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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季，在桂柳会战中遭到惨败，又在六寨被盟军空军误炸的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接到了一道命令：他被改任为第2方面军司令官了。
司令长官和司令官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只缺了个“长”字，但是所代表的含义却截然不同。
司令长官是方面大员，不仅执掌兵权，而且有主政长官部所在地一省的权力，而司令官则只是一个带兵打仗的角色。
这就意味着，张发奎被降级使用了。
本来，第4战区就只辖广西一省，其地位只和冀察战区、苏鲁战区相类似，属于一个2级战区，地位低于第5、第6、第9等一类战区。
但不管怎样，张发奎毕竟算是主持一方军政的大员，也算符合他这个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地位。
可这次，张发奎改任第2方面军司令官，则是以第4战区被撤编为代价的，其地位已经下降到与集团军总司令平级了。
张发奎想的没错，这次成立的4个方面军确实就是集团军的级别。
如果说，1方面军的卢汉、3方面军的汤恩伯虽然与他相比履历要差一些，但卢汉和汤恩伯二人毕竟都曾是担任过一方大员的将领，都曾经有执掌2~3个集团军的经历，和他平级，张发奎心里倒也能接受。
可第4方面军的王耀武，只是一个毕业于黄埔3期的后生小子，又有什么资格与他平起平坐呢？
张发奎很不满，我竟然和一个黄埔3期生平级？
如果以1927年为时间节点的话，在这一年，张发奎已经是第四军的军长了；卢汉呢，则是滇军前敌总指挥兼第2师师长。汤恩伯资历稍差，在这一年担任19军中校副团长、总司令部作战科长。
而王耀武呢？此时仅是一个宪兵连长。
在张发奎眼里，王耀武就是一个军中晚辈、后生小子。
若以军衔论，在1936年9月12日，张发奎就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还是因为张发奎多次反蒋，遭蒋氏记恨的原因。
否则，以张发奎的资历，别说一个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了，就算是被授予2级上将，甚至1级上将也是有可能的。
这并非是夸大。要知道的是，在张发奎担任第四军军长的时候，陈济棠不过是其麾下一个师长，后来还是接替了张发奎的职务，才得以出任第四军军长。
而那时的张发奎，已经升任第四方面军1纵队司令官、第2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4和11两个军了。
可没料到，兜兜转转17年后，张发奎竟然又担任了第2方面军司令官。可这次，却是被降级使用了。
卢汉呢，则是于1935年5月13日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汤恩伯的军衔低一点，在1935年4月8日被授予中将军衔。
至于王耀武，他的军衔就明显低了不少，在1945年2月20日才被晋升为中将军衔。
在张发奎、卢汉、汤恩伯成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和陆军中将的时候，王耀武才得以晋任陆军少将，时间是1936年9月7日。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军衔，王耀武确实无法与张发奎、卢汉、汤恩伯等人比肩。
那么，面对巨大的资历差距，蒋氏就不害怕王耀武镇不住场子吗？
确实，蒋氏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顾虑。
在王耀武1945年2月20日被晋升为中将军衔之后，蒋氏想要叙任王耀武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可却遭到了王耀武的拒绝。
晋任是要逐级选进，不得超越的。而叙任呢，是指虽然不具备授予上1级军衔的条件，但是具有相当的经历年资，足以担任相当职务者。
由此可见，蒋氏对王耀武的偏爱明显要超过汤恩伯。
可王耀武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如果自己接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那在黄埔系统内就将成为众矢之的。那些资历远超于他的黄埔1期和2期生们，光是嫉妒的怒火就足以把他淹没。
好在蒋氏很理解王耀武的为难之处，也就没有过于强求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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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发奎为何在抗战胜利在即之时，突然被降级使用了呢？
两个原因。
一是，在抗战中，张发奎虽然参与了历次大战，但战功寥寥。
淞沪会战时，张发奎是有功的。
当时，张发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右翼军总司令，镇守浦东。
在这个时期，张发奎的功劳主要有两个：
早在1937年8月下旬的时候，张发奎就建议统帅部对上海使用兵力的底限做出计算，如果兵力的使用超过该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之敌时，就应采取长期消耗的战略，有计划地、及时地转入上海外线既设阵地，凭借坚固的国防工事抗击敌军。
具体做法是，以10个师的兵力，先期占领苏嘉、吴福的既设阵地作为第2抵抗线。这10个师的兵力，除非在扩大战果时，不得为其他状况而使用。
事后证明，张发奎的建议是非常高明的。
如果能按照张发奎的建议，提前把10个师部署在苏嘉、吴福线，那么，即使淞沪会战失利，退下来的大军也不会遭到日军的尾追而损失惨重。
