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淮海战役主要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参战，而华东野战军的参战部队数量又是中原野战军的3倍之多，因而，不少军迷们觉得成立以中原野战军领导为主要领导的总前委，是否有必要的问题，这样的组成是否科学的问题。帅克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下解读和分析。
首先，帅克认为，成立总前委是必要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成立总前委，是两大野战军战略上的协同配合变成战役上的协同配合的现实需要。
自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大军实施外线出击以来，两大野战军尽管都在中原地区实施作战，甚至在建制上陈粟一度也归刘邓的中原序列，但毕竟中原地区作战地域广大，两大野战军更多地只能实行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包括豫东这样的战役，两大野战军都是在战略上进行的配合，都达不成战役上的配合。最终只能实行各自的战役指挥。也正是如此，豫东战役给粟裕在指挥问题上有很多启示，因为毕竟没有达成战役上的协同配合，导致双方对战场实时情况不了解，协调不够顺畅，最终影响战果的进一步扩大。这次的淮海战役，打大仗已势成必然，而打大仗自然要求两大野战军实现战略上的协同配合转变为战役上的协同配合，这自然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的问题。
有鉴于此，粟裕早在淮海战役开打前，便提出了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而随着战役进程的推进，两大野战军战役上的配合愈来愈密切。特别是第一阶段黄百韬兵团快将被全歼，第二阶段作战提上日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便明确提出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
成立总前委，是两大野战军在淮海这一整体战场上有效遂行联合作战的现实需要。
较之豫东战役相比，这次的淮海战役规模更大，但战场的集中度反而更显集中，都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这一地区。尽管粟裕在此之前也提出了请“陈邓统一指挥”的问题，但实际在运行过程中，基本上还是各自实施指挥。双方更多的还是通过中央军委来协调。而当时中央军委的指挥，由于受通信条件的限制，只能是通过电报来实施战略层面上的指挥。电报往返需要中转、需要翻译，通常有一天左右的滞后时间。显然，这并不能满足这么大的一个战略性战役的实时指挥问题。
特别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演进的时候，战场局势变幻更加复杂，战役上的配合明显增多。这时，对指挥控制的节奏要求更高。在此前提下成立总前委，显然更便于在淮海战场上实施高效的统一指挥与协调，实施高效的统一联合作战。加之后来双方又实现了电话上的通联，更是给这种战役层面上的协调配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需求。
成立总前委，是统筹各种支前、动员、后勤、弹药形成最大保障效益的现实需要。
60万大军，再加上百万人的支前保障人员，大规模的连续作战，对后勤的需求是空前的。实际上，淮海战役前期就出现了炮弹消耗过多、粮秣消耗过多，保障跟不上的问题。特别是当时战场上实行即俘即补即战，大批俘虏成为解放军战士，因为服装换不成而造成误伤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总的机构来统筹协调。
大规模的战役、历时较长的战役，对后勤的保障要求极高。一定程度上来讲，也可以说是打后勤。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因无粮草无弹药，导致大量减员，甚至为了一口吃的，跑到我军阵营。而我军由于后勤保障扎实及时，指战员们士气高涨。这个对比便很说明问题。
尽管成立总前委很有必要。但我们要理解，在那种情况下的总前委的指挥，不同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高度集中统一指挥。而是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一是总前委的运行，主要依托中原野战军指挥部进行日常运行。
因为总前委是以邓小平为书记，刘陈邓为常委的总前委。三人一直领导指挥着中原野战军，都在中原野战军指挥机关办公。因此，总前委成员虽由两大野战军的5人组成，但指挥机关并不是联合组成，主要还是依托中原野战军原有的指挥机构运行和处理战时工作。
二是总前委的指挥，对中野是直接指挥，对华野更多的是统筹、协调性指挥。
总前委实施指挥，对于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还是有所区别的。对于中原野战军，一如以前一样，直接进行指挥。而对于华东野战军的指挥，我们通过大量公开的电报档案资料来看，更多的是统筹性、协调性的指挥。具体的指挥，还是主要由华东野战军本级来实施。总前委很少直接给华东野战军下达作战命令。实际上，总前委也好，华东野战军也好，每一个兵力部署、兵力调动等，都是附报中央军委的。透过这些电报不难看出：总前委发挥了高度的军事民主，给粟裕保留了很大的弹性和空间。
三是总前委的会议，仅召开过一次且主要议题并不是淮海战役。
总前委是于淮海战役发起之后10天成立的。战役实施40天之后，总前委5人才第一次全体碰面，才第一次召开一个正式会议。有意思的是，此时，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已经结束，淮海战役决战决胜的大局已定。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唯一的一次会议，主要商讨的是战后休整及打过长江问题，而不是淮海战役本身的问题。这也使得总前委这次的唯一一次会议，更具有不一样的特点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