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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盘踞在南昌的日军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按照惯例，每逢春季，日军总是要发动一次所谓的“大扫荡”，目的在于破坏当地民众的春耕。
可这一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头。因为根据情报，日军这次“扫荡”共动用了第33、34两个师团和一个独混旅团，4万多人马。
一次例行的“扫荡”出动了这么多人，在赣北战场，还从来没有过。
看来，日军此来其志不在小。
不过，第9战区赣北指挥所的参谋们还是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日军此次调动这么多部队，未必会是进攻赣北，很有可能是要对长沙发起进攻。
毕竟，1939年9月的湘北会战让日军吃了不少苦头，以日军那种睚眦必报的性格又岂会不打回来？
如果日军要第2次进攻长沙，从南昌出一支人马由东向西助攻倒也符合日军的一贯套路。
可从一线传回来的情报却否定了参谋们的猜测。因为情报员们曾经把耳朵贴在铁轨上，感觉到北上的列车皆是轻载，而南下的列车皆是重载。
看来，日军是在搞一出“瞒天过海”啊。
由此可见，日军攻打赣北必定无疑了。
日军的意图已经摸清，接下来就要看日军如何用兵了。这对于已经和日军打了4年交道的罗卓英来说，似乎并不难判断，大概率还是分进合击吧。
果然，日军采用的就是分进合击，然后迂回包围的战术。
分进合击的战术高明吗？挺唬人的。
确实，日军几路大军分路杀来，目标直指赣北的核心之地上高，先不说仗打得怎样，架势倒端得很足。若是遇到个没有多少指挥经验的，还真容易被他们唬住。
那么，分进合击战术有弱点吗？
当然有，而且弱点还很明显。
分进，则意味着分兵；分兵，则意味着力弱。
对付这种战术，如果按照八路军的打法，则是“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先握紧拳头，集中优势兵力打破一路，然后回过头来再收拾其他几路。
可蒋系部队不行啊，他们擅长的只是“任尔几路来，我就几路去”。
这种针锋相对的打法倒不是不好，而是在己方实力与敌军相差无几或者超过对方的时候才能使用，不然，就会打成消耗战甚至战败。
不过这一次，已经在战场上吃足了经验的罗卓英虽然未能改变几路对几路的打法，可在具体部署的时候对战术却有了新要求。
日军此来兵分3路，中路以大贺茂的第34师团为主力、北路以桜井省三的第33师团为主力，至于南路，则以刚成立的独混第20旅团为主力。
在罗卓英看来，这3路敌军中，如果第34师团是躯干的话，那么，第33师团和独混第20旅团就是两只手，既然他没有把握同时把这3路日军都挡住，那就先摁住两只手。
如果能够自己的意图能够实现，那中路的第34师团就要倒霉了，因为守在上高的可是王耀武的第74军。
既然计议已定，那就部署兵力吧。
此时，罗卓英手中掌握的兵力共有王耀武的第74军、李觉的第70军、刘多荃的第49军。另外，还有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可以配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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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罗卓英的计划是以李觉的第70军作预备队的。
可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合适。
为啥？因为此时的湘军早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支湘军了。
湘军的没落应该归罪于何键。
在1934年红军长征的时候，何键受到蒋氏的蛊惑，在湘江与红军死战，虽然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自身实力也大为削弱。蒋氏抓住这个时机，拉拢湘军大将刘建绪夺了何键的权，开始了湘军嫡系化之路。
刘建绪的利用价值被榨干之后，也逐渐靠边站了，剩下的仅有像李觉这样的少壮派来挑大梁了。
可这个大梁并不是那么好挑的。
在淞沪会战时，胡宗南所部被打残，顾祝同就把70军的16师临时调给胡宗南配合作战。
可仗打完了，临时的变成正式的了。李觉吃了个哑巴亏。
还是陈诚会做人，见70军兵力不足，就把张传言的预9师拨给了李觉。
张传言是什么人？“土木系”的干将。
陈诚把张传言派到70军当副军长兼预9师师长，其目的就是在70军掺沙子，以备将来补缺。
武汉会战时，70军顾家齐的128师在增援预11师的时候，又被日军强大的舰炮打散，不仅没有完成任务，反而损失惨重，以至于连番号都被撤了。
128师的番号被撤对于70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尤其是荣誉的损失，因为这个番号是为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而设立的。
好在第70军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在金官桥一战中，给了在九江击败他们的106师团一个惨痛的教训。
