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研究车桥战役的时候，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车桥战役结束后，我参加攻坚与打援的兵力都已转移撤走。结果这时日军不但没有重新修整车桥据点，反而不仅把车桥据点彻底放弃，连周边的泾口、曹甸、塔儿头等12个据点全都不要了。这样一来，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一下子全部为我所控制。这可是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不小的区域。
粟裕当初在构想车桥战役时，曾预计我一旦攻取车桥，敌有可能放弃一些地区，周围的几个据点有可能不战而取。但没想到作战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敌人为什么一气放弃了这么多的据点呢？
一是因为彻底撼动了日伪军盘踞的基本根基。
车桥在此之前曾作为国民党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所在地，1943年春日伪扫荡韩德勤撤走后，被日伪军强占。既然曾作为省政府的驻地，其设防的坚固性便可想而知。加之日伪军入驻后，又对其城防进行了一些加固。特别是日军一个小队驻守的炮楼，可谓是堡垒中的堡垒，碉堡中的碉堡。
除了车桥本身的坚固，还有一个情况是，以车桥为中心，周边的泾口、曹甸、塔儿头等十数个据点还紧紧地倚护着车桥。这使得车桥的城防在日伪军的眼里，绝对是固若金汤，绝对是牢不可破。
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车桥，却被新四军一师来了个黑虎掏心，一天一夜打掉。并且，新四军在打的过程中，敢于攻坚碰硬，敢于逐点排除，甚至采取了步炮协同作战。以前我对敌坚固的据点，因苦于没有大炮而往往束手无策。如今一师已有了专门的炮兵大队，这对敌军的威慑震撼非常之大。
车桥这样的深沟高垒都保不住，这样的中心据点都保不住，更遑论其他那些分散的小据点呢？显然车桥之战彻底撼动了日伪军盘踞在这一带的根基。与其在这种彻底不稳的根基下勉强驻守，还不如干脆放弃一了了之。
二是因为如果不放弃这些据点便等于自然灭亡。
当年的抗战老八路、老新四军说起日本鬼子来，都觉得他们武士道精神很强，幂顽不化。但这并不是全部，特别是抗战打到中后期的时候，随着日军伤亡的不断加大，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同样也很忌惮。
1942年6月3日，新四军第7团曾打了一个斜桥伏击战，全歼自三阳出犯的日军70余人伪军100余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装备，包括重型武器平射炮1门。这一战使粟裕的老对手南浦襄吉非常难看和棘手：标榜在战场上不丢尸体的日军，由于被新四军全歼，连拖尸体回去的人也没有了；而日军军律规定，丢失重武器的指挥官要受到严厉惩处。于是，南浦襄吉不得不写信给新四军：“贵军三阳镇伏击，可谓英勇神速，殊堪钦佩。如蒙归还皇军前所丢失之平射炮，而后贵我两军当和睦相处”。
日军是要面子的人，但却不得不请求新四军归还平射炮和日军尸体，并称“两军当和睦相处”。这充分说明，日军已开始变化，他们同样是人同样也有被打痛打怕的时候。
一年半后的车桥战役，连车桥那样固若金汤的中心据点都能被打下，连那样连续数次增援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日军此时的心理更是可想而知。
果然，车桥战役后敌悲观和厌战情绪日甚一日，驻东台日军12人集体上吊自杀，驻平桥镇伪军营长带100多人反正。这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敌人呆不住了、看不住了、守不住了，再撑下去车桥战役便是前车之鉴，再呆下去无异于自然死亡。
三是因为日军改变大战略的一种势所必然。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随着日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需要，大批日本老兵被抽调。这使得日军在中国大陆上的战略不得不做一些调整，这使得日军的总体攻势战略不得不有所放缓。
老兵抽走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还有一个现实不得不面对的是，日军在与新四军长时间的斗争中，此消彼长，日军兵员匮乏、补充越来越困难。在这种大前提下，重要的城市和点线都有些占不过来，都有些吃紧。更何况像车桥、曹甸、泾口这样早就被新四军盯上的据点呢？
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日军只有采取收缩战略，使自己原本并不充足的兵力，相对集中一些，把那些重要的城市和要点守住，其他的该放弃索性便彻底放弃。否则包袱更重，不确定因素更大。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分析，日军在我车桥战役收兵转移后，便赶紧一气放弃车桥等12个据点，似乎也便找到逻辑和答案了。它是日军不得已而为之，它是日军日暮西山的写照，它是日军收缩大战略下的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