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由于华北抗日前线战况不利，东北军第53军奉命撤往河南，撤退途中，第53军165团留下该团3营7连在后面打掩护。7连官兵都是东北人，对于部队放弃国土不断后退的行为早已心怀不满，加上该连孟连长平日里一贯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早已犯了众怒。该连1排长江东升趁机串通2排长曹学敏、司务长左清臣及班长郭洪奎等人，于8月5日在河北雄县小辛庄发动兵变，将孟连长杀死，全连90余人都跟着江东升脱离了大部队。
江东升随后带着这支小部队北上，经白沟、泗庄进驻北沙口村，为了维持供给，他们在半路上抢劫了新城县东南乡一带的群众，结果在固安马庄抢劫时，被当地民团包围。当地民团战斗力较弱，但人多势众，江东升部装备优良，但人数较少，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半个月，最后还是由北沙口村地主陈丹桥出面，说服江东升将其部改编为新城县北沙口三十六村保卫团，也算是给他们找点正经事情做，省得去糟蹋老百姓。
因为保卫团被改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所以当地老百姓习惯将这支武装又叫作“四大队”。四大队的总部设在北沙口村，由江东升担任总指挥，左清臣任参谋长，此外一大队长张兴五，驻毛公寺；二大队长郭洪奎，驻辛桥镇；三大队长曹学敏，驻堃上村；特务队长魏登高，和总部一起驻北沙口村。江东升随后打出“抗日”旗号，迎来各路土匪、溃兵纷纷投奔，部队规模也在逐渐扩大，白沟、泗庄、辛桥等地的民团也纷纷赶来拜码头。
眼看四大队的人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除一部分粮食和经费由北沙口村村民摊派外，其余大部分都靠四大队到周边村庄去抢劫，有时候，四大队还会绑架其他村的地主家属，来换取高额赎金。就这样，这支所谓的抗日武装很快就变成一支公开的土匪武装，幸好此时，时年20岁的新城工委书记刘佩荣在上级保属省委要求各地地下党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下，决定争取江东升部抗日，才算是改变了这支武装的命运。
刘佩荣的中学同学陈德音是四大队大股东陈丹桥的侄子，靠着这层关系，刘佩荣与地下党员郑文明一起约见了江东升，表示他们作为知识青年，想一起参加四大队，为抗日出一份力。江东升见他们是大股东推举，也不好推辞，只好允许刘佩荣带着郑文明、王山、唐保蘅和杨可材等十几人进入部队，组织起名为四大队政训处的机构。为了打消江东升的疑虑，刘佩荣一开始并不着急抓兵权，只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印制抗战小报、教官兵们演唱抗日歌曲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思想等活动上。
刘佩荣
而在刘佩荣等进驻后，江东升及其部下们继续我行我素，大白天赌博喝酒睡大觉，晚上就出来干绑票勾当。再加上白天聊天时，江东升不止一次地对刘佩荣提到：“国军几十万大军都抵抗不了日本人，我只有几百人根本无济于事。”这些都让刘佩荣怀疑，江东升这帮人是不是真的想抗日，于是他便和郑文明找借口请假离队，跑去安新县找到了刚从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受训完的保属省委书记张君，向他汇报了这段时间在江东升部工作的情况。
张书记听完汇报，指出：目前红军干部孟庆山及东北军起义团长吕正操正在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那里的队伍已发展到十多万，急需干部充实队伍，既然江东升这边打不开突破口，那刘佩荣可以先带着干部们去支援冀中，把江东升部的工作先放一边。刘佩荣得到指示后，马上赶回北沙口村，经过讨论，大家决定除留下唐保蘅和杨可材二人原地坚持外，其余人全部离开江部到孟庆山那里工作，其中刘佩荣改任河北游击军第八路军政治部民运科长。
到1937年底，通过不断招兵买马和吞并民间武装，江东升的部队也已发展到3000余人，其势力范围逐渐扩张到新安县的河北游击军第八路军刘克忠部的地盘上，双方之间时有发生冲突。为了解决争端，河北游击军司令孟庆山立即组织了1.2万大军，趁江东升出兵攻打雄县县城时，将其部打垮，并生擒江东升与四大队参谋长左清臣。正当江东升和左清臣后悔着不该出兵雄县，担心会被孟庆山枪毙时，却看到刘佩荣也在孟庆山司令部里，不由大吃一惊。
江东升忍不住脱口而出道：“小刘，原来你在这里啊？之前为什么离开我们？”心直口快的刘佩荣趁机教育了江东升一番：“因为你们不抗日。哪里抗日，我们就到哪里。”随后他向江东升介绍孟庆山的真实身份，孟庆山则趁机表示，他可以放江东升回去，但条件是：江东升回去后必须立即抗日，有多大力量就打多少仗，并且部队番号要改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刘佩荣也会跟着他回去，但以后凡事都和他商量，听他的话。
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
对此条件，江东升和左清臣自然是满口答应，并在次日的群众大会上当众承认了错误，至此，四大队被正式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江东升和左清臣仍担任总指挥和参谋长，唐保蘅任政治部主任，刘佩荣、许硬、杨英和魏健等地下党员分任组织、宣传、民运和总务科长。为了不再与第八路军发生冲突，江东升将其司令部搬到了古代的军事要地、连接容城、雄县的重要水路码头白沟，一方面继续扩大部队，一方面积极准备对日作战。
1938年3月初，刘佩荣、左清臣精心挑选了200名精锐官兵，在夜幕的掩护下奇袭日军占据的高碑店火车站，破坏了站内的铁轨并焚烧了车站站房，当场活捉日军1人及韩国从军妇3人。第二天，驻高碑店日军100余人乘卡车追来保护，结果落入战士们事先挖好的陷阱，又因遭到伏击，被迫狼狈撤回。事后战士们乘坐着满载战利品的日军卡车，高高兴兴地返回根据地，消息传出后，前来投奔第十三路军的农民、学生和旧军人更多了。
