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来……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流传在兴国的一首山歌。我们知道，建国后兴国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五十多位开国将军，原因就是兴国有一支清正廉洁；模范带头，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被当时高层领导称赞为“模范兴国”，而其中创造这一佳绩的县委书记，便是后来升任省委书记的钟循仁。
钟循仁，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高兴乡高湖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祖父、父亲都是私塾先生，年幼的钟循仁常常跟着父亲一起有样学样地读书，也因此听了不少忠肝义胆的故事。少年总是崇拜英雄好汉的，十几岁的钟循仁最喜欢的故事便是《水浒》《三国》，还和伙伴们一起舞刀弄枪地切磋武艺。盼望着有一天能够真的建功立业，报效家国四方；为此，钟循仁常常喜欢仿效书中的大侠们，走在路上打抱不平，仰天长啸。
钟循仁这种行为在村里人的眼里觉得怪异，有一年夏天，正值北伐时期，钟循仁挑着柴禾去市场卖，正碰上几个北洋士兵在街头的饭摊上吃霸王餐，甚至还反向老板索要所谓的“开步钱”，正巧被钟循仁看见，本来大家都怕这些手中有家伙的兵，而他丢下柴火操起扁担，路见不平一声吼：“没有王法了，打死这些蛮牯佬！”当街围观的见有人起头，一拥而上，很快竟然乱拳打死了几个横行霸市的士兵。
当时的北伐军进入赣南，北洋军自保不暇，顾不上这种死了几个小兵的事情，只将尸体草草掩埋算罢，因此，当地人给他取了个绰号“癫哥”，“癫哥怒打北洋鬼”的故事却在乡野四处流传了起来，钟循仁被人尊为好汉，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响。
恰在此时，他的父亲得罪了村里的地主恶霸，不得不放弃学馆回到家里耕种五亩薄田养家糊口。因此，钟循仁打小就在心里埋下了对地主恶霸仇恨的种子。那时，革命的烽火在兴国燃烧，钟循仁很快组织起了家乡的第一支农民武装——高兴赤卫队，并开始带领群众积极开展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息运动。
此时，红军在兴国开辟根据地，小小年纪成为红军游击队支队长的钟循仁调入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乡、区、县委书记，为了“扩红参军”，钟循仁脚穿草鞋，亲自进入各个村庄走街串户，将道理娓娓道来，鼓动群众和当地的地主豪绅作斗争，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他所负责的地区到处都是“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前方”的感人场面。使兴国“扩红竞赛”和“扩红冲锋计划”中超额完成工作量而勇夺第一。
钟循仁在创建模范兴国的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意真。”组织劳动互助社、模范耕田队、犁牛合作社等来帮助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开办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来解决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需；模范带头参军参战，购买公债，捐献军粮。在他的带动下，干部的良好作风像一股春风吹绿了苏区大地，成为中央苏区广泛学习的榜样。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晋升为赣南省委书记，还兼任省军区政委。
1934年8月，六路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北线进攻部队3个师攻陷兴国县北大门老营盘，兴国安全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在这一带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在这一场为期半个多月的拉锯战中，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红军在高兴圩前线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夜袭。明月下的新田冈、黄竹山变得一片弹焰闭月、土石横飞。中路红军突击队向敌人发起一次次冲锋，都被敌人压制下来。英勇的红军战士不怕牺牲，阵地前倒下一批，紧接着又冲上一批。
