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12月26日，也即皖南事变爆发前十天，毛泽东主席代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封给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指示电。这封电报措辞极为罕见，可以说十分严厉。让我们先看一下电报的主要内容：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46页）
对于主席亲自起草的这封极为严厉的批评电，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一是这封批评的电报主要针对的是项英。
主席的这封电报，只发给项英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并不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如果是主席全面对新四军领导人提出批评，那这封电报接收的对象肯定还应该包括叶挺。
批评电主要针对项英，源于项英是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他是新四军的绝对当家人，有绝对的话语权与最后的决定权。
考虑到叶挺非党员的身份，主席的这封批评电应该说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叶挺的面子。加之，在贯彻中央关于新四军发展的大政方针上，叶挺总体上还是比较坚定正确的。而项英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比较消极。所以，从党内更应严格的批评角度讲，主席将这封严厉的批评电只发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而未发给叶挺，是有他的深层考虑的。
二是批评新四军军部贯彻中央决策指示不力。
关于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当初在中央与新四军军部之间，一度确曾有过不同的观点。1939年2月，周恩来利用来皖南新四军视察的机会，经与新四军领导磋商后，最终形成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应该说，这是一个总体上切合新四军实际的大战略。不过，在具体的贯彻落实过程中，新四军政委项英做得并不好。主要表现在：无论是向东作战，还是向北发展，他都不是太积极。他的总体想法是一旦有变，准备向南发展。这显然与中央的大战略相悖。
1940年5月4日，针对项英贯彻中央指示不力，中央对新四军下发了著名的“五四”指示，强力敦促项英要“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
在此之后，根据陈毅粟裕的建议并经中央批准，要求项英率军部东移苏南。项英曾一度答应，但最后还是反悔。一来二去，最终失去了与陈粟会合苏南的战略契机。
时间一点点过去，而项英的这种贯彻中央决策指示不力，最终招致了极大的战略被动。
三是批评新四军军部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从党务系统讲，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作为一级的中央局，在组织开展工作方面，应该有很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战争年代，在中央与下属的几大中央局之间，中央主要给的是大政策，需要下面的中央局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指示，创造性地推进和开展工作。反观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这个作用发挥得很不理想。不但创造性谈不上，甚至有些消极被动。
从军队系统上讲，新四军是我党领导的除八路军外，第二个重要的战略武装力量。既然已经明确制定了向南防御、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大战略，但新四军军部却不积极向敌后发展，不积极与陈毅粟裕会合于苏南，而是久居皖南，最终陷于被国民党军战略包围态势之中，直至彻底失去战略机会，招致来顶之灾。
回过头来看，当时新四军分三大块活动。一块是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居于皖南，一块是陈毅粟裕率一、二支队战斗在苏南，并最终向江北大发展，一块是副军长兼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江北指挥部开展敌后抗战。最终，就皖南新四军军部这一块出了大问题，爆发了皖南事变。
四是批评新四军军部对国民党抱有一定幻想。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我党实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策。在这一大政策下，有的领导干部在处理与国民党合作与斗争的问题上，把握得并不好。特别是在斗争方面不敢放手，恐怕会破坏统一战线。我们通过公开的电报档案资料看，项英在这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也正是基于此点，毛泽东主席在这封批评电报中，深刻地指出：“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
主席的话说得非常明确具体，非常有针对性和指导性。他知道国民党蒋介石不会手软，所以要求项英“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实际上是叫项英根本不要指望对国民党抱有幻想。
最终皖南事变的爆发印证了主席的话：还是“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并且“毫无定见，毫无方向”，最终酿成了千古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