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军精心策划的皖南事变，使得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共9千余人，遭国民党军7个师约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皖南事变爆发后，没过多少天，豫南战役爆发，日军纠集7个师团将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等约15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按说，国共闹矛盾大打，日军本可以不必趁此时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至少可以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伺机再获取更大的战略利益。但日军为何这时却偏偏出手了呢？
首先，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蒋介石的战略考量。
尽管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总体上奉行的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策，但在这之中不时出现一些摇摆。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老一套。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目张胆地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战略方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既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此次皖南事变的爆发，正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产物。针对新四军活动于大江南北，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蒋介石早就想除之而后快。毕竟新四军活动的主要地域江浙及安徽一带，是他起家的大本营。新四军的快速发展，触动到了他的战略根本。所以，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皖南事变。
在蒋介石以为，他发动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动手，原想以反共来停止日军对其进攻。他判断日军肯定会“坐山观虎斗”，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个当口出手向国民党军进攻。这也符合常理战略思维和日军一贯的用兵策略。但为什么蒋介石这次却恰恰判断错了呢？
第二，让我们再分析一下日军为何此时出手。
之所以日军没有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主要是出于两点战略考量：
一是在日本政府看来，国共冲突固然很好，给日军提供了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但他们进一步深入分析认为：“与其坐观，还不如乘机进攻，把你进一步削弱，中国问题就可以容易解决”。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1月30日的一次讲演中这样说道：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一致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透过东条英机的这段话不难看出：日军玩得更狠，做得更绝。他是想借事变危机，撒个大网捞个大鱼，把国军的十几万精锐主力趁机吃掉。
二是蒋介石消灭新四军，至少把新四军“驱逐”到黄河以北的如意算盘，触碰了日军的战略“神经”。因为日军一向认为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是日军的地盘和势力，他们并不希望新四军去那里开展抗日斗争。对于这一点，东条英机说得非常直接：“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党去华北，将破坏日本利益”。
出于以上两点战略考量，日军毫不客气，也根本不理蒋介石的那一套，在皖南事变爆发后没有几天，便开始对汤恩伯部动手。并且这次动手，动用的力量很多，规模很大，战况也甚为激烈。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日军乘机进攻国军，难道是变相“助力”共产党？那么，共产党方面又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第三，让我们最后看一看日、蒋、我三方斗智斗力的结果。
蒋介石方面，原本上以为皖南事变在军事上占尽了最大便宜，满以为彻底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得了个全胜。甚至，在事变后紧接着便抛出了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传撤销新四军番号，同时声称要把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结果没想到的是，事变招致了美、英、苏等国际上的强烈反对，招致了国内甚至是国民党内部的不少反对。特别是日军这个釜底抽薪，等于是给蒋介石一个闷棍。 一时间蒋介石被动之极，后来不得不表示不会再出现类似“剿共”之事发生。
日军方面，在进攻中国军队方面，它是不可能助力共产党军队的。他原本想利用皖南事变爆发的危机，乘人之危、混水摸鱼，通过消灭汤恩伯等国军主力，达到加速战事、威慑中国军队抵抗意志的目的。结果令日军没想到的是，国民党军这次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战法，采取避免正面决战，主力机动转移的战法，主力向敌两翼侧击，一部则向敌后截断交通。日军见侧背受击，决定收兵南撤。此时，国军乘机反攻，收复了南阳地区。最终，日军非但没有吃掉国军主力，反而让国军在豫南战役取得局部胜利。
共产党方面，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总策略，在事变中义正辞严、主张合理、抗日坚决，赢得了国际、国内最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的地位降低和共产党地位提高的现象。军事上则针对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番号，针锋相对地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组建7个新四军师和一个独立旅。这一规模较之抗战初的4个支队的规模大为增加，达到了9万余人。关键是，通过这次皖南事变，共产党在领导和指挥上更加统一、更加坚强、更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