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之间，出现严重的矛盾。叶挺曾三次向组织请辞，与项英的将相失和都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经过多方调解，二人也曾短暂达成和解，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新四军发展。
很多人把叶项的矛盾归咎于高敬亭事件，正是这次误会，让两人彻底决裂。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南方游击作战三年，高敬亭率部转战各省，功勋卓著，威望很高，被项英认为是新四军最会打仗的一员猛将。
但因为和国军矛盾很深，即便在联合抗战后，高敬亭依旧对国军保持着排斥的心理。在新四军实施东进策略时，高敬亭不愿将经营多年的皖中根据地让给国民党，便率军滞留在大别山一带。高敬亭此举，在蒋介石看来，就是拥兵自重和违抗军令。叶挺出身粤军，对高敬亭这种游击作战的习性并不了解，在听信一些人的“揭发”后，竟然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将其冤害。
得知消息的项英痛心疾首，责备叶挺过于冲动，上了蒋介石的当。也正是在这一次风波后，项英认为叶挺警惕性过低，意识不到蒋介石的祸心，便将新四军的权力收到自己手中，并处处限制叶挺。高敬亭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更深层次上，是两人在权力分配的问题。
叶挺成名北伐，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担任总司令，半生军旅。而项英则是长期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奋战在秘密战线，之后在苏区工作，在南方进行游击作战，各方面经验都非常充足。一文一武，看似完美的搭配，其实却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两人的过往经历完全不同。
在组建新四军时，叶挺认为应该加强军队正规化，消除游击习气，这样才有战斗力。而项英却认为这是红军的传统，看家的本领不能丢。并且在项英看来，叶挺视察军队以马代步，前呼后拥，生活上又喜好聘请厨师，搞聚餐，这都是旧式军人作风。
但对于叶挺而言，他从军校毕业到参军之后，所接触的都是这种生活模式。他没有在项英那种特殊的工作环境下适应过，所以导致在很多行事风格和军事理念上，都和项英所倡导的完全相悖。
虽然项英的身份是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但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权力要大于叶挺。在做重要决策时，叶挺的方案需要得到项英的同意，才能实施。但两人理念上的不同，也注定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在权力分配上处处受限的叶挺，地位非常尴尬，屡次出现请辞的想法。
叶挺是一员骁将，项英是政工高手，两人的信仰和追求又完全相同，都是为新四军的发展鞠躬尽瘁。如果假以时日，渐渐知根知底的这对搭档，也必能化解误会，上演将相和的美谈。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他们时间，皖南事变的爆发，也成为了历史难以弥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