到了1941年，建制完整的湘军只剩下彭位仁的第73军和李觉的第70军了。
虽然说，“无湘不成军”，抗战的主战场又在两湖地区，可湘军的表现却很一般。
究其原因，还是湘军的战法出了问题。
此时的湘军，主要由两派构成，一派是“湘西王”陈渠珍的湘军，其成分大部分是湘西土著。作战特点是悍不畏死，尤其擅长山地作战。
另一派是由唐生智、何键等人继承下来的“老湘军”。作战特点是“稳”，讲究火力。
这个作风在曾国藩时期就已经养成，讲究的就是“结硬寨，打呆仗”，靠火力取胜。
这个打法对付太平军可以，可是用来对付火力比湘军强了好几倍的日军就不灵了。“结硬寨，打呆仗”正好成了靶子。
“老湘军”打阵地战都不行，就更不要提擅长山地作战的湘西部队了，把这样一支机动力强的部队用于打阵地战，本身就是个错误。
可作风不是一天养成的，同样也不是一天能改变的。因此，在抗战初期，湘军虽然吃了很多亏，但改进不大。也因此，过去在地方实力派中战斗力排头牌的湘军沦落为了三流甚至四流部队。
故而，在此次上高会战中，罗卓英根本就不敢用70军作预备队。
既然不能作预备队，那也只能把70军放在一线与日军拼消耗了。
可这一次，罗卓英准备变一下，他给70军的任务是，并不一定要70军拼死堵住日军，而是要想尽办法让日军脱离主战场。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一次变化造就了湘军。从此之后，湘军战法大变，尤其是从湘西出来的暂编第5、第6两个师更是立功无数。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罗卓英的具体安排是，把70军的107师加强给第49军部署在南路，对付独混第20旅团，主力19师和预9师在北路，对付第33师团。
上高会战打响后，70军在李觉的指挥下并没有硬顶33师团，而是且战且退。更重要的是，70军的退却方向与以往不同，并不是退往上高，而是上高以北。
33师团好不容易抓住了70军主力，哪里肯放？可追着追着，就追到大山里了，距离上高越来越远了。
其实，33师团不知道的是，引着他们在大山里转圈的并不是70军主力，而仅是一个营。70军主力两个师早就脱离了战场，向上高集结了。
见怎么追也追不上，33师团倒也干脆，不追了。师团长桜井省三给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发报，全师团返回，准备即将出发到华北的事宜了。
原来，此战并非是33师团情愿的，而是在调走前的例行出击，作战任务也仅是策应第34师团作战。
现在策应也策应了，任务也完成了，该回去了。
可如此一来，就把34师团给坑了，成了一支孤军。
随着33师团的撤走，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发生了大变化，变成了罗卓英19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对战日军的一个师团和一个独混旅团两万五六千人。
有人会说，33师团撤了，不是还有独混第20旅团吗？
别看番号不咋地，那兵员还是挺不错的，是从第5师团抽调老兵为骨架搭建起来的，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可问题是，独混第20旅团要想发起进攻，先要渡过锦江，可两次渡河，两次都被107师给堵了回去。由此可见，这支由第5师团抽调老兵为骨架搭建起来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咋地。
那时候，大贺茂还不知道33师团已经撤了，如果独混第20旅团迟迟渡不了河，势必会影响分进合击。没办法，大贺茂只能求援日本空军，这才好不容易把独混第20旅团弄过了锦江。可随即又被49军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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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到此时，罗卓英在战前设想的，把日军两只手摁住的目标基本实现。
但出于稳妥的考虑，罗卓英还是提前安排了一手，他把正在前线与独混第20旅团作战的107师调到了中路，而把74军的李天霞第51师调到了南路。
他的目的是：
其一、防止第49军和107师一旦没堵住独混第20旅团，会让上高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危险。而把第51师派去，则更保险一点。
其二，把107师调到正面阻击第34师团，为74军第57、58师的展开赢得时间。
107师果然也不负所望，以一师之力独自挡住了第34师团两天。战至3月18日，第57、58师的兵力已经充分展开，罗卓英命令107师撤出阵地，向敌后出击，去做你们擅长的事情去吧。
仗打到这个份上，哪怕大贺茂反应再迟钝，他也知道事情要坏，他再也不提分进合击了，能逃掉就不错了。
就在大贺茂准备撤退的时候，日本空军来添乱了。
本来，如果日军要在3月20日前后撤退，还是有可能逃掉的。可日军空军却给大贺茂空投了信桶，里面装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既对第34师团的作战行为表示钦佩，又表示要尽全力支持第34师团。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大贺茂尽管打好了，天上的事情交给他们。
