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抗日战争最后一战的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爆发。历经7天激战，高邮城被华中野战军攻克，日军司令官岩崎大佐宣布无条件投降。该役全歼日军1100余人，其中生俘892人；全歼伪军4000多人，其中生俘3493人。缴获各种火炮80余门，各种枪6000余支。
高邮战役结束没几天，即1946年1月2日，华中分局领导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联名致电中央并新四军军部陈毅、饶漱石、张云逸：
“此次高邮战役，已经中央电准，六、八纵队已开往前线，六纵队已一切准备完毕，后又奉军长（指陈毅）电令停止，因此，我们只得以七、八纵攻下高邮、邵伯、塘头、郭村等据点，巩固了南边的门户，并便于今后七纵北开作战。而将六纵重开淮北配合九纵破路。六纵未南开，失掉夺取泰州之良机。六纵刚到淮北，九纵已展开破击，我正需六纵增援，又奉军长电令六纵北上入鲁，致九纵孤军作战不能完成任务。此种军事上被动情形，一方面使部队忙于转移，疲于奔命，战果不大，我们对下不好解释；另方面使战斗丧失良机”。
不难看出，这是一封对新四军军长陈毅表达不满的电报，或者说是提意见的电报。我们不禁要问：高邮战役不是打得很漂亮吗？按说，这么一场抗日战争一次战役生俘日军最多的战役，这么一场抗日战争最后的收官战役，华中局领导为何联名要给中央发这样一封提意见的电报呢？
其实，从电报当中，已提到了一些原因。综合起来看，华中局领导对陈毅有意见，主要是体现在对王必成六纵的部署与使用上。
粟裕最初筹划的高邮战役，其战役整体部署是：以陶勇的八纵和吉洛（姬鹏飞）的七纵分别打高邮和邵伯，得手后再由王必成的六纵攻打泰州。这几个作战行动都是一体的，构成了整体意义上的高邮战役。
要知道，泰州是苏中的战略重镇，其向西与扬州连接，向南与长江边的口岸镇连接，向东南与泰兴、靖江连接。如果王必成的六纵把泰州打下来，那整个华中的战略态势无疑将大大改善。
而当时的泰州应该说还比较好打。一是1941年新四军发起讨伐李长江投敌战役时，粟裕曾指挥王必成纵队等打下过泰州，对泰州的城防及地理情况较为熟悉。二是泰州当时的驻军并不多，王必成纵队拿下完全没有问题。三是高邮、邵伯均打下，我乘势再打泰州，应该是顺风顺水、事半功倍。
然而，就在王必成的六纵向泰州前线开进的时候，新四军军部命令六纵停止前去攻打泰州，立即调往淮北，准备配合张震的第九纵队执行破路任务。
等到王必成率纵队赶到淮北之时，第九纵队已经展开破击。按说此时正需要由刚刚赶到的六纵进行协同配合，一块遂行破路任务。结果这时突然新四军军部又来电要六纵放弃配合破路任务，立即开往山东方向作战。这样一来，九纵由于失去了六纵的战役配合，孤军作战，致使淮北的破路任务没有完成。
我们再看一下王必成的六纵，北调山东后作战又如何呢？结果是入鲁作战，并没有期望的那样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多大的作为。整个纵队只打了贾汪（当时属山东省）外围的三个小据点，歼敌仅500多人。等到六纵做好攻打贾汪的侦察、部署和准备时，结果1月13日国共停战令下来，这样六纵打贾汪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搁浅。
与陶勇纵队打高邮战役不同，该纵在战后获得了华中军区首长的通令嘉奖，嘉奖中称陶勇纵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高邮战役的完全胜利，这也就显示着你们的党性、革命战斗性，这种精神实在可嘉”。反观王必成纵队，从苏中到淮北，再到山东，这一趟下来，整个部队完全可以说是“疲于奔命”，只打了总共歼敌500余人的几个小仗，部队“缴获甚微”。这样一来，部队“难免有较大的怨气”。
回过头来再看华中局给中央上的那封提意见的电报，我们便不难理解了。毕竟王必成的六纵未能参加打上高邮战役，从而影响了战果的进一步扩大，给高邮战役平添了历史的遗憾。
不过，尽管这是一封给陈毅提意见的电报，但我们仍要说的是，战争年代有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反映不同看法，这应该是很正常的。它体现了我军的高度军事民主。特别是这封电报，华中局领导联名直接上报给中央的同时，同步上报给老领导陈毅本人。尽管有点“斗胆直陈”味道，但它毕竟没有绕弯子而是直接报给陈毅。这充分体现了华中局领导的无私与光明磊落。而陈毅同样勇于接受下级这样提意见的电报，同样也说明他的胸襟是多么的宽阔与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