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打的仗，哪两个更有对比性，帅克觉得八路军115师打的平型关大捷与新四军1师打的车桥战役有得一比。这两仗都是对日军主动发起的战役，我方参战兵力都达上万人之多，运用的战术都是围点打援。平型关大捷首开抗战胜利发端，车桥战役揭开对日局部战略反攻序幕。
不过，相较而言，平型关战役显然比车桥战役名气更大，更为军迷们所熟知。而车桥战役，被人提及不多、研究不多。实际上，车桥战役是一场完全可与平型关大捷相媲美的一场仗，我们对其认知定位远远不够。
一是战役创造的多项记录本身足以令人震撼。
从战略意义影响上看，车桥战役是华中新四军揭开对日局部战略反攻之战，也是新四军抗战史上对敌人震动最大的一次主动攻势作战。以此战为标志，敌我相持的战略局面被打破，抗日斗争形势从此走向有利于我的战略转折。
从作战规模和战术运用上看，新四军1师主力尽出，共动用5个多团上万人，从几个方向向心远程奔袭，从几个方向实施战场联动。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各种打法综合运用。车桥镇深沟高垒的偷袭，芦家滩地雷阵的发威，内城夺点和打援阻敌运用的火攻，攻内城时首次实施步炮协同作战 ，这些灵活多样的战法，把抗战以来各种经典的战略战术发挥运用到极致，确保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战效益。
从生俘日军的数量上看，车桥战役生俘日军24人，创抗战以来生俘日军新纪录，影响非常之大。不要以为24个人不多，实际上生俘日军极不容易。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上千人，但一个也没能生俘。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人数更多些，战役规模也更大些，但这样大的一个战役，仅生俘日军1人。可见生俘日军有多难。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在战役过程中，我曾生俘日军一名叫三泽的大佐，俘虏后因伤势过重很快便死亡。战后被日本追授少将。如果按少将生俘计算的话，这同样也是一个破天荒的纪录。
二是战役带来的后续作用效果足以令人震撼。
粟裕当初在构想车桥战役时，曾预计我一旦攻下车桥后，敌人有可能放弃一些地区，其周围的几个据点有可能不战而取。没想到作战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特别是战役的后续效应没想到会那么大、那么强。
车桥战役结束后，敌慑于我胜利之威，仓惶从泾口、曹甸、塔儿头等12个据点撤退。敌人收缩据点采取守势战略，这样一来，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一下子全部为我所控制，我在敌寇奴役下的几十万人民群众获得了彻底解放。
车桥地区从苏中战略区来看，位于西北角，但它却是新四军1、2、3、4师，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战略区的枢纽带。车桥的解放，一下子使我四大战略区彻底打通、彻底连成了一片。甚至，我苏中的党政军机关也都从东台移植到车桥附近一带。
车桥战役彻底把敌人打痛打怕，敌悲观和厌战情绪日甚一日。驻东台日军12人集体上吊自杀，驻平桥镇伪军营长带100多人反正。战后已过一段时间，被俘的日军中尉山本一三还心有余悸地这样说道：“你们俘虏我们那么多人是没有过的吧？”“你们的粟裕埃拉伊！埃拉伊！”（日语“了不起”）
三是战役激发的抗日热潮气概足以令人震撼。
车桥战役，使敌悲观厌战情绪日甚一日，但对新四军来说，恰恰是一次淬火与升华。特别是敢于强攻日军，敢于一气阻援打援三四次，这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而这层窗户纸被新四军一旦捅破，新四军的斗志和士气可谓是得到几何级的迸发与提升。我们不妨择举一个例子佐证这一问题。
车桥战役结束后三个月，担负主攻车桥的第7团告别车桥大捷后的整训地东台唐家洋，以日行军60公里的速度向如东地区开进。以往的这种开进，通常是夜行晓宿。但这时7团白天照样行军开进。团长兼政委彭德清预计到开进途中随时可能遇到出来扫荡的日伪军，因而早就采取了左右两个梯队行进，确保一旦遇敌便可立即展开兵力转入战斗。果然，7团在耙齿凌与敌一部扫荡日伪军500余人遭遇。
狭路相逢勇者胜。敌我一经接触就形成硬拼的局面。7团上下勇猛杀敌，敢于刺刀见红，仅经过3个小时的较量，便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以下百余人、伪军百余人，活捉日军小队长以下14人、伪军200余人。
以往的扫荡，敌往往大摇大摆、不可一世。这次还想如法炮制，以为新四军不堪一击，以为新四军一触即散。结果新四军不但不躲不跑，反而是迎上前、硬碰硬。我军革命英雄气概和胆识足见一斑。
以上只是从三个方面对车桥战役的战略意义、影响、效果作一简要分析论述。实际上，车桥战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探讨的问题。帅克由衷希望把车桥战役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