元、明、清历代均赐孟府田产、庙户，到了明景泰年间（1450年至1457年）朝廷诏赐孟庙祭田已达56顷之多。”
仪门
孟府二门之内为仪门，面阔一开间，周围不接垣墙，类似遮堂门，全木结构，两侧石鼓夹抱圆柱两根，檐椽为方椽，柱上承托着彩绘悬山顶，前后缀着倒垂的四个木雕花蕾，所以，二门又叫“垂花门”。
文闻问道：“奶奶，孟府中为什么要用‘仪’来命名门呢？”
程教授说：“设置仪门，在明、清朝的衙署、王府建筑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仪门取《左传》中‘有仪而可像’之意。”
天一问道：“姥姥，‘有仪而可像’的意思是什么？”
程教授说：“为了理解‘有仪而可像’的意思，我给你们讲讲‘有仪而可像’的产生背景吧！”
“好的！”文闻和天一高兴地说道。
于是，程教授给文闻和天一讲述了在《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有关记载：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
天一问道：“这段记载的意思是什么？”
文教授解释了这段记载的大意。北宫文子对卫襄公说：“令尹的仪态像个国君了，他这是有了非分想法的表现。这种想法也许能实现，但是不能善终。《诗》云：‘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可是很少能有好的结束。’善终实在很难，令尹恐怕要不能免于祸难。”卫襄公说：“你怎么知道？”北宫文子回答：“《诗》云：‘恭敬而慎重地使用威仪，因为威仪是百姓的行为准则。’令尹不恭敬、戒慎、小心自身应有的威仪，百姓就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不能为百姓示范行为准则的人，却来治理百姓，他就不能善终。”
程教授说：“从字面上理解，仪通常是指人的外表或举动，如仪态；按程序进行的礼节，如仪式；威仪形容仪表威武严肃，庄严的容止仪态。其实，仪表有着深刻的礼制内涵，因身份而异。北宫文子是春秋卫国人，北宫括之子，卫襄公时大夫。他跟从卫襄公到楚国会盟，到了楚国，见令尹围的容止仪态像个国君，就断言他将有非分之心。因为令尹围是上卿，是春秋时期楚国的执政大臣兼军事最高指挥官，权力仅次于国君。北宫文子从令尹围的仪态洞察出其心态、思想动向和未来的命运。”
文闻问道：“奶奶，令尹围应该有什么样的威仪？”
程教授说：“不同官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威仪。在《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接下来的记载中有北宫文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像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像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
文教授给文闻和天一翻译了这段对话的大意。
卫襄公说：“好啊！什么叫威仪？”北宫文子回答说：“有威严而使人能害怕叫做威，有仪表而使人能仿效叫做仪。国君有国君的威仪，他的臣子敬畏而爱戴他，把他作为准则而仿效他，所以能保有他的国家，有好名声，传于子孙后代。臣子有臣子的威仪，他的下属害怕而爱护他，所以能保住他的官职，保护家族，使家庭和睦。从上到下，不同级别的官员以此类推，上下能够互相巩固。”
天一说道：“姥姥，‘有仪而可像’的含义就是使他人能够效仿的仪表，对吗？”
程教授说：“你理解的很好，天一。”
文闻问道：“奶奶，只有在官场上才讲究威仪吗？”
程教授说：“不仅在官场上才讲究威仪，它适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中有这样的记载：‘《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卫诗》中的这句话‘威仪安详，好处不能计量’，就是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都有威仪。”
天一问道：“姥姥，朋友之间有威仪吗？”
程教授说：“朋友之间也有威仪。《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中说：‘《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大意是《周诗》说‘朋友之间互相辅助，所用的就是威仪’，即朋友之间一定要用威仪来互相帮助。”
文闻问道：“奶奶，君子的威仪是什么？”
程教授说：“在《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中提到君子的威仪：‘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像，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因为有威仪的缘故，所以君子在官位上可使人怕他，施舍可使人爱他，进退可以作为法度，应付得体，容貌举止可以值得观赏，做事情可以让人学习，德行可以作为仿效，声音气度可以使人高兴，举动有修养，说话有条理，用这些来对待下面的人，这就叫做有威仪。”
天一说道：“听了姥姥和姥爷的讲解，我们明白了仪表的重要性。”
文教授说：“孟府仪门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明会典·官员礼》载：‘凡新官到任之日，至仪门前下马。’在封建社会，只有列土封侯的邦君才有资格建造这种形式的门，一般官宦、百姓之家无权建造。仪门平时闭门不启，每逢孟府喜庆大典、皇帝幸临、宣读圣旨或举行重大祭祀仪式、或者重大活动时，才在礼炮声中开启。这是封建社会中地位等级的象征，是封土列侯的邦君所能享有的殊荣。”