这场史称“新田夜袭”的惨烈夜战，当时的《红色中华》有着这样的描述：“猛烈的枪声，夹杂着哗啦啦急促的脚步声，红军战士快步通过了田埂，迅速涉过了河滩，向着敌人的‘乌龟壳’ 猛扑过去。”“来了，来了。惊恐、慌乱的敌人，叫喊着，催促着。短兵相接，敌人凭借着碉堡和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霎时间，机枪声、步枪声、呐喊声夹杂着猛烈的手雷弹爆炸声，震天动地。”
由于敌军成建制地集中了兵力和火力，又有坚固的碉堡和工事作掩护，红军受到地形的限制，无法展开兵力进行有效进攻。一夜恶战下来，敌我双方伤亡数百人。河床之中，鲜血成流，河水之畔，横尸遍野。这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一场耗时一个多月的“兴国保卫战”，高兴以北的狮子岭和新田一线变成了焦土之地，历史上有名的“新田夜战”也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左倾冒险主义完全失败的一个缩影。
钟循仁老家的这场战斗，是红军大转移前夕的一次艰苦战斗，为阻止国民党围剿大军南下瑞金，主力红军集结于都赢得了时间，战斗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随后，红军主力撤出战斗，边行军边补充新兵和物资，并开始了长征。此时，中央主力红军离开于都后，为了牵制敌军，使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能顺利地转移出去，上级决定钟循仁留守苏区，担任闽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等职务，省苏维埃主席杨道明为他的助手。
杨道明，江西兴国荷溪乡（今永丰乡）隘前村人，他家祖辈务农，他在家里排行老三。父亲和哥哥都是革命者，母亲也是思想进步人士，因此，杨道明从小就培养了打倒旧势力、建设新生活的革命思想。但不幸的是，在杨道明20岁那年，整个兴国县都受到了国民党的搜查，杨道明的父亲、母亲、哥哥、妻子都被杀害，杨道明只得含泪离开家乡，加入了红军的队伍。杨道明加入红军后，表现非常突出，思想进步非常快，因此很快就被组织任命为兴国苏维埃主席，从此与书记钟循仁一起工作。
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省长陈道明来到闽赣根据地后，当时，省委和军区领导所属的红十二、十七、十八团数千人的部队，坚持在福建的清流、宁化、明溪之间辗转进行游击斗争，给当地的反革命势力以沉重打击。不料，敌人调集三个师的重兵“围剿”这支队伍。1935年2月，红十七、十八团在明溪的盖洋、夏坊、水口一带与敌第三十六师遭遇。一场激战后，红十七、十八团迅速向黄天岭转移。一直随省委工作团和军区机关行动的红十二团，这时在泰宁的龙安与敌第五十二师交上了火。由于敌强我弱，红十二团被迫撤往将乐、泰宁、明溪之间的垄洒山，后又转移到沙县的夏茂。
3月上旬，当钟循仁率领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十二团行至将乐县境的一个村庄时，忽然收到中央分局的一份电报，大意是：中央分局今后不再用电报与闽赣联系，闽赣根据地的斗争必须独立自主地坚持下去。希望全体同志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将这场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面对中央分局这最后一份电文，省委工作团及军区的领导无不忧心忡忡，都为这支队伍的前途担忧。
正在这个时候，随着战斗形势的恶劣，这支队伍中有部分领导人的思想出现了动摇。特别是在4月初的一天，当部队行进到明溪的沙溪宿营时，遭到敌第五十二师突然袭击。时已夜晚，红十二团与省委工作团及军区机关正分别宿营在溪流的两岸。战斗打响后，由于敌军炮火异常猛烈，加上夜间看不清，彼此无法联系，只能各自为战。为保存实力，省委工作团及军区机关连忙撤出阵地，但红十二团去向不明。
天亮后，钟循仁派人四处寻找，毫无结果。为避敌锋芒，不得不自行北撤至龙湖。考虑到红十七、十八团在此之前已分散行动，而且已被国民党军分割，一时难以集结，红十二团又失去联系等情况，为便于指挥和加强队伍的战斗力，省委工作团与军区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将军区直属队与各机关工作人员合编，组成赣南省新编第一团，下辖3个营，钟循仁、陈道明带着队伍向沙县方向行进。队伍来到沙县尤溪镇渡河南进时，又遭到敌第五十二师特务营的伏击，队伍被打散了。经过一番努力，将冲散的指战员集拢，但行进到德化水口时，又先后与德化的地主武装和敌军第九师一部遭遇。红军部队已无法继续南进，只好在永泰县伏口就近渡过大樟溪，登上紫山。
