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汤恩伯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在不同人的口中得到的评价截然不同。
对汤恩伯，李宗仁是有发言权的。
从台儿庄大战开始，一直到李宗仁调离第5战区出任那个有名无实的汉中行营主任，二人相处了近7年时间，可谓是对汤恩伯知根知底。
在他的回忆录中，几乎把汤恩伯贬低的一无是处。诸如畏战、不服从命令、以邻为壑、草菅人命等等。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跋扈。
可李宗仁对汤恩伯的评价，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比如李宗仁一生的伙伴白崇禧，就认为汤恩伯深通战法，其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是日军的梦魇。
关于这一点，日军倒与白崇禧一致。在冈村宁次的小本本上，把汤恩伯视为日军的头号大敌。
这并非虚言，而是实有其事。
不要说南口之战和台儿庄之战，就说抗战时期打得异彩纷呈且诸多将领都有上佳表现的武汉会战，汤恩伯的战功也是排在第9战区“应赏者”的头名。
在“五大主力”还没有闯出名头之前，汤恩伯的13军才是头号主力。
按道理来说，同为新桂系的核心人物，白崇禧不应该驳了李宗仁的面子，在老大贬低汤恩伯的时候，老二偏要唱反调。
既然如此，那为何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汤恩伯的评价截然不同呢？
二人评价的角度不同。
作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对于像汤恩伯这样不服从命令的部下，李宗仁是恼怒的。如果每个人都有样学样，那还了得？
而白崇禧是站在参谋长的角度来评价汤恩伯的。
在白崇禧看来，在台儿庄大战中，汤恩伯之所以迟迟不肯出击，任由池峰城的31师在台儿庄内死顶，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并不能算错。
因为在台儿庄大战之前，汤恩伯领受的是侧击日军的任务。如果出击过早，日军的实力没有被消耗殆尽，很可能会打成一场消耗战。
只有当日军在台儿庄被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汤恩伯再出击，才能保证丰厚的战果。
当然，这需要守在台儿庄的第2集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实，打仗就像下象棋和下军棋一样，打仗的过程就是兑子的过程。即使战略和战术再高明，也免不了牺牲，充其量就是牺牲的大小而已。
就以李宗仁在台儿庄的排兵布阵来看，他采用的是“田忌赛/马”的打法。
当时，日军以第5和10师团进攻临沂和台儿庄，这两个师团是日军的常设师团，可称为上驷。
而李宗仁手里呢？
川军和庞炳勋部，只能称为下驷；第2集团军呢？勉强能称为中驷，毕竟，别看第2集团军番号很大，但实际上只有3师1旅，而且还是在娘子关大战和保定会战后撤下来的，兵力根本没来得及进行补充；汤恩伯军团呢？可称为上驷。
李宗仁的部署是，以川军在滕县、庞炳勋在临沂阻击10和第5师团，其实采用的就是下驷对上驷的打法。
可李宗仁还是差点玩脱了。
若不是有张荩忱的第59军在，协助庞炳勋击溃了板垣师团，事情还真的就不好办了。
那59军是什么驷呢？应该也是中驷。
也就是说，李宗仁以一匹下驷和中驷联合起来打败了第5师团这匹上驷。
日军矶谷师团打破滕县后，其实力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在向台儿庄进攻时，也就是来了一个旅团的兵力。
如果此时汤恩伯听命向日军侧背出击，很容易陷入日军的前后夹击之中。毕竟，矶谷师团另一个旅团也不是来旅游的。
因此，汤恩伯的战法是没问题的。这也是白崇禧赞赏汤恩伯的地方。
可毕竟，第2集团军的伤亡太大了，这让包括李宗仁等人认为，造成这一切的都是汤恩伯不服从命令的结果。
客观地说，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战的排兵布阵是非常高明的，尤其是对第59军的使用堪称点睛之笔。
因为在内线作战，没有一支强悍的善于机动作战的部队，是无法维持整个战线稳定的。而59军恰好做到了这一点。
可对于汤恩伯的评价，稍欠公允。
图片来自网络
