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四年，对农村“浪漫主义想象”的颠覆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其实都是共同的，像我小学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中断了学业；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们升了中学。当时中学里面不学文化课，每天就是“天天读”。
“天天读”就是每天必须读毛主席著作，然后就有大批判，工宣队、军宣队指令批判刘少奇，一直到老师。要不然就是到工厂去学工，到农村去学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所谓的文化课基本没有学，然后就开始下乡。
我在农村待了四年，后来当兵，当了空军地勤，就是修飞机，修战斗机歼6。当时有军械、机械、无线电、特设，我是特设分队的电气员。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我很想参加高考，但是部队对这方面控制比较严，不是像地方只要报名就可以考试。正好我当兵3年了可以复员，就想复员。后来复员在工厂里当车工，边当车工边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考上了1978级的大学生。所以我说工、农、兵三个当年最重要的社会阶层角色我都有体会，当工人的时间短一点，几个月。我个人对农民和解放军体会很深，因为我在农村待了四年，当兵三年。
当代史、共和国史很多我都经历过，这些经历对我的研究很有影响。有些事情以前不知道，也没想过。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孩子，来往的亲戚也大多是城市的，对农村完全不了解。
城里的孩子往往就是通过一些电影来了解农村，我记得里面的农村都非常优美，非常浪漫。
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文革”刚刚开始，我们去过一次农村，待了十几天。去的农村距离城市只有几十里的路，那是我第一次对农村有认识。当时没想到农村生活会这么苦，就感到很奇怪，农村怎么和电影上、报纸上看的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小孩子总是把电影上、报纸上看到的认为是真的，几个同学都认为我们看到的农村生活是假的。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说，对，这是城市郊区的农村，不是真正的农村，真正的农村生活肯定特别好，就像电影、报纸上一样。
这就是对农村最开始的印象。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城市郊区的农村比“真正的农村”生活要好得多，“真正的农村”其实更苦。
随着我下乡，马上就知道农村是什么，农村的生活是什么样。4年的经历使我知道，当时中国社会分成两块，一块是吃农业粮的，一块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村人吃农业粮，差别很大。
农村孩子尤其一些聪明有才能的孩子，总想改变自己的身份，想尽种种办法推荐当兵、招工，我看到太多太多。从前这只是我的一种感性认识，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这样，甚至觉得好像世界上任何地方，农村恐怕都是这样奋斗的。
等到我上了大学，后来搞研究，研究共和国的时候，突然才明白，这个时候就使我对有些事情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如果没有下过乡，我的一些观点和见解是得不出来的，或者即使有，认识也不会那么深刻。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中国社会分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从1953年开始的。
1953年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这点很重要。然后又对各种副食品统购统销，又过了几年，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人口分为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比如像农民、工人，应该只是一种职业，随着职业变了，身份也应该变，但是我们中国从1953年以来就变成固定身份了。你是农民，你的孩子你的子子孙孙就是农民；你是城里人，你就一直是城里人。
改革开放允许农民进城了，甚至农民办一些企业，但为什么开始有一个称呼叫作“农民企业家”？就是虽然你是企业家了，但是身份还是农民。现在随着政策放宽，有些企业家只要在城里投资就可以变成城里人，但是大多数人农村人到城里打工，城市是不接纳你的身份的。
为什么叫农民工？虽然有的做工都做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但是从身份上来说还是农村人，还是农民工，所以我对这点很关注。
为什么讲历史的“大”与“小”？“大”与“小”怎么看？这个“大”，我从前没有想过，后来越来越觉得历史只注意大，有时候忽略了小。这个“小”其实要说起来也很大，我看有些教科书，从来谈到1953年，只说实行了统购统销这些政策之后，为我国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我觉得这没错，这是从国家的角度。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如果光这样说我觉得不够，不全面，还要研究在这个政策之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