东西厢房
程教授一行四人穿过仪门，看到在左右两侧各有一排厢房，称为东西厢房。
天一问道：“姥爷，这些厢房是做什么用的？”
文教授说：“东西厢房原是当年孟府的乐生、礼生、司书、执事等人的办公场所。目前在此举办了《诸子百家》展览。”
文闻问道：“爷爷，《诸子百家》展览中的百家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吗？”
文教授说：“展出的《诸子百家》中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春秋战国时期，展览选取了上自先秦下迄明清期间的百位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作出卓越成就的大贤巨擘，介绍其生平及成就，并配以肖像画。《诸子百家》是一部史诗性的展览，它象一个千年画廊。”
天一问道：“姥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主要指的是哪几家？”
程教授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主要指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他们的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文闻问道：“奶奶这几家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程教授说：“概括地说，就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政思想；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思想；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思想；法家的‘废私立公’思想等。”
文教授说：“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基础，尤其是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全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闻问道：“奶奶，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处于什么地位？”
程教授说：“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处于显赫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内容，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重要影响。”
天一问道：“姥姥，儒家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对吗？”
程教授说：“是的。儒家思想继承三代中原文化的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孟子是孔子学派的主要继承人，儒家思想因孟子而发扬光大。”
文教授说：“在孟子故里孟府举办《诸子百家》展览，使前来参观的人能一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滋养，这无论是对于继承人类文明遗产还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重塑价值观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日晷
程教授说一行四人继续在孟府里游览。这时他们来到了院落东侧，就是孟府主体建筑即大堂的月台上，这里有一件石器。
文闻对天一说：“弟弟，你知道这件由铜和石头制作的仪器叫什么吗？”
天一说道：“它叫日晷仪，也称日晷，是观测日影记时的仪器。姐姐，我不懂它的工作原理，你给我讲讲好吗？”
程教授和文教授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文闻。
文闻爽快地说道：“好的。日晷是我国古代较为普遍使用的计时仪器，是我国发明的计时器之一。日是指太阳，晷表示影子，日晷的意思为太阳的影子，就是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日晷通常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铜制的指针叫作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起着圭表中立竿的作用，因此，晷针又叫表；石制的圆盘叫作晷面，安放在石台上，呈南高北低，使晷面平行于天赤道面，这样，晷针的上端正好指向北天极，下端正好指向南天极。晷面两面都有刻度，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辰，每个时辰又等分为时初、时正，这正是一日24小时。据说我国大约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开始使用日晷记时。”
文教授说：“文闻讲的很好。不过，你们要注意晷盘的摆放是很有讲究的，它要根据各地的经度和纬度的不同，做不同角度的倾斜，这件日晷是垂直安放的，所以计时并不准确。”
文闻问道：“爷爷，日晷只有这一种类型吗，通常摆放在什么场所？”
文教授说：“日晷的类型有好多种，分为地平式、赤道式、子午式、卯酉式、立晷等。其中，赤道式日晷是中国发明的，亦是所有日晷中最准确的。在中国，通常将日晷摆放在宫殿、庙宇等标志性建筑群里。”
