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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秋之交，是薛岳在抗战中最为凄凉的时期。
1944年夏季，举世瞩目的长衡会战失利，在抗战中固守5年不失的长沙城在2天之内失陷；衡阳在死守47天后，弹尽援绝，第10军放下了武器。此次失利，其中固然有着日军势大，九战区因精兵强将大部分被调离参与缅北反攻，造成力有未逮的因素在内，但对敌情判断不明，在指挥上一再失误更是重要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薛岳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指挥失误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薛岳指挥第九战区大败日军，连日军自己都承认此次会战战败，这在抗战中是很少见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本确实在短期内失去了继续进攻的能力，这使得国民党内部产生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日本在大陆作战已经毫无能为，因此，从第九战区抽调精兵良将奔赴缅北，参与打通滇缅公路的作战。
薛岳的第一个失误，没有掌握1944年日军大肆扩军和从关东军抽调兵力的情报
1944年，日军为了挽回其在南洋作战的颓势，准备在中国大陆发动一次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1号”作战。为此，日本紧急扩军百万，并把相当一部分兵力投放到中国战场。
同时，为了加强攻击力，日本军方从关东军抽调主力，加入关内战场，兵力已经达到了36万人。
此时第九战区的兵力已经由过去的40余万降低为30万，而日军用于对付第九战区的兵力已经达到了20余万。虽然在抗战后期，日军的战力已经没有初期时精锐，和中国军队的战力比已经拉近，但是此次日军出战，是从关东军抽调了主力部队参战，战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可是，日军大肆扩军的情报不知道是没有侦察到还是被国民党方面以及薛岳忽视，在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第九战区的兵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
而且，由于频繁作战的消耗和国民党军队普遍的吃空饷，即便在九战区军队编制的花名册上也有30万人的数量，但在实际上恐怕能有20万人就不错了。就以九战区精锐的第10军为例，它是一个具有三个师的甲种军，满员应为3万余人。可是由于作战的消耗以及来不及补充，在衡阳保卫战时，第10军在加强了一个师的情况下才不过17600人。这还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其他杂牌军人数就更少了。
这倒不是国民党一线部队都要吃空饷，而是国民党高层的腐败所致。如一支万人部队的军饷，发到手里最多不过7000人的军饷，3000人的军饷被挪用或者贪污了。一线部队的长官没办法，只得把7000人的军饷平均分给1万人，这就造成了部队的不满。一线部队为了多要点军饷，只得多报人数，如把一万人报为15000人，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万人的军饷满足发饷的金额。而在统计部队数量的时候却是以15000人统计的，这就造成了账面上的兵员数量虽然很多，但是实际数量却很少的情况。
因此，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手中最多能有20万部队。以20万对20万，这是一场1：1的战事，薛岳能打赢吗？
难道对部队的现状，薛岳真的不了解吗？他肯定了解！他也是从基层打出来的，又岂会不知这些猫腻？可他为何不请求调兵增援九战区呢？一是他对敌情不了解，二是他对自己的“天炉战法”太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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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的第二个失误，迷信“天炉战法”，最终战法被破
所谓“天炉战法”，其实就是后退决战。日军初进攻时锐气正盛，九战区第一线部队不予敌进行殊死拼杀，而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然后撤往战场的两厢隐藏待命；日军连续渡过新墙河、捞刀河、汨罗江后，战力势必受到极大损耗，后勤补给线拉长，待攻到长沙城下之时，已经是人困马乏，而此时派一支得力的部队驻守长沙，坚决挡住日军的进攻，在日军久攻不下，屯兵于坚城之下进退两难之际，隐藏在战场两厢的部队杀出对敌进行合围，定会取得大胜。