但也不能说李宗仁批评汤恩伯错了。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他看的是全局。而白崇禧是参谋长，他更在意的是战术的运用。
武汉会战时期，汤恩伯被调到第9战区，接受张发奎的领导。
由于李宗仁对汤恩伯的评价不高，给世人留下了汤恩伯跋扈的印象，张发奎在一段时间内对汤恩伯怀有戒心，生怕汤恩伯不服从领导，影响了战局。
可让张发奎没想到的是，汤恩伯对张发奎很是恭敬，毫无跋扈之气。凡是张发奎部署的任务，汤恩伯都一一照办。尤其是张发奎提出从汤恩伯军团调出一支善打游击战的部队到敌后打游击的时候，汤恩伯也非常爽快的就把吴绍周的110师派来，毫无传说中的保存实力的毛病。
在张发奎看来，李宗仁之所以说汤恩伯跋扈，有些夸大其词了。
武汉会战南北两大战场，江北战场由第5战区负责，江南战场由第9战区负责。在战后的评功会上，汤恩伯部被评为第9战区战功头名，把74军和18军都挤在了后面。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汤恩伯不是畏战。
那么，傅宜生（作义）又是如何与汤恩伯有了交集呢？
那还是1937年的南口之战。
当时，汤恩伯率13军驻守南口，承担三个方向的作战任务。
一是，防止日本关东军南下；二是，防止日本华北驻屯军向西进攻山西；三是，拊敌侧背。
日军发现了汤恩伯的作战意图，就命令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向南口进攻，解除来自侧背的威胁。
汤恩伯率部与板垣师团大战十余日，13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战线尚算完整。汤恩伯虽然有苦难言，但他在蒋氏面前已经立下了军令状，也不敢撤兵。双方在南口就僵持了起来。
就在这时，迟迟打不开南口局面的板垣也着急了，他请求关东军出兵协助。
关东军就命令东条英机组建了一个察哈尔支队南下支援作战。
按道理来说，察哈尔支队要想南下支援板垣师团，是要通过刘汝明防区的。只要刘汝明顶住了，南口不至于危险。
可刘汝明此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这是一场局部战争的概念中，认为这个仗打不了多长时间，以后仍然会是调停了事，就对日军的企图根本不加防范，反而对汤恩伯等嫡系部队通过他的防区大力阻拦。
因此，日军南下非常迅速，利用他们已经掌握的刘汝明防区的布防图于几天之内就杀到了张家口附近。
此时的刘汝明才恍然大悟，赶紧求援。
张家口若是有失，南口定将不守。南口有失，大同定将不保。因此，蒋氏急调卫立煌的14集团军北上救援。
见山西的北大门即将被日军撞开，一向保存实力的阎锡山也命令傅宜生的第7集团军北上救援。
当时，赋予卫立煌部的主要任务是增援南口，赋予傅宜生部的主要任务是救援张家口。
可由于刘汝明贻误了战机，日军一部已经绕过了张家口，直奔南口而来。
若让这股日军赶到南口，汤恩伯危矣。
傅宜生当机立断，亲率第200、211旅回援张家口，把主力第72师和独7旅归汤恩伯指挥，在南口地区作战。
以当时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的关系而言，傅宜生能够做出这种安排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这两支部队赶到，才接应汤恩伯的13军撤离了南口阵地。不然，汤恩伯定会大败。
由此，汤恩伯对傅宜生感恩戴德。
图片来自网络
太原保卫战时，傅宜生率部守城。
当时，汤恩伯的任务一是接应各路从忻口撤下来的各部，二是要在适当时候增援太原。这个职务类似于各路接应使，其实是个不好干的活。
可由于傅宜生在南口战役对他有救援之恩，汤恩伯明知这个活难干，还是接受了命令。
可傅宜生在太原突围时选择了从西面突围，而汤恩伯是在南线接应，二人就没打到一块去。
但南口战役的救援之恩，汤恩伯始终不忘。每逢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只要汤恩伯见到傅宜生，总是主动迎上前去，连声称呼“傅大哥”。
说了汤恩伯这么多好话，那么，汤恩伯究竟是不是跋扈之人呢？
这一切，都要从汤恩伯被调到第5战区归属李宗仁领导时说起。
很显然，把汤恩伯调到第5战区，蒋氏事先是有交代的。
打仗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就近监视李宗仁。
对于这一点，汤恩伯是心领神会的，李宗仁也是心知肚明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气氛下，二人要能处理好关系那才叫怪呢。