嘉量
在孟府的大堂前的月台上，与日晷相对而立的一栋石亭，叫嘉量楼，其内放置的是嘉量。日晷与嘉量，一左一右，唇齿相依。
天一不解地问道：“姥爷，在孟府内为什么要摆放日晷与嘉量？”
文教授说：“在孟府摆放日晷与嘉量的复制品，这是效仿皇宫的规格，也是权利的一种象征。”
文闻说道：“我记得在北京的太和殿和乾清宫，日晷和嘉量分别摆设在月台的左、右侧，与午门的放置相反。爷爷，这是为什么？”
文教授说：“这是因为在咱们中国，古人以东为上位，且日出于东，故太和殿与乾清宫的日晷置于东侧，嘉量置于西侧；而满、蒙、藏等少数民族认为佛祖所在之位、西方日落之处为上位，故在午门前日晷置西侧，嘉量置东侧。当然，日晷和嘉量的摆设，也是当年乾隆时期国富民强、民族统一的象征。”
文闻问道：“奶奶，在我国历史上有关于嘉量的记载吗？”
程教授说：“在《周礼·冬官·考工记·栗氏》中有一段铭文：‘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这里提到了嘉量一词，鬴器是成套嘉量中的一个器皿，铭文就是刻在其上的，大意是说：‘君王为了教化民众、确立度量法则而制作了这鬴，度量的信用在道德中达到了最高的程度。标准量器已经制成，用以颁示四方各国。教导你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把这量器作为准则。”
文教授说：“从这个铭文在可以看出嘉量是中国古代对体积的标准量器，嘉量类似于现代化学实验室的量筒。
天一说道：“我明白了，嘉量就是古代的一种大量筒。”
文闻问道：“爷爷，嘉量中的量就是度量衡中的量吗？”
文教授说：“是的。度量衡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同律度量衡。’”
天一问道：“姥爷，度量衡三个字分别是什么意思？”
文教授说：“根据郑玄的注解，‘度，丈尺也’。而《汉书·律历志》解释为：‘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可见，‘度’即是指计量长短的标准或器具。”
文闻问道：“爷爷，那‘量’‘衡’是什么含义？”
文教授说：“《汉书·律历志》解释为：‘量者，合（音ge，同‘革’音）、龠（音yue，同‘月’音）、升、斗、解也，所以量多少也。’‘量’就是指计量容积的标准或器具。《汉书·律历志》解释说：‘衡，平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衡’就是指称量物体重量的标准或天平衡杆、秤杆等工具。”
天一说道：“我知道了，‘度量衡’就是分别指计量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或器具。”
文闻问道：“奶奶，在我国历史上只有嘉量这一种量器吗？”
程教授说：“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量器和相应的计量单位。在《国语·周语下》引《夏书》上一句话：‘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三国时期的东吴太史令韦昭注解释说：‘（夏书）《逸书》也。关，门关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赋调钧，则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关，衡也。’可见，远在我国的夏朝就出现了石、斛，这可能既是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然而，迄今为止还未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夏朝量器和衡器，原因有多种，其中当时器具的材质难以保存可能是主要原因。”
文教授说：“容量单位石、斛可能出现于夏朝，在之后的朝代中一直被使用着，但与其它容量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却不断变化。”
文闻问道：“爷爷，在我国的历史资料中有量器的记载，而这些容器的实物还存在吗？”
文教授说：“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有不同朝代的量器，例如陶量、嘉量等。”
天一问道：“姥爷，您给我们解释几种出土的量器好吗？”
文教授说：“好的。在已经出土的量器中，相对较早的当属战国时期的量器。其中一件是商鞅铜方升，于晚清时期在陕西省蒲城县出土。”
文闻问道：“爷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量器？”
文教授说：“这是商鞅借鉴齐国量制而制作的、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就是即以尺寸定容积的标准量器。这种铜方升由商鞅于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监制颁发，由青铜铸制，呈长方形，内口长、宽和深之比为5.4∶3∶1，有短柄，左壁刻铭文32字。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度量衡时仍以商鞅所造量器为标准量器。”
天一问道：“姥爷，商鞅铜方升的容量是多少？”
文教授说：“商鞅铜方升的容量是一升，大约是16.2立方寸，相当于202.15立方厘米。”
文闻问道：“爷爷，商鞅铜方升的制作年代距今已有2300多年，现在保存在哪里？”
文教授说：“商鞅铜方升现被存在上海博物馆。”
天一问道：“除了商鞅铜方升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出土量器？”