“天炉战法”的作战指导思想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形成，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获得巨大成功。可是，在薛岳获得了巨大声望的同时，也让他对“天炉战法”过度迷信起来，认为“天炉战法”可以包打天下，不管日军采取任何战法，“天炉战法”皆可以战而胜之。
但世上是没有“一招鲜，走遍天下”的战法的。
在经历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惨败后，日军也在总结。新上任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认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之所以战败有两个原因：
一是第11军出战的兵力不足，10余万的兵力不足以应付同时攻击长沙城和中国军队的侧翼合围攻击；二是对长沙外围岳麓山的攻击力不足，使得岳麓山上的中国炮兵对日军的攻城造成严重威胁。为此，横山勇改变战法，把出击的20余万日军分为了两个波次，第一波次攻击长沙城，第二波次攻击中国军队对第一波次攻击日军的合围。待攻到长沙之时，先集中主力攻打岳麓山，攻下岳麓山后再合围长沙城。
果然，战事一开始，薛岳就认识到自己的排兵布阵出现了大问题。从日军显示出来的战力来看，日军不仅有攻到长沙的能力，即使打到衡阳仍有余力。而且最要命的是，负责侧击日军的部队受到了日军第二波次攻击部队的夹击，伤亡巨大，部队已经失去了联系，对敌进行侧击合围的战术已经无法实现，长沙城岌岌可危。
薛岳的第三个错误，不听参谋长赵子立的建议，防守长沙城主次失衡
“天炉战法”被破，长沙城岌岌可危。为此，薛岳下令，第四军张德能部防守长沙城，同时抓紧联络失散各部增援长沙。
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给薛岳献策，一是九战区长官部立即撤离长沙，转移到安全地区。这是赵子立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的长官部被日军打掉，全军失去了指挥，最终造成全面溃败的经验提出的建议。对于这个建议，薛岳接受。
赵子立第二个建议是在长沙城防的布置上做出调整，第四军一个师防守长沙城，两个师防守岳麓山。如此一来，城内的一个师在岳麓山炮兵的支援下可以守住，即便守不住，也可以在炮兵的掩护下撤离。可一旦岳麓山失守，失去了炮兵掩护的长沙城失守无疑。
可这个正确的建议却被张德能拒绝，理由是薛岳曾有指示，必须把两个师放在城内，一个师驻守岳麓山。赵子立虽然是九战区参谋长，在职务上要高于张德能，但张德能是粤军老将，手中又掌握着粤军的王牌，根本就不把赵子立放在眼里。而且，薛岳仅指定了张德能、赵子立和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三人防守长沙，但却未指定由谁来负责，手握重兵的张德能和幕僚长赵子立相比无疑更具有话语权。因此，当赵子立对张德能的布防提出异议的时候，张德能用：
“这是薛老板指示的”
就把赵子立给堵的一句话也没有了，谁让自己不受薛岳待见，而张德能又是薛岳的心腹爱将呢？
不过，张德能也算是一条汉子，在长沙失守后进行问责的时候，张德能并没有做丝毫狡辩，而是坦然承认了他没有听赵子立的意见，最后被军前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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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薛岳未能听取赵子立的正确建议，造成长沙布防的主次失衡，当日军猛攻岳麓山，守军吃紧的时候，张德能终于认识到赵子立的建议是对的，于是抽调城内一个师渡过湘江增援岳麓山。可由于命令有误，渡过湘江的部队以为是撤退，张德能丧失了最后一次挽救长沙的机会。仅过了两天时间，在抗战中顽强固守5年的长沙城失陷了。
既然湘北的中国军队失去联络，那么，在湘南地区的中国军队到哪里去了呢？薛岳为何不调动部队增援呢？
早在薛岳发现日军采取两个波次进攻，用于攻击长沙的兵力达到7个师团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长沙恐不可守。为此，他调动在衡山地区的第10军和驻扎在两广地区的暂编第2军北上增援，可却被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拒绝。白崇禧认为，此次日军来势甚大，在长沙和衡阳之间与敌决战已经不现实，因此命令薛岳退往广西，在桂柳地区与敌决战。
而薛岳一向于白崇禧关系很差，认为九战区部队退往广西是在给桂系守大门，因此坚决不肯前往。见薛岳不服从命令，重庆方面再次命令，要薛岳率主力退往湘西一带，可仍被薛岳拒绝。薛岳的逻辑是，既然我不肯退往广西，不给桂系守大门，那为何要退往湘西，给重庆守大门呢？况且，湘西地区是第六战区的地盘，自己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退到了第六战区，将会丢尽自己的脸面。但是薛岳忘了，无论是六战区也好，九战区也罢，难道不都是中国军队吗？
薛岳两次违令，率部退往湘东南的耒阳，然后撤到郴县，再撤到桂阳，其实已经远离了战区的核心区域，对第九战区接下来的战事并没有起到指挥的作用。
