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2024年 12月5日13时34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史家、教育家、孙犁研究专家、作家郭志刚先生逝世，享年91岁。
郭志刚教授认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与单纯的研究机构不一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高等学校里，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是相互为用、相互提高的。作为一名教师，走这样的路子阻力较小，较易成功。”因为高等学校的教师虽然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教书育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对于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师范学校来说，育人工作就显得尤为特殊。因此，郭志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以教学为基本目标的，公开发表的“专题性”学术论文常常是“做了上课用的讲义”。
郭志刚教授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运用，他认为新材料的发现是推动学术创新的基础，脱离了新材料的学术创新可能会流于为创新而创新，缺乏足够的材料支撑。故人们谈到郭志刚教授的学术研究时常常这样说：“郭志刚先生治学，一向注重史料，本书（“必记本”注：指《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对于史料的充实（包括对某些新材料的、新作品的征引或发现）可以说是为一般新文学史论著作所不及的。”“发现，包括规律的发现，作家的发现与史料的发现等等，这是文学史论的目的，也是文学史论的灵魂。许多时候，一条极富意义的新的发现就可以使一部文学史论熠熠生辉。”
下文为崔志远对于郭志刚教授生前的访谈，首刊于《理论与争鸣》，经“必记本”重新编辑发布，特此分享。
郭志刚先生（90年代初）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
正如“复杂”不代表“丰富”，“单纯”或“简单”也不代表“贫乏”。文学的生命是真实，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实体，它无时无刻不处于活跃、变化和飞动之中，即使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人，要真正进入其内心世界，或者说，要揭示其性格的全部秘密，那也是非常不易的。蒲松龄的《婴宁》塑造了一个极其单纯和天真的狐女形象，但并没有妨碍她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没有妨碍它具有明确的善恶观念、强烈的爱憎感情，以及在表达自己情绪愿望的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行为和手段。这种单纯与丰富的统一，“性格组合论”就难以作出解释。
生活的复杂不仅不能必定造成性格的复杂，有时候，随着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发展，原来人物性格中的某些复杂因子，还会得到改造或转化，使性格的色调更加趋向统一和明朗。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环境固然有依存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还能能动地改造社会和环境。人的性格之反映社会生活，并非像镜子那样消极地反映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各种“杂质”，而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对其进行改造，使人的自身变得不那么复杂。
在剧烈复杂、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中，固然产生了性格复杂的人，同时也产生了性格单纯的人。富尔曼诺夫根据真人真事创造的恰巴耶夫这个著名形象，就是一个由复杂矛盾变为单纯明朗的人物。可见，性格的最终价值，不以复杂表现其分量，而以在客观环境中合乎逻辑的发展表现其分量，以对人生意义的揭示程度表现其分量。性格的发展，固然可以由单纯趋于复杂，但也可能反其道而行。总之，性格的成功塑造，并不仅仅联系着复杂性，它也有同样多的机会联系着单纯性。
关于理论与生活
我想谈两个问题。一是理论和生活；二是理论的语言。
先说理论和生活。我认为，理论研究也需要生活。这里说的是广义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就不能体验和理解作品，甚至不能在平等地位上和作家共享发言权。研究需要准确再现作品中的生活场面，没有足够的生活，很难实现这一点。不妨这样说：作品是创作，研究则是创作的“再创作”，在创作中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研究中也同样起作用。自然，研究工作还有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阶段，但不管怎样“抽象”法，它也不能离开生活，否则，“灰色”的理论将再也不能闪现亮色。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不能正确理解人生，也就不能正确理解文学。
一个人对人生体验的深浅，往往和他对作品理解的深浅成正比。这样看来，文学作品不仅是人生的反映，还是人生的延续——人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在作品中解释和创造人生。理论家研究的对象和作家创作的对象，从生活源泉上看，原是一回事。在创作中起作用的规律，在理论中同样起着作用。因此，研究者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生活这部大书。
关于学术研究和生活
人生经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主要通道。以人生说文学，如平湖荡舟，无所不通；脱离了人生谈文学，就会越谈越玄，文学就成了玄学。这是研究和欣赏的基础层次。艺术层次是更高的层次。如果说，在经验层次上的欣赏凭直觉就可以进行的话，那么，在艺术层次上的欣赏，除了经验之外，还需要专门的修养。
优秀的艺术作品常有“显”、“隐”两个层面，经验层次的欣赏更多看到显性层面，艺术层次的欣赏则可从显性层面进入隐性层面，得其文心。这是行家的欣赏。行家的艺术造诣，固然和专业修养有关，更与气质、经历、入世深浅等人生体悟有关。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是人生的阅读，是艺术人生的阅读。文化层次则是以文化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化的发掘。
其中风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风俗不通，会产生研究和欣赏的障碍，风俗一通，不但不再“隔”，而且会增加研究的魅力和深度。哲学层次是研究和欣赏的最高层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悟道之难。文学要表现人生，不能不涉及悟道的问题。“悟道”，即悟哲学道理。因而，哲学层次也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当我们在哲学层次上展开想象，文学的天地就变大了，它的魅力就变成无穷的了。经验、艺术、文化、哲学都来自人生，因此，我把研究和欣赏称为“阅读人生”。
再说说理论的语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理论界曾有“新名词爆炸”，实在出了一批天书似的文章。这种恶习的后遗症至今尚在，我们仍能读到把手风琴说成“会奏乐的匣子”一类装神弄鬼的文章，只是病象不重，人们不很注意而已。语言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它是人们见天用的交际工具，无论是说或写，都是要人懂，不是要人糊涂，偶然有篇天书似的东西唬唬人，还不大要紧，但如这样的东西太多，就会使社会患上危险的心脏病。这类现象特别容易出现在文化转换时期或变革时期。不是变革需要故弄玄虚，而是故弄玄虚者易乘变革之机，或者对变革有所误会，也易玩些小花样。
“五四”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便批评这种现象：“杂入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实此等自命渊博之假名士有以致之”。20世纪30年代民族化大众化讨论时，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又批评这种现象是“新式文言”，以文言作来源的主体，硬塞些外国字眼和文法，将语言变成了“《说文》和《康熙字典》，东文术语词汇和英文句法分析的练习簿”。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名词爆炸，是世纪初旧病的复发。语言关及文化、语言病的病根，既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深植于一个社会的文化乃至它的传统和习惯中。所以，病根的祛除，既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素质的不断提高，也有赖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