程教授说：“还有在邾国故城出土的陶量，是战国时期在邾国和鲁国一带使用的量器。”
文教授说：“早在1980年，邹县当地农民将前几年在邾国故城宫殿区以南挖出的两件陶量捐献给了国家。这两件陶量是邾国在战国早中期的标准量器，器形相似，均为撇口，深腹微鼓，平底，通身饰细绳纹，腹中部有波浪形堆纹一周，并有对称的手柄。器内底均戳印有‘廪’（lǐn）字，表明陶量为当时置于仓廪的标准量器。”
文闻问道：“爷爷，两件陶量的容量是多少？”
文教授说：“春秋战国时的邾国实行斛、斗、升制的容量单位。陶量容积约1斛，按照现在的计量单位大约为20000毫升，在当时为100升。因此，这些陶量可称为‘廪斛’。”
程教授说：“2015年，在山东大学考古系联合邹城市文物局对邾国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东周到汉代的遗存，出土了丰富的陶、石、骨、蚌器等，其中有12件东周秦汉时期的陶量。”
文教授说：“还有一件量器值得一提，这就是明朝的成化兵子铜量，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量器高18.6厘米，口方边长28.4厘米，容积为一斗之量。四壁铸阳文大字‘福寿康宁’，底部铸阳文‘成化兵子造’。‘成化’是明宪宗年号，为1465--1487年。”
天一说道：“姥爷，刚才您介绍的这些出土量器都是单体的，有成套的量器吗？”
文教授说：“要说成套的量器就是嘉量了。”
文闻说道：“爷爷，《周礼·冬官考工记·栗氏》中记载的嘉量没有实物在世，而在世的嘉量与《周礼·冬官考工记·栗氏》中记载的相同吗？”
文教授说：“在《十三经注疏·周礼·冬官考工记·栗氏》记载的嘉量是成套的量器，有相应的计量单位：‘量之以为鬴（fǔ），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槩（gài，量米粟时刮平斗斛的木板）而不税。’”
天一问道：“姥姥，这段记载的大意是什么？”
程教授说：“这段记载的大意是：所铸造的量器为鬴（釜），深一尺，口缘为圆形，容积约一立方尺即为一鬴。鬴的臀部深一寸，臀部的容积为一豆。鬴两侧的耳子深三寸，耳子的容积为一升。鬴重一钧。敲击鬴所发出的声音符合黄钟宫。用槩推平鬴中所盛的米粟而不让它脱落。”
文教授说：“按《十三经注疏·周礼·冬官考工记·栗氏》所记载的量器，为官量，该器各部可以分别为鬴、豆、升三种容量的标准，即标准量器，一器多用。”
文闻问道：“爷爷，现存的实物嘉量是哪个朝代的？”
文教授说：“相传1901年在山西河东某县出土了汉代标准量器，就是2件新莽铜嘉量。这是现存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实物嘉量，在公元九年制造的‘新莽嘉量’，由国师刘歆设计制作，又叫‘刘歆铜斛’。在王莽时期，由中央向全国103个郡、藩国颁发，作为标准计量器。很可惜，出土的2件新莽嘉量中有一件已经残缺不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完整，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天一问道：“姥爷，‘新莽铜嘉量’是套装，它包括哪几部分？”
文教授说：“‘新莽铜嘉量’是中国古代一种标准量器，包括斛、斗、升、合、龠五个容量单位。主体是一个大圆柱桶，桶的下部有一隔层，隔层上方是斛量，下方是斗量；左侧的小圆柱桶是升量，底在下端；右侧是一个中有隔层的小圆柱桶，隔层上方为合量，下方为龠量。斛、升、合三量开口向上，斗、龠二量开口向下。”
文闻问道：“爷爷，这五个量器的容积如何换算？”
文教授说：“这五个量器的容积换算关系是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的古制设计。1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
天一问道：“姥姥，‘新莽铜嘉量’为什么又叫‘刘歆铜斛’？”
程教授说：“简单地说，‘新莽铜嘉量’是刘歆设计制造的。其中，最高的科技含量就在于圆柱体体积的计算方法创新，这在当时可谓处于全世界领先地位。”
文闻问道：“奶奶，为什么这样说呢？”
程教授说：“这其中的奥秘还是由你爷爷来说吧。”
文教授说：“新莽铜嘉量各器都是圆筒形，制作时首先要计算容积，这必然要用到圆周率。刘歆如何解决圆周率问题？量器的铭文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一度成了千古之谜。”
文闻问道：“爷爷，难道我国古人没有圆周率吗？”
文教授说：“在刘歆所在的时代之前，我国古人有个经验式的圆周率，就是《周髀（bì）算经》里说的‘径一周三’的圆周率。”
天一问道：“姥爷，《周髀算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文教授说：“《周髀算经》是我们国家最古老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天文历法、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更替、气候变化等规律。”
文闻问道：“‘径一周三’又是什么意思？”
文教授说：“这是《周髀算经》里说的，‘径一周三’就是说，圆周是直径的三倍，如果直径是一尺，圆周率就是三尺。可见，我国古人早已经掌握了圆周率，只是这个圆周率有点粗放，仅为3。”
天一问道：“姥爷，西汉末年的刘歆没有使用古人的这个圆周率，他是如何计算圆的面积和圆柱体体积的？”
文教授说：“前面说过了，这是个千古之谜，在刘歆铜量器的铭文中所提到的一些数据，后世人无法计算出刘歆所说的斛的容积。因此，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数学家曾经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文闻问道：“爷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哪个数学家解开了这个谜？”