农民没有粮票，各种票证都没有，被严格固定在土地上。那时候到城里买一碗粥都要二两粮票，有再多的钱没有这二两粮票，连一碗粥都没法买到。
计划经济首先要把城里人和农村人固定化才好计划，否则怎么计划？今天城里人那么多，明天农村人那么多。
所以通过票证就把人固定起来了，这也是计划经济的特点。同时还要计划哪个城市的人口相对固定，于是各地都发行自己的粮票、布票，你离开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省份几乎没法生活，因为你没有那个省的粮票和布票。
当时还发行一种全国粮票，不能随便去领，要有特殊需要，比如单位开证明要出差。
如果大家都可以领全国粮票，怎么计划保证这个城市多少粮食、多少布？计划经济把所有的人都固定下来，尤其最大的固定是把农村人和城市人固定下来，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定化。因为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的不同，要一下子消灭恐怕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得逐步地来，但必须进行，不能停止。
个人经历都能成为历史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改革开放在逐渐往契约社会转变，尽管这个转变还不会很顺利。好多人说你怎么老写跟当代有关的事情，尤其关注农民工这些？因为我写过好多篇文章，都是关于这个的，关于他们的子女在城里受教育的权利问题，尤其前些年他们的待遇更加差。
作为搞历史研究的，总是习惯历史地看问题。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有很多该打破的就要打破，或者说一些政策性的东西，该考虑怎么去弥补一些鸿沟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叫《为获得认可》，这也是我观察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看到其他国家的经历才写的。我注意到，在二十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刚刚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的时候，尽管那个时候他们依然做着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拿的工资比城里人拿的工资低很多，但是他们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自己当年在农村吃不饱或者在生死的边缘。
在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会比较，在城里再苦再累，也比在农村好，所以他是兴高采烈的。
但是已经过二十年了，那批最初进城的人已经岁数很大了，现在是他们的子女进来了，他们就不会这样比较，你也不可能要求他们这么比较，说你想想二三十年你爹妈或者你爷爷在农村的生活，实际上人不可能这样比较。
我们要从历史或者从别人的社会发生的问题中去借鉴，这使我们付出的代价少一些。
我注意到，前两年的法国北非移民闹事非常厉害，但是往往参与的都是第二代、第三代，实际上第一代来的时候语言又不通，更苦，但是他的记忆是，之所以千方百计到法国来了，虽然在这儿很受歧视、很不好，但比在原来那边生活好，而第二代、第三代没有这个概念。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还不能在城里扎根，还要受到某种歧视，那就会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问题了。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忽视了农民的历史，我总说，“农民无历史”，因为历史是要记录下来的，而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实际上是没有历史学家或者很少有历史学家去描述。
包括现在社会上也经常这样，一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受苏联文学影响比较深，唱歌都唱苏联歌曲，我们也是想当然地觉得我们这代同学都是唱苏联歌曲。但是我现在突然一想，我上农村时候看到，农村和我一样大的孩子，根本没读过什么苏联小说，甚至一首苏联歌曲都不会唱。
但是为什么老是说这一代人受苏联影响？实际上是把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的教育状况回避掉了。这是少数城市里的青年受的教育，“我们”代表了“他们”。
我现在就有点理解，像胡适，见到一些人，见到一些小人物，就说应该把你的经历写下来，因为你写下来才能成为历史。胡适本人就替卖烧饼的老头写过一个小小的传记。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上一代的城里人，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文革”，而农村人多数一谈起来就是三年大饥荒。
相对而言，“文革”对他们的影响比三年大饥荒小得多。三年大饥荒虽然对城市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给城里人印象最深的是“文革”，而农村人对三年大饥荒的记忆更深刻。因此我越来越关注所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么做也难。
“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干部”
很多东西由于历史学学术规范的限制，有时候很难表现得很充分，反而有些小说表现得很充分。
