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25日，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打响，然而在战略冒进，党内思想出问题的情况下，这一次突围失败了。
红军损失惨重，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得已，中央决定开始长征，以保住红军主力。
但中央并未完全放弃苏区，因此列下了一份去留名单。
然而这份长长的名单中，除了像陈毅、项英、瞿秋白等文武大将以外，还有许多与毛主席同行多年的家人、战友、朋友。
制定这份名单的人，是以傅古、李德为首的中央“三人团”，而在这之前，傅古与毛主席就已经不对付了，因此这份名单的深意不言而喻。
要说这件往事，还得从1934年5月的一场会议开始说起。
错误的决定
长征的开始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但实际上，早在1934年上半年5月份，中央就召开会议决定战略转移。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1934年4月底的时候，苏区北大门广昌没守住。
这个地方是苏区的战略关键点，素有“战略锁钥”之称，也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主战场都打输了，又丢了大门钥匙，情况非常糟糕。
1934年5月份的那场会议只是提出了方案，中央还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备申请。
一旦通过，中央立刻组成了“三人团”，分别是傅古、李德和周恩来，共同策划这次的战略转移。
那时给三人的定位是，傅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而周恩来只负责督促计划的实行。
也就是说，整件事实际上是由傅古、李德两人主导，而那时与毛泽东同为战友的周恩来仅在整个团队中作为建议、监督的角色。
“战略转移”是相当重大的一个决定，在1934年6月2日，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分析了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向上级报告了苏区现状，他提出，目前中央提出了两种作战方案。
一个是坚持留在苏区，打游击战，坚持到最后一刻；第二种方案则是将主力转移到另一个战场。
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央不应当将两种情况对立起来，应当将其结合起来，在其他可能都尝试过之后，才选择最后战略转移。
后来李德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道，埃韦特这番言论是受他影响产生的结果。
中革军委根据他的书面报告制定出了上述两个方针，他只重点谈论突围一事的功劳，有意避开“坚持保卫苏区”的建议。
后来的学者分析称其为“机会主义错误”，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李德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这套方案既可以让红军主力安然撤离，又能够将苏区保住。
但实际上，由于反复“围剿”，红军中损失重大，就算选了一批人留下。
面对蒋介石的100万兵力，无异于螳臂当车，苏区恐怕是保不住的。
这样一来，到时候真的按照方案实施，那些留守人员恐怕是凶多吉少。
不久，共产国际方面传来了回复，表示“完全赞同”中央的方案，并且会提供相应的武器、物资支援。
这一决定严重影响了后续的准备工作，也导致了后来红军的艰难境地。
时间来到1934年7月份，中央已经正式提出了红军转移的问题，并且在为撤离苏区做准备。
“突围”和“守卫苏区”这样的矛盾态度持续在党内弥漫开来，贯穿了长征前的大小会议、安排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转移一事成为了中央必须执行的事，但谁来决定，承担做决定的后果。
没想到的是，中共和共产国际互相踢皮球，谁也不愿意主动承担下决定的责任。
到这里，不论是国内的中央，还是共产国际都坚持了李德的方案。
不过，埃韦特在1934年初就曾判断，中央最后应该会不得不放弃苏区，但他后来也保留跟李德相似的建议。
这样的决策带来的后果就是苏区形势继续恶化，牺牲了不少战士，到了9、10月份，中共走到了关键节点上。
在1934年9月30日，共产国际与中央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而在计划通知上，中央又出现了纰漏。
仓促的通知
长征正式开始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而正式决定战略转移才在10天前定下。
那时，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政府担任政治局委员一职，按理来讲，他应该这年6月份就能从傅古那里得知消息。
但在会上，傅古并没有告诉他共产国际已经同意了战略转移的意见。
据后来的文献推断，毛泽东知晓红军转移这一消息，其实很有可能是通过周恩来得知的。
1934年9月份的时候，他到赣南省视察，刚好接到周恩来的电话。
电话中，周恩来提醒毛泽东可以多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为后续组织选择长征路线作参考。
可能也就是这一通电话，让毛泽东间接知晓了红军极有可能转移的消息。
很快就到了10月份初，这个时候，毛泽东才从中央知道了红军转移的秘密通知。
接着陆续得到消息的是其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消息传出后，不少人开始问到各干部的去留问题。
于是，在去留名单上，又出现了一系列的争端，这也间接导致长征刚开始十分仓促，不断走错路。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局面，还是得从“三人团”上面说。
那时中共六届五中选出来的苏区中央书记员有5个人，其中就有傅古、周恩来、张闻天等人。
“三人团”肯定清楚红军转移的目的，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更不用说他们在这件事中参与了多少。
就拿张闻天来说，战略转移构想提出3个月后，他从闽赣边上巡视回瑞金，他不了解情况，做事情就跟着最高的“三人团”的通知来。
那个时候，他们就在拟定去留人员的名单了，公开来讲，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一定的中级干部，但必须要上报名单审核。
曾经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的瞿秋白，也曾申请跟随转移，但他的申请被傅古驳回了。
7、8月份的时候，各部门也开始在着手干部去留的问题，不少中央政治局下的干部们，也没有得到傅古的通知。
但通过这件事他们或多或少，猜到了红军迟早也“挪窝”去别的地方了。
随后得到消息的是中革军委的彭德怀和林彪，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彭德怀也不知道消息。
