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最初有400多万兵力，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一路溃败，到退守台湾时，仅剩80万残兵。据统计，几年仗打下来，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 万人，包括1500 余名将领。188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最终被解放军消化、改造，这在战争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事情。那么，这188万国军，投诚后受到了什么待遇，又是如何被成功改造的呢？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投诚大体上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这一次虽然国军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因为当时国共之间力量悬殊很大，很少有人看好我党，蒋介石也曾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目标没有达成，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倒戈，调转枪口指向自己人。1945年10 月30 日，高树勋在河北邯郸起义；1946 年1 月，郝鹏举在山东台儿庄起义；1946年5 月30 日，潘朔端在辽宁海城起义。这几个人的起义坚定了很多国民党官兵投诚的信心，当时甚至有口号号召“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48 年9 月至1949 年1月，在这期间又增加了几次由国民党将领率领的起义，动摇了那些本就看不惯国民党统治的人，加速了他们的投诚，比如吴化文率第84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几乎缩短了一半；曾泽生率第60军在长春起义，促使我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并及时抽调兵力去堵截企图南逃的廖耀湘兵团，完成我党“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战略意图；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不费一兵一卒，不流血就将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免于被战火摧毁……
第三个高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之后。此时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许多高级将领有偏安一隅、重整旗鼓的念头，打算跟随蒋介石退守台湾，但是不少成建制的部队却早已做好了起义、投诚的打算。
经过上述三个投诚高峰，国军大约有188万人弃暗投明，然后，如何改造、收编这些人却也是一个大难题。原因是国民党内部也非常复杂，上到贵族子弟，下到贩夫走卒，什么人都有。一般来说，底层的军人很多都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本身原来可能是贫苦的农民，而拥有话语权的军官和高级将领，则有很多都是出自富贵人家，因为在那时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上得起学。人员构成的复杂，就注定了对这些人的改造将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不少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消除不好的影响，其宣传机构经常捏造事实，攻击我党“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部队”。用这种方法恐吓那些想要弃暗投明的国军。
在解放战争初期，总体上是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为了最大限度地拆解敌人的力量、鼓励对方投降，当时我党出于大局考量，对投诚、起义而来的国军部队，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首先就是授予他们“中立”的番号。比如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军”。这种现象是十分少见的，这也是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不宜操之过急。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比如潘朔端的第184师，虽然实际上只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而且“见官升一级”，师长升军长，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连长升营长，排长升连长。
我们都知道。我军与国军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我军需要的真正的战士而不是“炮灰”，所以，面对这些来自敌对阵营的官兵，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上课、做报告、讨论等方式，一步步把他们的思想“掰正”。
刚开始，面对我党的政治教育，国民党官兵很不理解，也很不习惯。基本上都要花较长的时间去适应，然而效果是令人惊喜的。经过漫长而又耐心地正面教育，一部分国军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提高了思想觉悟，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但是，光有思想教育还不够，有些投诚的官兵，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愿望而投降，而是抱着“换条路走”或者“升官发财”的期望投靠我党，然而，当发现事情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时，这些人就开始不满，甚至蠢蠢欲动。
潘朔端的原国民党第184师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后，虽然接受了4个月的正面教育，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1946年10月，趁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时，184师副师长杨朝伦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叛变，第184师1300余人叛逃，12天后被我军全歼。郝鹏举的“华中民主联军”虽然接受了整整一年的正面教育，但依然贼心不死，在1947年发动叛变，把部队拖回国民党那里，并且诱捕7名我军的联络人员，最后被撤销番号，打散、改编。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趁国民党军进攻我解放区期间，部分军官与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于1947年6月14日被认定为“叛变”，解除武装。
由此可以看出，当年我党改造国民党旧军队是十分艰难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大规模叛变后，我党总结教训，对后来的投诚部队便实行了这样一条组织原则：必要的组织调整为思想改造开道。什么意思呢？组织调整主要指的是对军官的调整。将投诚部队的军官按照不同情况来进行区分，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等方法，将多数军官送军政大学学习，这样一来，不仅进一步割断了旧军队内部的联系，通过学习我党革命理论，这些军官的思想也发生了正面的转变。如此一来，上行下效，改造工作就更见成效了。
如果把改造投诚部队看作是一场战役，那么这场战役的突破口就是一次反过来演讲的尝试。据《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具体考察、分析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有敌意的只有2 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最终选择认命的有5人；痛恨恶霸、地主的却有128人。另一个连队的84 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那一位还是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倒过来讲”，让士兵来演讲，亲口说出自己受到的压迫。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自此，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就成为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主要办法。
在国民党军队，大多数士兵和部分军官都出身贫寒，有些还是被抓来的壮丁，所有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本身也是不情不愿。令人诧异的是国军内部的阶级压迫。军官理直气壮地“吃空饷”、贪污都已经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不仅如此，国军内部还有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控诉运动开始后，倾诉出自己内心痛苦的士兵一个个再也忍不住，哭得撕心裂肺。据说在几次诉苦大会上还有不少士兵哭得晕了过去。
控诉运动后，我党又对投诚部队进行了“思想还家”和“官兵团结教育”，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的正规军有430万人，而我军只有127万，兵力悬殊。到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仅剩204万，而我军则发展到358万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和逆转。归根结底，就是大量的国民党俘虏被成功改造成了解放军战士，导致双方实力发生了调转。在这场重塑灵魂的改造中，过程虽然十分艰难，但是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