路遥的小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我在农村4年认识的很多农村青年都是那个样子。
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农村出来的，后来上了大学，他就跟我说，读那个小说的时候几天都没有上课，说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当年的那种经历。甚至他还说了，他跟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在农村时候村里有一个女孩，他俩谈恋爱，感情特别深。
但是他上大学必须和那个女孩断，因为他上大学之后身份就是干部了，女孩身份还是农民。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孩说，后来女孩自己跑来跟他说，你有你更美好的前程，我不能拖累你。
为什么对人民公社的解体、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的变化，我始终支持？是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的。因为我在农村4年，改变了过去对农村的许多看法。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人民公社是天堂”这一类的教育，什么“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这些歌谣，在幼儿园背的东西现在还背得出，还有“人民公社是金桥”什么的。
但是带着这一观点到农村，发现农民对人民公社很反感。我们从前受的教育都说，只有“地富反坏右”才反对人民公社，但是发现干活的时候老农都反对人民公社。
开始很多知青都是一愣，按照城里的标准，按照“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那就是反动言论了，就觉得这个人的出身是不是地主、是不是富农，实际上都是贫下中农。
后来在农村待久了我就觉得，人民公社完全是人为扭曲了这个社会经济自然发展而建构起来的一种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极大。
对人民公社，农民的反抗就是低效率，出工时大家都互相在比慢，磨洋工，生产效率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上面通过种种强制性的办法，让农民组织起来怎样劳动，实际上做不到。从前有一句话经常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主席的话。但到农村后，我觉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因为农民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理性，觉得当时这样搞根本不符合常识。
只有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鼓动、教育、改造，我姑且说，是从一种纯粹的好的理想出发，才会那样人为地去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成立人民公社。说到这些的时候，农民简直是不屑一顾，觉得简直是笑话。
实际上农民是有理性的，对上面的一些做法总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示一种抵抗。比如一直说农业学大寨，有一段时间学得非常具体，每个村都要进来好多工作组。
当时农民收入多少是靠工分，干什么活记多少分，按照干活的多少好坏，记分量不同。
后来说学大寨，不以业务来记分，以政治态度来记分，“地富反抗右”干得再好也不能记满分。并且还要学毛著，如果一个贫下中农学毛著学得好，就可以记满分。
工作组来的几天，要求也这样记分。农民觉得没办法，工作组来了，搞运动，就得按那个办；但工作组刚一出村，农民马上就恢复到按干活的好坏来记分，这就是农民有常识。
农民拥有最基本的常识，并有浓浓人情味
从我下农村到我当兵复员、当工人，这个期间我都回过农村，河南农村。那个地方连吃都吃不饱，一年到头都以吃杂粮为主，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吃白面馒头，或者包一顿饺子。
农民总是感叹，什么时候我们能像你们城里人一样，一天到晚吃白面呀！
从我下乡直到我上大学前，几次回到农村，都没有任何变化。但到我上大学之后的一个暑假回去，发现开始农村改革，才一两年的时间，农民可以吃白面为主了，这个可是农民盼了多少年甚至上百年的。实际上整个生产力，所谓的工具没有任何变化，就是国家的政策变了。
后来我又上了研究生，读了各种学术著作，包括《制度经济学》，它谈的就是制度的重要作用。
有一段时间农村飞速发展，那两年农民的生活水平发展很快，《制度经济学》恰恰有效地解释了这个现象。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什么人知道《制度经济学》。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自己的内在需要开始的，人们要吃饱肚子。大量的知青回城了，国营企业根本安排不了，怎么办？
为了就业，就让他们自谋生路，允许个体经营，这个时候就慢慢发现私营企业效率要比国营高。中国往往是改革开放自己走在前面，后来才有一种理论，然后又发现好多理论是别人早有的，这也是一个互相印证。
有些学者给我们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尤其涉及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著作，但起码开始的时候是中国社会内在的一种巨大需求，是回到常识。
历史如果只有文本，真的是很荒诞的
