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岭日军之坟 图片来自网络
南昌会战之后，曾经在万家岭几乎被中国部队全歼的日军106师团突然抖起来了，说话的嗓门也高了，开会也敢往前排凑了。不像过去，一开会，派来的代表总是拿着小板凳往后面出溜。
对此，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很满意。
他认为，自己当初力排众议，在要把101和106师团撤编的呼声中把这两个师团作为攻打南昌的主力的决策是高明的。不然，哪会有今天？
可新上任的106师团长中井良太郎的感觉却并不太好。
他在国内担任东部防御区附的时候就听说，凡是分到106师团的士兵无不痛哭，都认为到这样一个师团来服役太丢人了，因为只有垃圾货才被扔到这来。
而他被任命为106师团长，是否也是大家眼中的垃圾中将呢？
因此，中井良太郎主动请缨，表示要在即将发起的“赣湘会战”中担当重任，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垃圾中将，好在将来谋个好缺。
事后证明，中井良太郎也是个志大才疏的家伙。
在他未接任之前，106师团已有战力恢复的迹象。可他带着106师团打了一仗后，106师团竟然被撤编了。这个一心想要谋个好缺的家伙也被转为了预备役。看来，垃圾就是垃圾。
对于发生在1939年3月~5月间的两场大战，冈村宁次对一胜一败的结果是不太满意的。虽然拿下了南昌，但冈村宁次很清楚，这并非都是101、106师团的“功劳”，而是那四个半重炮联队和135辆坦克、装甲车的“功劳”。
在随枣会战中，他本希望能抓住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可劳心劳累了一顿，也没能抓住，反而丢掉了好几千条性命。
这可都是战兵，而不是辎重兵。这个损失是他承受不起的。
没办法，冈村宁次只能临时改行，客串起了土肥原贤二的工作，派出了大量人员，泼洒了大量财物，对第5、第9战区的杂牌部队进行了策反。
可好几个月过去了，动静全无。
看来，还是得在战场上说话啊！
因此，在1939年9月，冈村宁次召开会议，准备对湘北发起进攻，目标是驻扎在新墙河以南，与日军精锐的第6师团对峙的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
在冈村宁次看来，关麟征集团军与汤恩伯集团军一样，都是难对付的对手，如果能在此役打掉它，第9战区对武汉的威胁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冈村宁次的计划是兵分四路：
一路由赣北西进，以106师团配属101师团佐枝支队负责，沿着奉新、靖安一线威胁高安侧背。
一路由鄂南南进，以第33师团负责，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围歼关麟征集团军。
一路由新墙河北向南突击，以第6师团配属13师团奈良支队负责，从正面攻击15集团军，强渡新墙河。
一路由第3师团的上村支队负责，越过洞庭湖，在汨罗江口的营田登陸，从侧后阻断15集团军的退路。
在这四路攻势中，106师团和33师团的作用是，尽一切可能牵制赣北的19集团军罗卓英部，使其不能出兵救援湘北，而主力则是新墙河正面的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与上村支队。
尤其是上村支队，更被冈村宁次视为重中之重，若能登陸、迂回成功，将会把15集团军包围在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予以歼灭。
冈村宁次之所以把两个半师团用于进行牵制性作战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十一军原来下辖的第9、16两个常设师团被调回本土了，补充进来的是两个新编成的丙种33、34师团。冈村宁次实在是不敢把它们投放到重要战场上。
而106师团则不同，虽然曾经差点被全歼，但毕竟经历过大场面，在南昌会战后战斗力有恢复的迹象，新任的师团长中井良太郎又是个有上进心的家伙，倒是可以用一下。
因此，此次湘北会战，冈村宁次给予106师团的任务很重，106师团俨然一跃从过去的“鱼腩”部队变成了赣西北战场“头牌”。
罗卓英 图片来自网络
日军的攻势先从东线发起。
1939年9月14日，驻扎在奉新106师团突然发起了进攻，并且兵分两路，一路由会埠、上富、村前街攻击前进，于18日进逼高安。
另一路由101师团佐枝支队为主力由大城南犯，18日侵占祥符观，逐步向高安逼近。
此役，日军的编制出现了重大变化，过去4个步兵联队的师团除13师团仍保持原有的编制外，其余各师团都变成了3个步兵联队，并且出现了步兵指挥官这个层次的将领，原有的旅团编制开始逐步退出。