可是，薛岳违抗命令不把部队撤到湘桂路，并不意味着第九战区的部队都不服从命令。中央军的嫡系24集团军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原本对薛岳很尊敬的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此次也对薛岳的命令不满，27集团军帐下两个军，一个是王泽浚指挥的第44军，另一个是杨森的嫡系第20军。杨森只给薛岳留下了一个新编师，主力部队则退往广西；第44军军长王泽浚是川军将领王瓒绪的儿子，胆子比较小，没敢走。其他的部队，像丁治磐的26军、罗奇的第37军、黄涛的62军和黎行恕的46军纷纷执行重庆政府的命令沿着湘桂路撤往广西，仍然待在赣北的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也开始对薛岳的命令阳奉阴违起来。
所谓是上行下效，既然薛岳能够两次违抗上级的命令，他们为何不能违抗薛岳的命令呢？何况，沿着湘桂路撤退的命令是蒋介石下的，他们听命从事又何错之有？
在1944年的夏秋之交，实质上，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已经被架空，仍然能够听命行事的，也仅有第44军、第72军、第58军、第99军和两个暂编军，而且还都是被严重折损的军，这和第九战区全盛时期共有21个军，50余万人马的盛况相比，可谓凄凉。长衡会战后，薛岳已经失势，再也没有在抗日战场上有所成就。
薛岳失势的主要原因
长衡会战后，薛岳之所以会落得这步田地，并非仅是指挥失误所致，而是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薛岳心高气傲，目无余子，听不进逆耳忠言
薛岳本来就心高气傲，等闲人等根本就不放在他眼里。在国民党阵营中，也就是蒋介石和陈诚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这倒不是薛岳在战术上佩服这二人，而是其一，蒋介石是他的老板，他不得不听；二是陈诚是他的恩人，屡次在他危难之际出手相助，他不能不听。
抗战爆发后，薛岳指挥部队确实打了不少好仗和胜仗，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巨大胜利让他在国内、国际上赢得了极大的名声，其骄傲的本性再一次大爆发，以至于根本听不进参谋长赵子立的逆耳忠言，最终酿成长衡会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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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过于自我，两次违抗军令让部下失望，威信大为降低
第九战区的部队几乎都是国军的精锐组成，虽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15、第19集团军大批精锐部队被调往云南编入远征军，但剩下的部队仍然是以第王耀武24集团军为主干，这些部队可都是中央军，哪里会在薛岳违抗命令的情况下跟着他走呢？
而且薛岳违抗命令是一贯的，虽然在很多时候他的违令并不是有意在和蒋介石闹别扭，而是根据战场实情做出的正确判断。由于正确，所以部下也都拥护他，跟着他走。但在长沙失守后，他的两次违令却不同，完全是故意不服从命令。什么叫不给桂系看家？什么叫不给重庆看门？这还是中国军队的统帅吗？
而且，在衡阳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薛岳不仅不督促部下积极救援，反而下令已经逼近衡阳的第62军撤往湘东南，连一贯被称为老实人的原第10军军长李玉堂都看不下去了，连声发问：
薛长官究竟是怎么想的，自己不去湘西也就罢了，连策应衡阳的部队也要拉走？
九战区各军军长的眼睛是雪亮的，见薛岳如此行事，已经失去了一个战区司令长官最起码的负责态度，其威信大为降低，对待薛岳的命令再也不肯像从前那样奉行。
前线将领们可以跟着你薛岳一同抗命，但前提是正确的命令，若是乱命，自然不肯服从。
第三个原因：扑朔迷离的薛岳联合李济深、史迪威成立“西南联防政府”案
关于薛岳为何两次抗命，国民党的军令部长徐永昌曾经在日记中做过猜测。他认为，薛岳是在等待着一场“大变局”，然后利用“大变局”联合云南的龙云、广东和李济深、张发奎、余汉谋在湘东南和粤北地区建立一个“西南联防政府”，由史迪威提供美援帮助推翻蒋介石。
这件事虽然被当事人否认，但绝非空穴来风，蒋介石不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再结合薛岳在长沙会战中一系列的反常表现，以及在衡阳保卫战时不仅两次违抗命令，还要把正在增援衡阳的部队抽调到湘东南地区等行为都让蒋介石生疑。因此，那些不服从薛岳命令的部队很有可能都是接到了蒋介石的特别命令，而那些跟随薛岳的部队都是不受信任的部队。
这件事始终是扑朔迷离，没有最终的结果。但从长衡会战后，薛岳在第九战区彻底失势的情况来看，或许有之。可由于涉及到的面太大了，而且涉及者都是一方大佬，根本无法细查，也不能细查，最后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