因为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我当兵当得很晚，下农村好几年才当兵。当时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一点关系，或者“出身”特别好，很小就可以逃避上山下乡去当兵；如果没有关系，家里所谓的政治面貌特别好，下乡两年之内也可以当兵。
而我当兵很晚，恢复高考后考入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是当时东北最好的一个综合性大学，它的化学系、计算机系都是比较早的，历史、中文也都比较好。
上大学之后我开始想研究世界史，但是后来有个讲中国近代史的老师，叫李时岳，课讲得非常好，把我吸引住了。
刚开始接触近代史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实有一种紧密相连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刚刚提出改革开放，一些特区或者一些先进的东西，又是从广州那边开始的，近代史好像在重演这个过程。
同时我对思想史也很感兴趣，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研究思想史尤其是社会思想、社会观点、社会思潮，不能脱离当时社会发展的脉络，而要把它做一种纯文本的阐释。
我们学历史的，几乎都是从变成文字或者影像资料中去寻求历史的真相，它才是我们承认的史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从学术规范本身来讲，就容易使一些人产生一种唯文本主义，就是唯文本是信，只要文本就相信，实际上我们知道，文本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靠的。
真正的历史研究训练考据，要从各种文本中考据出来反映真实的东西，而这个方面如果做得不够你就会上当。
最开始是十几年，我看一些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写的文章，他们就是根据1958年、1959年的报纸，关于人民公社的报道，作为他写人民公社怎么好的一种根据，这就是把文本当作真实的东西。所以我就提出来，尤其对于一种社会思潮、社会思想，包括过去的，如果脱离了那个背景，进行这种纯文本的阐释，有时候是很可怕的。
比如我研究现代史，就会研究到中日关系；研究中日关系，自然会讲到日本侵略中国。谈到日本法西斯的理论、侵略的理论，要看它做了什么后果。
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后，写过一些文章介绍、分析它的理论是什么，为什么会得到日本国民长期的支持。因为它也没说我们要侵略、要独占、要霸占，只说我们是为了黄种人的解放。
近代以来，尤其鸦片战争以来，东亚被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有很多数字说明英美帝国主义怎么样在经济上剥夺，怎么在文化上侵略，说东亚传统的文化是儒家，讲究的是王道。
近代都是这些白种人灌输了自由主义、共和，它说现在要做的是恢复传统文化，恢复儒家文化，追求的是东亚人民的解放；从前中国应该承担历史责任，现在证明中国承担不了，历史落到大和民族的身上。
它有很多具体的文章，分析英美的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怎么样把西方的文化倾销到东亚。
现在的一些唯文本研究使我想到，如果我们把日本侵略具体的罪恶、具体的事实摒除掉，光看它的这些文章，你看它写的文章跟我们现在用的反殖民主义的理论，反对所谓的殖民主义的文化，反对西方文化侵略，非常相像。
现在就可以写它们怎么样剖析英美文化的影响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你可不可以按照后面的理论的阐释前面的理论？用现在后殖民主义，重新阐释一下日本当年的法西斯的理论？就说他那个是后殖民主义的前驱，或者说用现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证明他这个理论正确？如果摒除掉侵略亚洲这些国家的罪恶，得出的结论会很荒诞。
有一句话叫“尽信书不如无书”，尤其社会阅历不够，纯粹埋在纸堆里，相信文本，就为文本、为理论自身的建构所吸引。
历史彻底还原不可能，但是某一个片断、大体的东西应该可以还原，否则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所谓的历史，昨天发生的就可以说是历史，我说过话之后过一秒钟这就是历史。
如果说历史不可以还原，我可以否认说我没说过，人就没有记忆、就没有交往了，交往就不存在了。
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很深刻的哲学问题，还是回到一个常识的层面，如果你完全用形而上来否定掉，现在比如说虽然有冤假错案，但是有时候有杀人犯、刑事犯，有的都是杀了人过了几年、几个月才破案的，如果不按照历史还原，你凭什么说是我杀的？那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整个社会就没法存在了。
比如说买卖的交往，你凭什么说我曾经跟你定过这个合约？这个问题一个是形而上的问题，同时又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所以我总觉得，按照有些人的理论，觉得这些都不存在，只有文本说的是真的，这是很荒诞的。
社会生活点点滴滴的细节见证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几乎是越来越紧的过程。
发展到“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村的自留地都取消掉，很多地方规定农民养鸡不能超过几只，养猪不能超过多少头，超过了就有一种“你要干什么”的思想，就说明你想卖，卖就是资本主义，都具体规定到这种地步了。所以到“文革”期间，经济越来越死。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从社会宏观方面来说，是一个逐渐放宽、放松的过程，是一个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从基本没有到逐步产生、逐步壮大的过程。