其实，在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同时发现了战时指挥层次过多的问题。因此，中国方面取消了兵團、军团、旅这3个层次，日军则取消了旅团这个层次。
那么，编余的将领怎么办？步兵指挥官这个职务应时而生。
可二者又有不同。
中国部队中的步兵指挥官是为了给编余的将领一个名分，基本上属于有职无权。而日军则不同，他们的步兵指挥官可是有职有权。
那么，日军的步兵指挥官是否就是支队长呢？也不一定。
日军的支队并不是常设，因此，也就没有固定的支队长。而步兵指挥官则是常设，直接指挥师团的3个步兵联队作战。每逢出战，支队长往往都是由步兵指挥官充任的。
高安之战，106师团采用全新的编制出现，一时间表现得非常灵活。
见106师团来势凶猛，高安危急，负责赣西战事的罗卓英一时间有些羞恼。
之前的南昌会战，自己就打了败仗，很多人都在质疑他的指挥能力。薛岳虽然把战败的责任都揽了过去，可作为方面大将，让日军屡屡在自己的地盘逞凶，情何以堪？
而且，罗卓英也知道，106师团和33师团对赣西发起的进攻是牵制性作战，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他抽兵增援湘北。
可这个牵制性作战是建立在自己能够阻挡住106师团和33师团进攻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自己战败，那么，日军的牵制性作战就会立即变成日军进攻长沙的一路助攻。
可自己能够挡住106师团和33师团吗？
此时，罗卓英手里除握着驻扎在上高的74军外，其他部队都是杂牌。
要论兵员？倒不少。
滇军的1集团军高荫槐部、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原东北军第49军刘多荃部、原晋军32军宋肯堂部、湘鄂赣挺进军樊崧甫部的孔荷宠纵队等都归罗卓英指挥。
可要论战斗力，委实不好恭维。
这倒不是说这些杂牌部队的战斗力就是差，而是善战的老兵几乎都打光了。
新补充进来的，士兵训练不足、装备陈旧、军官没有战场经验，甚至于连师、团级别的军官都看不懂地图。
这个仗该怎么打啊！
可罗卓英毕竟是个有血性的军人，兵员不如、训练不如、装备不如、军官的战场经验不如，难道这个仗就不打了？
在罗卓英看来，106师团在万家岭之战后还“成精”了，在南昌就咬了自己一口。今天在高安还是这么嚣张，难道自己真的就不如薛岳吗？
鲁道源 图片来自网络
就在罗卓英严令一线的滇军死守阵地的时候，滇军新编第十师防守的高邮阵地失守。罗卓英得报后大怒，严令滇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阵地，否则军法从事。
见一向待人和气的罗卓英说出这种话，滇军在一线的的高荫槐、孙渡、安恩溥3人就知道，这一次，罗卓英是真的急眼了。
可新编第十师已经被打残，无力发起反击，只能把新编十一师派上去了。
说起新编十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
在武汉会战时，由于丢失了崇阳，老蒋一气之下把新编十一师的番号给撤销了。这个处罚对于一支部队而言，是尤其致命的。
可新编十一师长鲁道源却并未消沉，而是以此来督促部队加紧训练，力争在下一次战斗中立功以赎前愆。
果然，在南昌会战中，新编十一师无论在进攻、阻击，还是挺进敌后打游击，均有建树。战后，新编十一师番号得以恢复，部队也成为了滇军中的头号主力。
因此，在高邮失守后，众人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新编十一师。
新编十一师也不负众望，在师长鲁道源亲赴一线的指挥下，在几乎没有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突破了日军构建的立体火力网，收复了高邮。
新编十一师这面的战线稳定了，新编第十师那面又出问题了，第60军军长安恩溥拿出了全部家底，把183师和184师所有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终于稳固了祥符观阵地。
见采用“急战法”并未能按照预期拿下高安，战事反而陷入了胶着，中井良太郎开始犯合计了。
既然从正面打不开缺口，难道不可以绕道北线从上富、甘坊一线突入修水、三都一线吗？
如果穿插成功，则可以切断第30集团军与湘鄂赣挺进军的后路，动摇整个赣西北战场中国部队的防线。
到那时，106师团则可顺势西进，配合其他3路大军对长沙的进攻。
不得不说，中井良太郎的想法挺好，也有执行的“勇气”。
可他却忽略了一点，此次106师团出战，包括临时配属的101师团佐枝支队，全部兵力不过两万余人，可他要面对的却是罗卓英部10余万大军。
这种1比5的战力对比，在武汉会战前，日军可以打；在平原地带，也可以打。可在山区，面对的是精通山地作战的滇军和川军，他们确定能打？