但此时，汤恩伯仅是第31集团军总司令，还不是方面大将，二人虽然有摩擦，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
至于在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期间汤恩伯不服从命令，不肯把主力用于主要方向是有的。可汤恩伯自有一番说辞。
当时，由于各战区的密电码屡屡被日军破译，造成第5战区很被动。
汤恩伯就长了个心眼，不到大战展开之时，决不暴露31集团军主力所在。
如果汤恩伯尊敬李宗仁，那就应该把苦衷告诉李宗仁，相信李宗仁是不会反对的。
可汤恩伯的“行市”随着不断建功而见涨，根本就没理李宗仁这个茬儿。
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竟然找不到手下的一个集团军，李宗仁能不窝火吗？
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说，在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期间，二人的矛盾还是小矛盾的话，那么，在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的时候，二人的矛盾开始恶化的。
但汤恩伯不到开战不开电台的作法还是有用的。虽然给李宗仁的部署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同时也给日军带来了麻烦。
毕竟，31集团军是第5战区主力，这样一支主力部队竟然不在日军的情报可控范围内，这简直太危险了。
以日军对汤恩伯的了解，这位一向用兵不按套路出牌的家伙不知道会在哪里突然杀出来，直扑日军侧翼。
日军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在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中，汤恩伯就是依靠这个战术，让日军精锐的第3师团吃了大亏。
从冈村宁次开始，负责与第5战区作战的日军11军4个主将都对汤恩伯没有办法。直到1944年的豫湘桂作战，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4年后终于找到了汤恩伯的“软肋”。
这个“软肋”就是“围其一部，逼其来救”。围住的这一部一定要是汤恩伯的嫡系，否则，没用。
冈村宁次的逻辑是，“围其一部”后，这“一部”一定要求救吧？汤恩伯接到救援电报后一定要回应吧？
只要汤恩伯回应，就能确定汤恩伯主力的位置。那么，接下来的仗就好打了。
果然，豫中会战时，许昌被围。守军向汤恩伯救援以及汤恩伯回复的电报被日军破译，日军终于找到了汤恩伯部主力13军的位置。
得知消息后，冈村宁次眼睛发亮，立即命令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停止南下作战，立即回军向13军所在位置的登封地区合围。
13军猝不及防，遭到了日军37、27、62、110师团和坦克师团的包围，部队被打散，只能撤进嵩山避敌。
豫中会战失利。从此之后，汤恩伯一蹶不振，失去了他“中原王”的地位。
李宗仁所说汤恩伯跋扈的事迹大多应该是在1941年汤恩伯兼任鲁豫皖苏四省边区委员会主任和1942年担任1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豫皖苏四省边区总司令期间的事情。
在此之前，汤恩伯是归属第5战区指挥的，李宗仁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再跋扈，对于李宗仁的命令，他也不敢不听，充其量打点折扣而已。
可在1941年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
为何？因为汤恩伯已经脱离了第5战区的战斗序列，独当一面，属于方面大将了。
况且，蒋氏把1战区和5战区各划出一块交给汤恩伯，其目的也就是为了控制新桂系的发展势头。
汤恩伯本就对新桂系和李宗仁没有啥好感，又有了“尚方宝剑”，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总而言之，汤恩伯的跋扈有一个分水岭，那就是1941年他兼任鲁豫皖苏四省边区委员会主任之时。
在此之前，汤恩伯并不是世人评价的那样畏战、不服从命令、以邻为壑等，也没有那么跋扈。这一点，从白崇禧说他深通战法、张发奎说他肯于服从命令、和他对傅宜生的知恩图报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