大贺茂也是昏了头了，竟然信了。
可地上的事情，天上的人说的是不算的。3月24日，中国部队发起总反击，第34师团被包围在东西长15公里，南北长5公里的狭小地带。
大贺茂终于吃不住劲了，赶紧求援。接到求援的园部和一郎大惊，他立即命令已经回到驻地的第33师团出兵救援。
第33师团的攻击方向正好是第70军的侧后，面对33、34两个师团的前后夹击，70军腹背受敌，只能放弃防线，向北且战且退。
得知70军防线失守，罗卓英虽然恼怒，但也知道，面对日军两个师团主力的夹击，别说70军了，换成哪一支部队也未必能守住。因此，罗卓英并未批评李觉和副军长张传言，而是令预9师和19师立即停止撤退，就地构建防线。
罗卓英明确的告诉他们，70军可以不与日军在一线阵地死拼，因为装备过于落后，死拼就意味着巨大的伤亡，没必要以己之短对敌所长。
但有一点，70军要做到“补位”阻击，即日军撤到哪里，70军的阻击阵地就应该出现在哪里。
这个“补位”阻击战术堪称一绝。
果然，34师团摆脱70军的阻击后，还没走几里地又遇到了70军的阻击。
战至3月26日，中国部队各路增援部队赶到，对34师团的包围进一步压缩。70军的107师也配属第58师赶到第34师团突围的正面官桥设防。
可没料到，107师与第72军新编15师在布防的时候发生了冲突，在夜间竟然互相开枪射击。这个消息被大贺茂侦知并加以利用，于3月27日凌晨突然发起进攻，107师与新编15师的防线被突破。
就在第34师团全力对107师与新编15师的防线发起进攻的时候，大贺茂露出了破绽。兵力都用于107师一线了，对第58师这一面的兵力不足，被58师突破了阵地，连师团部都被端了。
仓皇逃命的大贺茂刚逃到白茅山一线建立新的指挥所，107师又出现在他们前面，在白茅山也设立了新的阻击阵地。
面对神出鬼没的湘军，面对层出不穷的阻击阵地，大贺茂欲哭无泪，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十面埋伏”吗？
此时第58师正在快速逼近34师团新的指挥所，距离不过2公里。可107师却突然撤了。
原来，在107师的侧后突然出现了日军第33师团的番号。107师害怕日军攻其侧背，就主动撤出了阵地。
107师一撤，58师也只能停止攻击。因为107师撤走后，58师的侧背就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之下了。
第34师团得此机会，立即仓皇逃窜，逃脱了被全歼的命运。
战后，很多人，包括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都在批评70军，认为正是由于70军三次阻击未能成功，以至于未能全歼第34师团。
可罗卓英却心中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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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70军能有第74军的装备，3次阻敌失败，自然要受到严厉批评。可70军具备这个实力吗？
不具备这个实力反而硬顶，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惨痛的。这种纯粹的消耗战是不值得提倡的。
何况，在107师发现侧后方突然出现了日军后主动撤退，在战场指挥上是无可指责的。不见第58师也停止进攻了吗？
58师害怕侧后受到日军攻击停止进攻就是指挥英明果断，而107师害怕侧后受到日军攻击停止进攻就是指挥混乱？
更何况，70军在此役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从诱敌开始，70军在北路以一个营的兵力牵着日军第33师团远离了上高战场，主力两个师瞒过日军南下，参与攻击日军第34师团，此为头一功。
107师先在南路阻击独混第20旅团，让其两次渡河失败。后又调到中路阻击第34师团，为57、58师的展开赢得了时间。此为第2功。
预9师和19师在面临33、34两个师团夹击之时，害怕腹背受敌撤出了阵地，可随即就施展了“补位”阻击战术，步步设防、层层阻击，让第34师团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更为追击部队的到来赢得了时间。此为第3功。
虽然107师因与新编15师的矛盾被大贺茂钻了空子，以至于阵地被突破。这是一过。可正是由于大贺茂集中兵力攻击107师与新编15师的结合部，使得防备58师的兵力不足，才被突破了阵地，师团部被端。这一失一得之间，可否功过相抵？
可在上高会战之后，第74军立大功、受上赏，而70军仍然默默无闻，仍然被人视为弱旅，公平乎？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实原因也并不复杂。
一是，第74军是嫡系，而第70军是杂派；二是，包括蒋氏、薛岳在内的人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而非以过程为导向的。
好在罗卓英还算厚道，他作为战场的一线指挥官，很清楚上高会战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第70军功不可没。
1941年8月，李觉被提拔为第25集团军副总司令，也算是酬了此战之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