文教授说：“数学家们也只是推测刘歆计算斛的容积时所用的圆周率，至于刘歆怎么获得的圆周率是无法知晓的。在这些数学家中刘徽和祖冲之的研究卓有成效。”
天一问道：“刘徽作了说明研究？”
程教授说：“刘徽是在三国时期的数学家，他与刘歆相距200多年。”
文教授说：“刘徽为了破解刘歆计算斛的容积之谜，发明了用割圆术来求圆周率的方法，并得到圆周率3.14。由此，刘徽成为运用正确方法求圆周率的首位中国人。后来，刘徽用3.14圆周率去核算嘉量的圆面积等数据，进一步计算却不能得到刘歆所说的斛的容积。很可惜，刘徽没有再继续研究下去。”
文闻问道：“在破解刘歆之谜中，刘徽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程教授说：“刘徽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找到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二是得到了圆周率3.14，比古人的圆周率3往前推进了两位小数点。”
天一说道：“的确了不起。”
文闻问道：“爷爷，在刘徽之后是哪位数学家继续破解这个谜？”
文教授说：“又过了200多年，到了南北朝时期，祖冲之继续破解这个谜。”
天一问道：“姥爷，祖冲之把这个谜破解了吗？”
文教授说：“应该说祖冲之在圆周率计算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因为，祖冲之发现刘徽计算圆周率时在96边形时就停止了，得到圆周率3.14。为了得到更精确的圆周率，祖冲之采用刘徽的方法，把圆分割成更多的多边形。他最终得到12288边形，发现如果直径是1，则圆周大于3.1415926，小于3.1415927，由此，祖冲之成为全世界最早把圆周率精确地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的第一人。”
程教授说：“在当时的环境下，祖冲之的研究工作水平可谓世界之最了。”
文教授说：“祖冲之用这个精确的圆周率去校验嘉量上的刻铭，根据刘歆铜量计算出圆、半径、直径，之后计算斛容积，与刘歆铜量铭刻中斛的容积一致。但是，祖冲之推算的斛底部圆直径与刘歆铭刻中的数据不一致，不知道这是否为当时的笔误。”
程教授说：“根据祖冲之的推断，刘歆已经设计制造出了在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件量器。”
文闻说道：“真的为我们国家有刘歆、刘徽和祖冲之这样的科学家而骄傲。”
天一问道：“姥爷，清朝乾隆九年（1744年）制作的嘉量与新莽铜嘉量有什么关系？”
文教授说：“清朝乾隆九年（1744年）制作的嘉量有方形和圆筒形两种。据说在乾隆初年，有人得到一只东汉时期‘嘉量’，就是‘新莽铜嘉量’，并把它献给了乾隆皇帝。得到这件宝物之后，乾隆认为此乃天意，于是，仿照‘新莽铜嘉量’和唐太宗时期方形‘嘉量’样式，于乾隆九年（1744年），制造出两个方形和两个圆形嘉量。”
程教授说：“清朝仿造了方形和圆形嘉量，方形嘉量放置在太和殿前，置于石亭中，这是国家的统一和集权的象征。”
文闻问道：“奶奶，为什么说嘉量是国家的统一和集权的象征？”
程教授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征收赋税。在我国历史上，夏代立国后，就以人口和土地为单位收取赋税，这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闻说道：“我明白了，征收赋税当然需要容量和重量器具，所以，嘉量就应运而生了。”
天一问道：“姥姥，赋与税有什么区别？”
程教授说：“一般而言，税是指向民众征收的粮食，所以是‘禾’字旁；而赋是指向民众征收钱财，所以是‘贝’字旁。税是用来以作为帝王祭祀、奉养、百官禄食之用；赋是用来作为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可见，赋税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保证，而赋税的征收需要制度的保障。”
文教授说：“历朝历代，征收赋税的制度由统治者制定，其中，度、量、衡的标准是主要内容。”
程教授说：“为此，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写道：‘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历来征收赋税的多少和范围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文教授说：“孟子主张轻徭薄赋，降低税收，让百姓休养生息。只有让百姓种好他们的地，减轻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使他们富足，国家就会稳定和发展。”
文闻问道：“奶奶，在《孟子》中是否有孟子关于赋税的论述？”
程教授说：“当然有了，刚才你爷爷说的就是《孟子·尽心上》上的一句话，原文是：‘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天一问道：“姥姥，加重赋税征收会造成什么后果？”
程教授说：“在《孟子》中，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大意是：有对布帛的征税，有对粮食的征税，有征发劳力的赋税。君子采用其中的一种，缓和另外两种。采用两种而民众就会有饿死的，采用三种征赋父子就要分离了。”