这已经不是托大的问题了，而是狂妄的问题了。
难道106师团忘了万家岭的噩梦了吗？
果然，106师团刚突入甘坊，就遇到了74军和滇军的重重包围，在付出累累的伤亡后终于突入到修水、三都一线。
可还没等106师团缓口气，又落入了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设下的“口袋”。
这可是个难得的歼敌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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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立即命令滇军各部立即缩紧包围圈，配合第30集团军歼敌。
罗卓英有信心把106师团全部留下，创造一个万家岭第2。
王陵基第30集团军原本是四川的保安团组成，部队仓促组成，堪称训练粗疏、装备粗劣、指挥粗放的“三粗”部队。
当初调到第9战区，连薛岳都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支部队，只能把30集团军放在赣北的武宁一线，起到一个掩护侧翼的作用。
可王陵基是个“要脸”的人，他也知道，30集团军大梁是挑不起来的，可是敲敲边鼓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在南昌会战的武宁之战中，王陵基决定洗刷一下“三粗”部队的恶名。
当时，与30集团军对战的日军精锐的第6师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30集团军必定是不堪一击。
可川军的表现却让吃惊，他们利用山地作战的优势层层设防，步步阻击，让第6师团的前进速度低到了每天一里地。
此役过后，30集团军名声大噪，再也无人敢小视川军。每当提起川军的时候，都认为“草鞋兵”不可小觑。
而这次，30集团军捡到便宜了。
本来，30集团军驻扎的修水、三都一线并不是主战场，可谁让106师团一头钻进来了呢？
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
诚然，杂牌军们在军阀混战时期给国家造成了太多的伤害与破坏。
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有民族气节的，打起“国仗”来也并不含糊。
在他们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想用打“国仗”这种方式为他们曾经带给国家、民族的伤害赎罪。
在罗卓英的指挥下，川军、滇军、东北军、晋军蜂拥而上，攻势一波接着一波，让106师团疲于应付，损失惨重，负责搬运伤兵的担架队就长达数里。
可由于缺乏重装备，对106师团攻击始终没有把优势转化为胜势，在关键时刻，罗卓英派出了早已经等待多时的第74军。
74军果然了得，出手就不凡。王耀武以主力向甘坊、横桥出击，断敌后路，另一部向日军位于九仙汤的兵站攻击。
若能实现上述作战意图，106师团在劫难逃，注定会被第2次全歼。
本来，冈村宁次还对106师团寄予厚望，可106师团在战场上被打的如此凄惨，让冈村宁次不由得想起了万家岭。
可骂归骂，恨归恨，救还是要救的。
为此，冈村宁次一面派出空军掩护106师团突围，一面让正在长寿街一线的第33师团别在战场上“装相”了。
反正也没有大用，还不如立即赶往修水，接应106师团突围。
也算106师团有“运气”，若非战场上空天气晴朗，适合飞机出动，106师团注定难逃第2次被全歼的命运。
此役之前，老蒋对“精神战力”是持半信半疑态度的，仍然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都归结为兵员素质、训练水平、装备是否精良等。
可在此次高安战役中，杂牌军显示出的深厚的战争潜力让他不得不相信，是有“精神战力”存在的。
不然，就以杂牌军的兵员素质、训练水平和装备，怎么能打败凶恶的敌人？
因此，此役过后，老蒋提拨王陵基和杨森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杂牌军在抗战中英勇作战的敬意。
而106师团和中井良太郎则惨了。
此役过后，106师团由于多次作战不利被撤编。
至于那位一心想好好表现，以求谋个好缺的中井良太郎，也回国“待岗”了。
可这一“待岗”，中井良太郎就再也没“上岗”，在1940年4月被转入了预备役。
但中井良太郎并不孤单，因为他的顶头上司，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因同样的原因被免去职务，同样回国“待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