私人企业、个体企业产生，人员可以在各个单位间流动，农民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这是三十年前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大的过程。同时这三十年又是人们开始有私人生活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穿的衣服还比较丰富多彩，到60年代开始紧缩，不许烫发、不许跳舞，都是清一色的一身蓝。当时满大街都是穿蓝衣服的，男男女女就是一身蓝，所以外国人把中国称为“蓝蚁之国”。
那时候一切都要凭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经济是不断萎缩的过程，人民生活越来越紧张。
票证是一种特殊经济时候才采用的，应该是越来越少才对，它是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回忆起来，那个年代很难举出来几种东西是不要票证的，买一盒火柴都要票证。
当时感到生活最不便的是到后来火柴供应都很紧张，经常家里天天要用的，有时候不小心浪费了，家里就没有火柴用。灯泡也是，质量如果不好，或者不小心打碎了，再去换一个都不容易，因为要凭票，票又很少。还有卫生纸都很紧张，家里女孩多的，怎么用卫生纸都是一个问题。
后来我看很多回忆录，像敬一丹写的，她家有一年要添一床被子，她母亲就规划谁能添衣服、谁不能添衣服。
梁晓声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讲因为当时要凭票证发豆腐、黄豆，他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发票证的邻居是居委会的，偶尔有多余的票据给他家，所以他就非常感激。我觉得搞历史研究，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材料、史料。
我现在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政治一定要到控制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时候，才会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
相声演员姜昆的成名作，恐怕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知道，但是我这一代的人都知道，他的成名作叫《如此照相》。
后来的人看觉得可能是一种艺术夸张，其实基本不是夸张。
“文革”期间规定，人们买和卖之前都要说一段毛主席语录，比如要照相，去了就要说：“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同志，我想照一张相片。”照相馆的人说：“为人民服务，你想照一张彩色还是黑白的？”你要回答说：“纪念白求恩，我想照一张黑白的。”姜昆就把这个编成了相声，轰动一时，因为人们刚刚经历过那个年代。
我当兵的时候是空军地勤，那时候“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是好多老兵给我们讲过，部队规定不许喊“向右看齐、向左看齐”。包括部队检查飞机的时候要上下配合，喊一些军队的口令，当时规定也要讲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再喊。
我跟很多人说过，但他们都不相信，口说无凭，还要相信文本。
后来我忽然发现两个文本，一个是曾经在部队当兵的人写的回忆，说他们部队规定不许喊“向右转”，如果要“向右转”怎么办？就连喊三个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是当年《人民日报》的一个女记者写的。
她当年专门写内参，叫金凤，很有名。她的丈夫是抗美援朝时候空军一个师的师长，战斗英雄。
当时空军跟她介绍经验说，我们要用毛主席语录占领天空。她问怎么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思想占领天空？对方说，我们现在有规定，指挥员指挥飞行员干什么，要先说一段毛主席语录，飞行员汇报的时候，也要先说毛主席语录才能回答。
大家都知道飞机飞行的速度极快，瞬息万变。尤其我当过空军，知道塔台和空中对答是极其简明的，否则一下子稍纵即逝机毁人亡。她丈夫是飞行员，所以她懂这些，知道这个事情太荒诞了。她当时就写了内参，后来因为这件事受到迫害，被关起来。到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周恩来想办法给她放出来了。
在外交领域也是这样，我看到有些当年外交部的翻译写回忆文章，有一篇写道，1967年周恩来陪来访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在钓鱼台国宾馆吃饭，没想到服务员端菜上来先讲一段毛主席语录，周恩来很尴尬。后来周恩来接见红卫兵时很委婉地提出来，讲语录要分场合。
公共空间：三十年最重要的就是有社会了
我觉得文化的复兴繁荣不在于有多少钱，在于文化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有一个政策。
大家互相探讨，各种观点能够交流、冲击、撞击、批评、反驳、争论。讲坛越来越多，是文化的繁荣重要的标志。
我看过一些资料，证明在19世纪的巴黎，讲座特别多，在公共讲座之前，巴黎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是沙龙，贵夫人那种沙龙，后来变成一种公共空间；再后来是各种展览会，图书馆举办的各种各样讲座。