文教授说：“各个朝代都征收赋税，但必须取之有度，取之有时。朱熹说：‘征赋之法，岁有常数，然布缕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当各以其时；若并取之，则民力有所不堪矣。’（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如果赋税过度、过时，就会民不聊生，危害国家安危。‘言民为邦本，取之无度，则其国危矣。’（南宋·朱熹《孟子集注》）”
天一说道：“姥姥，可以这样认为，就是天下粮食的度量衡权由统治者掌控，成为皇权集中的象征。嘉量含有统一度量衡的意义，象征着国家强盛和统一，同时，具有捍卫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的独特意义。”
程教授说：“天一说的很好。”
大堂
程教授一行四人来到大堂观览。
孟府主体建筑大堂建于0.72米高的台基上，面阔5间的硬山建筑，硬山顶，小瓦覆盖。
文闻问道：“爷爷，孟府大堂的建筑有什么特点？”
文教授说：“孟府大堂的建筑特点就在于在整个院落中凸显大堂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大堂前有月台，24米见方的方形庭院，东西两侧分别布置了七开间的两厢，这些都衬托出大堂的主体地位。”
天一问道：“姥姥，大堂是孟府的主体建筑，其功用是什么？”
程教授说：“大堂是孟子嫡系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开读诏旨，接待政府官员，申饬族规家法，以及节日、寿辰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
堂前檐下正中悬挂着清雍正皇帝手书钦赐孟子第六十五代孙孟衍泰“七篇贻矩”堂匾。
门两侧的抱柱对联，上联为：“继往开来私淑千年承燕翼”，下联为：“居仁由义渊源百代仰先烈”。
文闻问道：“奶奶，这幅对联寓意是什么？”
程教授说：“这幅对联寓意是孟子继往开来继承孔子学说使之传世千余年，孟子的仁义思想渊源百代使后人敬仰先贤先烈的功绩。”
书写者是著名书法家、中国书协原副主席王学仲先生。
大堂正中木制暖阁内，设公案，背景绘制暗八仙等图案，暖阁两侧陈列着各种执事。明景泰二年（1451年），孟子第五十六代孙孟希文被加封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天一问道：“姥姥，在孟府的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要职责是什么？”
程教授说：“孟府的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要职责是管理孟府内部事物，主持孟子祭祀，编撰孟家家志《三迁志》等，享受正七品待遇。”
文闻问道：“奶奶，历史上孟府的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一直延续吗？”
程教授说：“孟府的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被国民政府撤消了，改封孟子七十三代孙孟庆棠为‘亚圣奉祀官’，管理孟子祭祀活动及孟府内部事务。至此，‘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封号共沿袭了18代，长达486年。”
大堂两侧东西各有一间亭子，名“鼓乐楼”。每逢孟府有重大喜庆活动时，在此击鼓奏乐。
东侧有一处独立的院落为五代祠，建于台基之上，面阔三间，硬山建筑，方椽。五代祠是祭祀孟氏五代之内的宗族家祠，安置孟氏翰林院五经博士五代先祖牌位。五代祠室内东墙壁中嵌有明代《吏部为欠缺奉祀事札》石碑一块，室内西壁嵌有明代《孟氏大宗祖考妣明远忌日之图》碑一块。
大堂西侧为见山堂，是一幢曲尺形建筑，面阔五间，这里是孟氏后裔接待和宴请宾客的场所。
见到堂前有一块太湖石，天一问道：“姥爷，这里为什么要立一块石头？”
文教授说：“在堂前立一块石头，取‘开门见山’之意。”
在太湖石上面刻有清代金石学家阮元手书的一首诗。
天一问道：“姥爷，在历史上阮元是一位什么人物？”
文教授说：“历史上，阮元可是一位比较有名的人物，他是江苏扬州仪征人，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
文闻问道：“爷爷，阮元与山东，特别是邹城有什么关联？”
文教授说：“阮元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先后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供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阮元任提督山东学政，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离任。在他任职山东期间，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当然，也来过邹城，游览了孟府，写下诗篇。在山东巡抚毕沅主持下，阮元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
程教授说：“阮元治学领域广阔，包括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可谓是无不涉猎，特别是专于经学，留下了不少的著作。在金石、校勘等方面很有建树。”
文闻问道：“既然阮元在校勘方面很有建树，那他与儒家著作有关联吗？”
程教授说：“阮元与儒家著作不仅有关联，而且还作出很大贡献。他曾经校刻了《十三经注疏》，这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180余种、1400余卷。中华书局在2009年出版了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这本书的全称是《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在书中，阮元汇编了儒家‘十三经’及汉至宋代经学家的注疏，是研究古代文史必备的参考书。”