他还是从《红色中国》这一文章中所说的话，以及军委命令猜测得知的。
这一切都是干部们间接得到的消息，但没有真实命令，谁演不敢贸然行动，恐打乱组织的安排。
但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了10月份，1934年10月开头，傅古才到红三军团中说了战略转移的事，而且要求的是立马转移。
彭德怀和杨尚昆听完傅古报告后，人都傻了，感觉特别突然。
自己还没和部下商讨安排，怎么就现在要拎着人去别的战场了。
彭德怀是急性子，很快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会议结束后，他抱怨道：“这么大的一件事，为什么中央都不开个会，也不跟我们这些兵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
同样的，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他那时刚结束温坊战斗没多久，跟着林彪一起回了瑞金。
刚落脚周恩来就找到他们，说明了红军转移一事，要他们做好准备。
显然傅古为核心的中央，在传达计划上是非常有问题的。
那么，那份去留名单背后又有什么问题？而在长征途中引发的问题，毛泽东是如何出面解决的呢？
名单真相
长征前高级干部的去留，实际全由傅古一个人负责。这一点在1943年11月的会议上，他亲口承认了这件事。
这就涉及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去留问题，作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是这件事的知情人。
首先，傅古本人打心底里是不愿意让毛泽东跟着长征的，想把他留在苏区。
其次，傅古也没有检讨过自己的想法，1943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检讨不是有意要让瞿秋白与何叔衡牺牲的。
如果说，他曾经有产生过将毛泽东留在苏区的想法，或是真的这么做了，但是又反悔了。
在检讨时，他其实可以拿出来，以功抵过，但从始至终，他都没提到这件事。
而当时，毛泽东仅仅建议不要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打散，傅古采纳了这个建议，将他们编入了一野纵队的中央队。
显然，傅古没有在意毛泽东去留对自己有何影响，这对他没有什么威胁。
不过，他确实做了排挤毛泽东的事。
那时，傅古与毛泽东不对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主动提出来了更加正确的思路，这与临时政府的主张出现了冲突。
但是，中央又让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书记，显然，中央的态度非常矛盾。
不过，中央并没有安排毛泽东去做他最擅长，也是最为喜爱的军事工作。
还取消了毛泽东第一方面军的职位，在军事方面只担任负责监督的中革军委。
于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根本没有指挥的权力，但他没有灰心，积极坚持自己的主张。
随后，毛泽东被批评思想问题，在宁都会议后撤至后方，中央顺势同意并被撤销了第一方面军政委一职。
后来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等到1933年1月时，周恩来打电话给张闻天，去劝毛回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2月份的时候，毛泽东回到了瑞金，但中央政府并没有恢复他的军事领导职务。
随后，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会上，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委员。
其实，临时政府并不想选他上去，而是因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信，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支持。
这就引起了傅古的不满，他称毛“不管日常事”，把张闻天安排到了主席位置上，接着继续挤兑毛，将其架在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上。
张闻天在回忆中说，傅古这一行为，意在将他与毛泽东同志一起排挤出去，一石二鸟。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去留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但是有他非常重要的战友、亲人这一原因。
傅古为核心的中央过于自大，又不听取他人意见，在长征转移一事上，保密也不到位。
即便用层层传达消息的方式，也未能阻止消息泄露。
1934年6月，中共设立在上海的秘密根据地遭到破坏，书记李竹声被捕后叛变，其中就有泄露了关于红军转移的电报。
蒋介石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红军转移的作战计划，好在电报中并未提到具体的突围路线和日期，这才使得红军免遭一难。
但红军内部也是自顾不暇，由于仓促的通知，许多中下层的干部，知道长征前夕还被蒙在鼓里，只隐约知道有这么个可能。
什么动员宣传，组织规划更不用说了，全乱成一锅粥，军心不起自然就很容易出问题。
在一开始的行军过程中，策略又出现了问题，军委纵队与军团后方组织过大，导致战斗部队成了大家的掩护。
长征经过宁夏的红二方面军部分领导（老照片）
红军行径十分缓慢，走得拖拖拉拉，牺牲的人还变得更多了，甚至有不少人落队。
傅古自己也痛心疾首，走在行军路上，拿着一只手枪朝自己比划，可见红军已到了紧急到不能再紧急的地步。
而在后面多场会议中，毛泽东继续像傅古、李德二人提出自己的战略主张，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支持他。
最终才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地位，红军长征才出现了新转机。
至于苏区的留守人员，毛泽东临走前写下了《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文中他说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先保人，苏区的事可以后面再说。
显然，苏区是保不住了，但是有了这项指示，苏区身经百战的2000多名老兵，在陈毅、项英的带领下，领着2万多伤员打游击。
经过几年的斗争后，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纠缠，这一点还是值得令人庆幸的。
从这份留守名单背后所隐藏的故事看出，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们，为了引领组织走上正轨花费不少心血。
他们牺牲了很多，不管是自己的亲人还是战友，甚至是他们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而真理是不怕烈火焚烧的，只有经历过实践，才能够检测其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