现在中国有一些机构，包括很多私人企业公共企业，国企甚至政府机关也在办各种各样的讲座，出钱办一些公益性的讲座，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很早以前我就强调公共空间，实际上中国传统也有，比如说村头一棵大树下，井边，都是村里人喜欢聚会的场所。随着改革开放，有公民社会的产生，包括一些文化机构，慢慢地各种各样的讲座就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网络论坛、BBS，这些对中国未来公共空间意义重大。
以前中国没有公共图书馆，没有公共博物馆，没有公园，就说明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三个大的公共事业都是近代以来，甚至是1905年以来中国新政以后才逐渐引入到中国。
当军阀混战，城市是处于动荡之中的，甚至会有某几天处于权力真空。被打败的已经跑了，新来的还没来得及建立起一种权力机构。
在我们现在的想象中，如果处于这种状况，整个城市没人管理，会一塌糊涂，实际上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为什么？当时有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有社会的时候，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了，一些士绅、商会就自动组织起来，他们出钱，由各种市民出来巡逻，维持治安。
如果没社会，出现权力真空，会引起大动乱。所以我觉得我学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现实能促进我对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又加深我对现实的理解。
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政治动荡，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到更大的影响，该做买卖还是做买卖，该怎么上下班照样。只是你掌权了，我买卖的税给你，明天他占领了，我买卖的税给他，但是买卖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
只有社会稳定，商人才可以做生意，社会动荡起来对商人、对谁都不好，一出事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讲日常生活是“小”的话，很多老百姓认为吃穿住行是“小”；讲到王朝的兴衰，我觉得这是谈到历史的“大”，比如像辛亥革命这么大的社会事件，根本结束了几千年帝制的革命，很难想象是少数几个革命党人自己的激进造成的。
并且根据历史来分析，孙中山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搞革命，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得到赏识进行改革。
大家都认为如果从理论上讲，如果不经过革命、不经过暴力、不经过社会大动荡，而达到了革命能够达到的社会进步，不是最好的吗？但是恰恰清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丧失了机会，所以我觉得是革命是清廷制造的。
为什么会过激？过激思想开始只有极少数的人，并且得不到多数人的赞同，甚至到1905年、1906年、1907年，都没有多少赞同孙中山的人。
最重大的一次变化，就是在留学生之间爆发的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论战，开始的时候是支持梁启超的人多、支持孙中山的人少，恰恰是后来清政府实行了几个政策，马上证明了它不改革。
后来信仰梁启超的人越来越少了，信仰立宪派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人就转到支持孙中山了。
梁启超也认为，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革命党的工厂，只有清政府改革了，立宪派的那套理论才能够实现。如果不看这个，纯从理论上看，肯定是立宪派更符合人们的理想一些，但是有一个前提，清政府要改。
所以梁启超论证也认为清政府会改，但事实证明清政府不改，别人就认为你的前提不存在了，越来越多的人就转向支持孙中山了，支持革命派，革命是这样才出来的。
所以我总觉得，所谓的激进，任何时候、任何朝代，都会有少数人，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潮的。但是这种思想，如果社会是一个正常的、不断改革的、理性变动的，这种激进思潮只能是少数的，不能成为一种社会的潮流。
如果这种激进的思想能成为社会潮流，首先说明这个社会本身有问题了。
大的制度当你不变的时候，你应该改而你不改的时候，你不从上而下改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激进主义的思想所激发。
各种公共组织、民间组织，就是说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机构、组织，有这个组织之间的博弈，包括舆论，互相博弈达到一种理性的妥协。所以我讲最怕无社会，通过这个社会又加强我对现实的理解，通过现实又使我对历史有更新的看法。
比如我那个书里面讲到，湖南衡阳有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那些个体户租了摊位，交了管理费，但是交了管理费应该有的服务、设施、防火都没有，这么多人、这么多摊位，几千个摊位在那里，那么庞大的市场，就是一个社会，但是我既然交了钱，就要求你管理者对我进行某种服务，但它根本没有，所以突然有那么大一个损失，这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