天一问道：“姥爷，阮元在督山东学政时来邹祭祀孟子，留下的诗篇就是《谒孟庙》吗？”
文教授说：“是的，阮元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督山东学政时，来邹祭祀孟子、考察四山摩崖，并在孟府所作使。”
阮元的诗篇《谒孟庙》：
霸王代谢百年间，夫子风尘又辙环。
若使灵台开晋国，岂能秦石上邹山。
遗书赖有邠（bīn）卿校，古庙惟馀博士闲。
今夜断机堂外住，主人镫火照松关。
程教授说：“这首诗就刻在了太湖石上，8行，共75字，上有启首章一方，文后有印章两方，又随山石起伏之势而刻，字体秀逸典雅，结体严谨，诗文凝练概括，诗意深邃，音韵得当，此刻石无论从诗文还是从书法艺术上看，都是难得的珍品。”
文闻问道：“奶奶，阮元的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程教授说：“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的割据实力混战了一百多年，孔孟两位圣人到处奔波，游说他们的‘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主张，如果晋国国君能够象周文王那样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就能够统一天下，秦始皇哪能有统一之日，并且在峄山上刻石颂德呢？《孟子》一书由赵歧来注解，祠庙经常留有一些有学问的人居住。今夜我住在断机堂外，与主人清雅的谈话比松柏还要高雅。”
内宅门
中路建筑的内宅门是一道内宅与外衙的界限，内宅是女眷居住之所，对进出之人有着严格的限制。
穿过大堂，进入内宅。内宅门在封建时代是一道禁门，一般人不得擅自入内。内宅门的外檐木坊上有三幅精美的透雕图案。
天一看到第一幅透雕图案，问道：“姥姥，‘鹤鹿同寿’有什么寓意？”
程教授说：“其寓意就是夫妻团圆和睦，白头到老。”
文闻问道：“夫妻团圆和睦、白头到老与鹤鹿有什么关联？”
文教授说：“这也许与民间的‘鹤鹿同寿’来源有关。根据传说‘鹤鹿同寿’的原意是‘六合同寿’。”
天一问道：“六合是什么意思？”
文教授说：“六合指天地或乾坤与东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天下。”
文闻问道：“六合怎么成为了鹤鹿？”
程教授说：“在‘六合同寿’中，六的谐音为鹿，合谐音鹤。根据谐音就把‘六合同寿’演变为‘鹿鹤同寿’，最后成为‘鹤鹿同寿’。”
文教授说：“除了谐音之外，‘鹤鹿同寿’还因为鹿、鹤皆为灵兽，有天地皆灵，鹤鹿同寿就是天地同寿之意。同时，鹤是长寿的动物、代表长寿；鹿代表福禄，在清代民间亦有祝贺其生财进爵、封爵加禄之意，表示一种美好祝福。”
程教授说：“鹤鹿同寿图案出现在我国的明朝，到了清朝寓意也有所改变。其中，鹤高美华贵，诗经中称鹤寿无量，据说太乙真人以仙鹤为坐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跟仙、道有者密切关系，有着仙风道骨的精神品格，人们常常把鹤称为仙鹤；鹿则是南极仙翁的坐骑，既是长寿又是富贵的象征。鹤鹿作为最重要的祝寿图案出现，取两灵兽降吉之意。”
天一看到第二幅透雕图案为“鲤鱼跳龙门”，问道：“姥姥，这幅透雕图案的寓意是什么？”
程教授说：“其寓意是加官进爵，望子成龙。”
文闻说道：“据说微山湖里的鲤鱼成为龙鱼，因为它们头上有四个鼻孔，四根长须。难道跳龙门是这种龙鱼吗，奶奶？”
程教授说：“的确微山湖有四孔鲤鱼，但是鲤鱼跳龙门则是民间的美丽传说。”
文教授说：“关于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版本。”
文闻问道：“爷爷，鲤鱼为什么要跃龙门？”
文教授说：“民间传说都有深刻的寓意，这里的寓意与龙门有关。有一种传说，鱼跃龙门的故事发生在今洛阳龙门石窟所在地。”
天一问道：“姥爷，那里有龙门吗？”
文教授说：“从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区南约2公里处，有一座大山，传说是大禹将大山从中间辟开，形成两座大山对峙状态，中间是个大开口，很像大门，称为伊阙。伊河水经伊阙汇入洛河，然后入黄河。后来，隋炀帝定都洛阳，他的皇宫大门正对伊阙，因为帝王以真龙天子自居，因此，伊阙就被叫做‘龙门’，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文闻问道：“爷爷，鲤鱼为什么跳这个龙门？”
文教授说：“传说孟津黄河中的鲤鱼，顺着洛、伊之水逆行而上，当游到龙门时，波浪滔天，纷纷跳跃，意欲翻过。跳过者为龙，跳不过者额头上便留下一道黑疤。”
文闻说道：“对于这个传说，唐代大诗人李白还有一首诗《赠崔侍御》呢。”
天一背诵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文闻问道：“奶奶，‘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还有另外的版本吗？”
程教授说：“‘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发生在山西省河津市城西北12公里黄河峡谷中的龙门，又叫禹门口。这个传说讲的也是黄河鲤鱼跳过龙门，就会变化成龙。在宋代陆佃作训诂书《埤雅·释鱼》中说：‘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