可蒋氏不听，仍然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上海。
虽然从战略上讲，在上海主动挑起战事，从而起到把日军原用于华北的部队转用于淞沪地区，既让日军陷入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又让日军企图占领武汉后把中国部队分隔为南北两线的企图破产的计划是高明的，但在具体战术安排上，却犯了逐次增兵，也就是“添油战术”的兵家大忌。
兵法有云：“未虑胜，先虑败。”
淞沪三角地区本就不适合大集团化作战，且又在日军海陆空交叉火力的打击之下，硬顶，除了伤亡之外，没有多少战略价值。
因此，提前设置好2线防御，既能在战况不利时掩护主力大军撤退，又可以成功的把日军吸引在淞沪三角地带。
可蒋氏仍然幻想着九国调停，不肯听从张发奎的建议，以至于失去了战机，终于酿成了淞沪会战失利后的溃败。
张发奎在淞沪会战中第2个功劳是有一个“炮神营”。
这个“炮神营”作战灵活，在整个淞沪会战中，连续取得击毁日军五处仓库码头、击伤日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袭击日军机场，炸毁日机5架，击伤7架，消灭大量敌机场人员的战绩。
当时“炮神营”隐蔽在洋泾的一片竹林之内。可由于来访的记者把“炮神营”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暴露了“炮神营”位置，“炮神营”一度处于危险之中。
幸好张发奎在早上看报纸的时候发现了这一隐患，立即命令“炮神营”转移。
果然，没过多久，日本飞机就把洋泾附近所有的竹林炸遍了，造成周边居民伤亡惨重。
由此可见，张发奎果然不愧是宿将，反应敏捷且果断，若反应稍慢，“炮神营”恐怕逃不过这一劫。
武汉会战，张发奎任第2兵團总司令兼第8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2、4、8、25、54、60、64、70军，负责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的任务。
从这个兵力配置来看，是要超过1兵團总司令薛岳的，其中第2、8、25、54军那可都是嫡系部队。
而且从任务来看，也要比薛岳更为艰巨一些。
因为张发奎负责的防区是防止日军从沿江正面攻取武汉，而薛岳的任务则是防止日军的迂回战术。
只要这一仗打得好，接替陈诚担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就应该是张发奎，而非薛岳了。
可在九江一战，张发奎败了，被蒋氏严令把部队交由薛岳统一指挥，本人回武汉接受军法审判。
若非陈诚出面揽下了责任，张发奎危矣。
严格来说，九江之败并非是张发奎指挥失误所致，而是蒋氏部署的防御策略是错误的。在优势敌军面前，部队沿江一线配置，这岂不正好成为了占有火力优势的日军的靶子？
此前，张发奎就对部署提出过异议，表示要进行2线配置。
可他的提议再次遭到了蒋氏的拒绝。
蒋氏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北伐时期。
可北伐时期北洋军的火力岂能与当下的日军相比？
如果打北洋军，蒋氏的沿江一线配置没有问题。可是面对火力强劲的日军，这种配置就是坐等挨打。
果然，战斗打响后，沿江一线配置的守军在日军优势火力的打击下，伤亡惨重。
张发奎在无奈之下，只得命令部队撤出1线，向2线预设阵地撤退。这自然引得蒋氏大怒，认为张发奎之所以这么做，是要保存粤军第4军和第64军的实力。
由于与陈诚的担责，张发奎才得以免于处罚，又被调到瑞昌以西地区担任守备任务。
在此时，张发奎手中仍然握有兵权，但是他在第9战区的重要性已经排在薛岳之后了。
客观的说，张发奎此次擅自从九江撤退固然有其道理，但他在撤退之前并未征求蒋氏的同意，是其日后地位一落千丈的主要原因。
这其中固然有张发奎害怕即使向蒋氏建议，蒋氏也未必会同意他的请求。但这么做毕竟是违反了军法，让第9战区的战局在短时间内陷入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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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结束后，张发奎被闲置。
没过多久，负责广东方面事的第四战区又出现了问题。
按照蒋氏的话来说，广东的局势是“情形复杂，名义慎重”。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粤军的军阀，他们更在意的是谁能占据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名义。
此时的粤军主要分成了三派，一派是以张发奎、薛岳为代表的；一派是以余汉谋为代表的；还有一派是以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代表的。
抗战爆发后，粤军虽然有三个军离粤抗战，但剩下的部队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余汉谋并未能全部控制住部队。
第四战区的辖区分为广东和广西，余汉谋和桂系的关系很差，粤军和桂军谈不上没有任何配合。
尤其是以夏威为司令官的16集团军，根本就不听余汉谋的招呼。
相对于余汉谋，张发奎和桂系的关系相对较好。蒋氏在苦思多时之后，决定重新启用张发奎，把张发奎派到第四战区担任司令长官。
出于安抚桂系的需要，同时又在桂林设置行营，由白崇禧担任主任。
余汉谋由于没能当上战区司令长官，对张发奎自然是不理不睬，而广西那边由于有白崇禧这个“大老虎”做靠山，夏威对张发奎的命令同样是阳奉阴违。
两个省都不配合，张发奎陷入尴尬之中，这直接造成了桂南会战的失利。
桂南会战的失利，蒋氏其实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因此，在桂南会战失利之后，张发奎并没有负实际责任，板子打在了负责直接指挥的白崇禧和陈诚身上。