紫山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戴云山区，这里青山萦翠，茂林深篁，烟柳数行，藏着一个古老并带有神秘色彩的村庄，因村部所在地海拔一千米。终年云雾缥缈，遥望似有紫气升腾，因此就有了“紫山”的名号，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队伍上山后，钟循仁立即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由于国民党军第九师、五十二师已尾追而来，而仙游等地的反动民军也对紫山形成了包围态势，因此，钟循仁主张转移到闽西坚持斗争，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就在这一天的晚上，队伍被叛徒拉走投敌，只有钟循仁、杨道明等少数几个人隐蔽在大森林中没有被敌人发现，幸存下来并成功突围出来。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有人提出回老家去继续革命，钟循仁表示同意，并敦促他们立即动身。但是，钟循仁和杨道明家兴国老家是万万不能回的，因为他们都被敌人通缉出了名，此时回去只能是自投罗网。他们原准备寻找组织，可是从3月初就已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连中央分局现在何方也不知道。当时杨道明正患肺病，无法长途跋涉。紫山也不能久留，敌人很可能在叛徒的带领下正在搜捕他们。
钟循仁和杨道明鉴于身份的特殊性，在寻找组织未果的情况下，两个人便先到秋垄九座寺栖身。钟循仁改名黄家法，杨道明改名谢长生。后经方丈妙智法师介绍，他们到远离永泰县百里之遥的闇亭寺剃度当了和尚。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法号馨扬。
幸好有闽中的大山深处和众多寺庙，给了他们藏身之处。但落发为僧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杨道明“出家”后，被土匪打劫、被国民党抓捕过。国民党永泰警察局也怀疑并要追捕钟循仁。他闻讯后逃离闇亭寺，先逃到德化县戴云山中隐蔽，后转到莆田市广化寺，国民党又派兵到广化寺搜捕，幸得寺僧保护，钟方得以脱险。1948年钟又逃到闽侯县雪峰寺，直到1949年7月，又回到永泰闇亭寺。
期间，钟循仁和杨道明曾经有一次与地下组织人员短暂的交会，可惜擦肩而过。在抗日战争时期，闽中地下组织有两位同志去尤溪活动，途经闇亭寺歇息。在简短的交流谈话中，钟、杨虽然没有表白自己的身份，但他俩已觉察到对方也是红军的人，想在吃过午饭后再好好细谈。可是这两位因斗争需要，匆忙赶路，吃了午饭就马上离开了闇亭寺。钟循仁和杨道明寻找党组织的愿望，就此落空。
1949年全国解放后，钟循仁和杨道明心潮澎湃，很想公开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身份，很想与全国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也许是回想自己曾经领导的闽赣省工作的失败，感觉愧对组织和人民；也许是早已遁入空门，万念俱灰，他们决定保持沉默，了此一生。钟循仁从不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身世，也不让杨道明透露自己的身世。直到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在永泰县闇亭寺圆寂，享年76岁。
就在杨道明战友和上司钟循仁去世后不久，已经改革开放的神州大地各种气候明显宽松，杨道明向永泰县委道出了钟循仁和自己的身世。他对钟循仁的下落作了证实：“……我交代太迟了。我年逾80岁，如不向组织交代，我死后就没有人知道钟循仁就是黄家法，出家当和尚，法号妙圆。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死的前一天，还告诫我不要向他家里通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今天我把他的两张照片、一封家信，他写的一本书和诗词，原物交给组织保管。”此信被交给了福建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一个重大历史疑团从此解开。
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组织考虑到杨道明的贡献，还安排他担任省政协委员，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顾问，永泰县政协常委、委员，县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务，成为了一名县级干部，1999年5月14日下午2点30分，杨道明在福建永泰下傺寺病故，终年90岁。
两位红军时期的高级干部，因特殊原因隐居深山寺院为僧，两人都活到建国后，1人当法师去世，1人后来成为县级干部，无论是英勇作战，还是以后半生的方式造福一方百姓，钟循仁与杨道明都是国人心中当之无愧的英雄，当地当地的百姓感念两位的恩德，为其写了一首诗，刻在了夕阳塔上，诗云：风雨宿音亭，天心月圆时。于此证功德，人间念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