文闻问道：“奶奶，‘鲤鱼跳龙门’除了期盼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寓意之外，还有其它寓意吗？”
程教授说：“‘鲤鱼跳龙门’的寓意还包括逆流前进、奋发向上。”
第三幅透雕图案为“麒麟送子”。
天一问道：“姥姥，‘麒麟送子’的寓意是什么？”
程教授说：“关于麒麟的故事，我们在游学三孔时就讨论过了。在这里‘麒麟送子’的寓意为世世代代，香火不断，后继有人。”
进入内宅门，便是孟府内宅。是孟家的嫡裔世代居住的地方。
院内有一株古老的木香，又名荼糜（túmí）。
天一问道：“姐姐，这是一种什么花？”
文闻说道：“荼蘼是一种花，又名酴醾、佛见笑、重瓣空心泡，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空心泡的变种。每年四、五月间开花，花为白色，香味浓郁，又称‘十里香’。”
文闻说完便背诵了宋朝诗人王淇的诗《春暮游小园》：
“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
开到荼靡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天一听到文闻背诵的诗文，不解的问道：“姥爷，诗人为什么说‘开到荼靡花事了’？”
文教授说：“因为荼靡花是春天最后的花，也就是暮春开的花，开得最晚，所以说‘开到荼靡花事了’，意为荼蘼花开时，春天就要过去了。”
文闻问道：“爷爷，为什么说荼靡是‘十里香’？”
文教授说：“你奶奶知道。”
程教授说：“苏轼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
‘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
青蛟走玉骨，羽盖蒙珠幰（xiǎn）。
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
世恩堂
穿过内宅门，进入内宅院落，院落里的正厅名“世恩堂”，面阔5间，硬山顶。
天一问道：“姥姥，‘世恩堂’在表达什么意思？”
程教授说：“‘世恩堂’意为孟氏后人世代享受皇恩。”
在正厅的中堂是一幅《蟠桃大会》，两侧有对联。
文闻问道：“爷爷，这幅《蟠桃大会》和对联是什么年代的？”
文教授说：“这幅《蟠桃大会》是民国年间孟氏的一位族长孟继彬送给孟繁骥三十大寿的贺礼，两侧的对联是孟繁骥的父亲孟庆棠到南京受封‘亚圣奉祀官’时，书法家傅安送给他的。”
天一问道：“姥姥，这幅对联寓意是什么？”
程教授说：“对联：‘淑慎其身令德寿岂，朝宗于海出言有章’，语出《诗经》，意思是说：良好的道德修养使他能够长寿，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赞美了孟庆棠的学识和人品。”
文闻问道：“爷爷，孟氏后人什么时间不再居住在孟府了？”
文教授说：“孟子七十四代孙孟繁骥先生，是最后一位居住在孟府内的亚圣奉祀官，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娶兖州王景禧之女王淑芳女士为妻。王淑芳是王景禧的四女，天津美术专科学校毕业，颇富文采，生一女三子，女名莲君、长男祥协、次男祥肃、三男祥孚。1945年孟繁骥夫妇迁居南京，1949年去台湾。1990年8月26日孟繁骥在台湾去世。未曾返乡。在他去世的第二年（1991年），长女孟莲君和三子第一次返邹，并举行了祭祀活动。”
赐书楼
穿过内宅院，便到了孟府的第四进院落，即赐书楼。
赐书楼古朴典雅，经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同志鉴定，为明代建筑，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赐书楼为二层硬山式建筑，每层面阔3间，现存赐书楼为明代遗构。作为孟氏后裔存放皇帝钦赐墨宝、书籍和家族档案的地方。现今举办的《孟子世家档案》展览，详实的展现了孟氏后裔的家族史，并展出了保存完好的族谱、圣旨、祭器等文物真品。同时，展览中还以坐标轴的形式，标出了邹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仅有孔子、孟子、匡衡、王叔和等大贤巨擘，还有历史上发生在邹城的重大事件。这些内容与中华文明史紧密相连，展现了邹鲁文明独特的文化魅力。
上房院与延绿楼
孟府的第五进院落为上房院，是孟氏五代之内近支居住的地方。穿过上房院，面前的这座两层楼既是延禄楼，位于孟府最后一进院落，当年是孟氏嫡裔女儿们居住的地方。缘绿楼为两层硬山式建筑，面阔五间。延禄楼毁于清末，现存缘绿楼为1983年在原址上复建而成的，重修后更名为孟府养生堂。
【作者简介】
陈晓霞现任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儒学发展史、文化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人才培养，尤长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主持近20项国家、省、市社科规划项目，出版《新时代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社会道德风尚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跟着孔子去游学》《游学三孔》《游学四孟》等12部个人专著，在《人民日报》《中国行政参阅》（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孔子研究》《理论学刊》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学作品100余篇，多项成果获国家、省、市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