桂南会战结束之后，张发奎算是想明白了。他主动向蒋氏提出，“广东人事复杂，任何政令的实施均难离开现实环境”，请求辞去第四战区长官职务，由余汉谋接任。
蒋氏把张发奎派到第4战区，就是让他去解决问题的，又岂能这么轻易就同意他辞职？
可几个月之后，张发奎再次请求蒋氏，理由是第四战区地域辽阔，指挥不方便，应在广西方面另设一新战区。
这次，蒋氏同意了张发奎的意见，把广东、广西一分为二。广东方面由余汉谋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移住广西柳州，继续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辖区由两省变成了一省。
在1944年的桂柳会战中，张发奎有一次绝好的打歼灭战的机会，可却被一心想保存桂军实力的白崇禧破坏了。
当时，日军兵分两路，横山勇指挥的十一军进攻桂林、华南的日军第23军进攻柳州。
战斗打响后，由于独混第23旅团冒进，在占领桂平之后，已经成孤军。
张发奎发现机会来了。
他在求得征得白崇禧的同意后，以粤军第64军和桂军第46军兵分两路，夹河而下，意欲攻占桂平，全歼独混第23旅团。
其余部队向平南一线集结，阻断日军第23军的退路。待到全歼独混第23旅团后，大军向平南一带集结，围歼第23军。
白崇禧本已同意该计划。
可在具体实施时，白崇禧突然改变计划，把原为分路进攻的第46军部署在第64军之后，美其名曰“增加正面进攻力量”。
如此一来，困守桂平的独混第23旅团正面受到攻击的压力变小，得以收缩防线，守住了桂平。
再加上北线的日军11军攻下了桂林，张发奎围歼第23旅团的意图破产，只能解围撤往柳州。
此次机会，是张发奎在抗战时期歼敌时机尤其好的一次。可这仅有的一次机会，也被白崇禧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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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虽然官拜战区司令长官，可由于蒋氏不肯听从正确的建议和过多的战场之外因素的干扰，虽然迭经大战，却战功寥寥。
这也是张发奎在抗战后期被降级使用为第2方面军司令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反观王耀武，虽然资历尚浅，但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其职务由淞沪会战时期的一个师长，已经晋升为集团军总司令了。
在蒋氏眼里，王耀武的重要性已经远超张发奎了。
二是，由战区-集团军为指挥的两个主要层次的架构已经满足不了抗战后期反击的需要了。
抗战时期的战区，虽然是根据作战的需要而组建起来的，但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由哪一个派系的首领担任，那么其派系中主要的作战力量，往往都要被安置在这个战区之内。如阎锡山的第2战区、李宗仁的第5战区、刘湘的第7战区。
从实质上讲，这就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获得地盘的翻版。
抗战中期，蒋氏心中已经打定了要借抗战之机，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实力派割据地盘的现状。
在陈诚的建议下，蒋氏萌生了把战区-集团军为两个指挥主要层次的架构变为绥靖区-兵團为两个主要指挥层次的架构。
另外，从抗战的大局考虑，把部队由集团军制变为兵團制，更是为了反击的需要。
换句话说，集团军和兵團根本上的区别是，兵團是不需要地盘作为依托的，其兵员、装备、训练等等一切均由国家负责，而非由地方自筹，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依赖于地方的现状，为部队国家化奠定了基础。
当然，要想实现以上目的，遍布全国的联勤补给区是前置条件。
1944年末，陆军总司令部成立，由何应钦担任陆军总司令。
这个任命固然是要把何应钦排除出统帅部核心的目的，但也存着要进行战区-集团军制向绥靖区-兵團制试点的考虑。
如果冒然从各大地方实力派身上入手推行绥靖区-兵團制，蒋氏害怕引起老资格地方实力派们的反对，因此就把目光放在了卢汉、汤恩伯、张发奎和王耀武身上。
滇军在抗战时期虽然说实力得到了大发展，已经拥有60、93、58和新编第3军四个军。但鲁道源的第58军已经被白崇禧控制，新编第3军只有3个暂编师，战力孱弱。滇军能拿得出手的，只有第60军和93军了。
而云南周边，嫡系部队环伺，即使龙云和卢汉有心反对，但也无力反抗。
汤恩伯部和王耀武不自不必说，他们是蒋氏嫡系中的嫡系，自然不会反对蒋氏的的试点。
稍微麻烦的一点的就是张发奎的第四战区。
张发奎，虽然已经靠边站了，但毕竟是资历深厚的战区司令长官。若让他出任方面军司令官，是否会引起他的强烈不满呢？
但蒋氏认为这不必担心，因为张发奎的第四战区看似是一个战区的架构有4个军的番号，但其实能够由张发奎直接指挥的只有一个第64军。
况且，张发奎虽然执掌第四战区，但第四战区现有的广西地盘却非为他所有。张发奎又岂会为了桂系的地盘儿而与蒋氏翻脸呢？
事后证明，由绥靖区-兵團制替代战区-集团军制取得了成功。这也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所见到的都是绥靖区-兵團制，而非战区-集团军制的原因。
至此，蒋氏借抗战之机削除地方实力派的目的已经基本达成，还能保留下来的，只有阎锡山的晋军和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了。
而张发奎呢？
在被利用的价值已尽的情况下，张发奎于1945年10月3日被晋任为陆军2级上将，出任广州行营主任，没了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