受高碑店袭击战的鼓舞，仅仅两个月的时间，第十三路军就迅速扩大到近2万人。部队的迅速扩大，江东升的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他已经不甘心居于河北游击军之下，而是想自立门户，把这支部队命名为华北民众自卫军，与游击军平起平坐。唐保蘅、刘佩荣等起初对此坚决反对，但由于江东升也态度强硬，最终刘佩荣决定，在1938年4月安平县举行的冀中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向黄敬、吕正操、孟庆山等领导反映此事。
三位领导了解此事后，都表示同意江部改名，并嘱咐刘佩荣：“只有一条，他们必须打日本人……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让步。”军区政治部同时派出一个考察团，前往白沟了解第十三路军的部队建设和对敌作战情况。经过十多天的考察，军区组织部长张君见当地老百姓都对第十三路军持正面肯定态度，于是在干部会议上向江东升、左清臣等表示同意改名，并称赞第十三路军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部队，很有前途，江东升听后非常高兴。
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张君
1938年5月，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被正式整编为华北民众自卫军，江东升、左清臣分任正副总指挥，刘佩荣任党代表，唐保蘅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又一个特务营，三个师长仍是之前四大队的三个大队长张兴五、郭洪奎和曹学敏，并由黄山虎、李士斋和王子卿分别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刘佩荣和左清臣随后率部向北挺进，在在麻家营收编了原西北军第29军孟子宾部，将其整编为独立团，仍由孟子宾担任团长。
不过虽说部队规模扩大了，但各级指挥权仍大部分掌握在旧军人手中，这些人难免沾染了点军阀习气，对人动不动要打要骂，为了加强纪律，改变不良习气，刘佩荣开始模仿八路军在自卫军各级建立起完善的政工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以上，同时为了弥补政工干部数量不足的问题。又由宣传科长许硬开办了青年教导培训班，经过二十期整训，培养了大量营、连级政工干部，这些人培训回去后都很快成为部队的基层骨干。此外训练团长王山也以每次一个营的规模，对自卫军下属各部进行轮番整训，主讲部队纪律和党建工作问题。
在刘佩荣、许硬、王山等人的努力下，到1938年夏，华北民众自卫军的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指战员们每天努力训练，士气高涨，违反军纪的行为少了很多，军民关系得到不少改善。特别是以曹学敏为师长的第3师，在该师政治部主任王子卿的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所以这个师的地下党员数量也最多，成为刘佩荣所能依赖的主要力量。
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崛起，震惊了华北日军，但由于此时日军主力正在华中地区作战，后方兵力不足，只能偶尔派飞机前来侦察、轰炸，但都没有出兵扫荡。趁此机会，自卫军在6、7、8月间频繁主动出击扰袭敌人，6月初，第1师1团在固安县大沙堡村与日军一部遭遇，在团长李玉斋的指挥下，第1团顽强作战，最终将日军击退，并缴获卡车2辆。
第3师政治部主任王子卿
7月初，驻定兴的日军一部企图偷袭自卫军在天宫寺的前线指挥部，结果走到傅庄时被自卫军哨兵发觉，战斗打响后，自卫军副总指挥左清臣亲自带一个团赶来支援，经数小时激战终于击退来袭日军，自卫军这边也阵亡连长胡建三以下70余人。7月中，驻雄县日军一部又准备出击攻打白沟，江东升得知情报，亲自率军在马庄大堤上伏击了日军，并迫使敌人撤退。
8月上旬，第3师师长曹学敏率部北进固安三区，收缴了大量民团武装的枪支，该师还曾三次攻打伪军把守的固安县城，但由于缺乏攻坚重武器而最终功亏一篑。8月24日，左清臣又亲率一个骑兵连百余人北上奔袭固安县宫村镇，将该镇伪军全部缴械。事后日伪军两千余人赶来报复，左清臣指挥指战员们坚守阵地，一直坚持到傍晚才撤离阵地，此次战斗自卫军共牺牲副连长赵庆至以下30余人，一些战士负伤昏迷后仍高喊：“打，打呀！”
9月初，米家务联庄会的民间武装在蒋军特务刘玉珠的煽动下，正式挂出“忠义救国军”的招聘，开始与华北民众自卫军场对台戏。刘佩荣曾派朱德生多次去对方那里调停，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在刘提荣指挥的军区主力第27大队的支援下，顺利解决了这一带的民间武装，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使得八路军在冀中的抗日根据地终于连成一片。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三镇后，立即回师华北，准备将今后作战重点放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武装上。11月初，日伪军6000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援下，兵分三路直扑自卫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白沟，由于自卫军对敌人的这次大讨伐毫无准备，又命令各师在各村进行坚决的阵地防御战。所以指战员们虽然浴血奋战，但还是没能守住各阵地，从白沟撤退后，自卫军试图重组部队，结果又再一次遭到日伪军的包围，部队因此大部溃散，不少指战员牺牲。
踊跃参加地方武装的河北群众
冬季反扫荡失败后，江东升、左清臣和唐保蘅带着100多官兵退入白洋淀，一个月后，聚集到他身边的官兵已有千余人。刘佩荣则带着一部分政工干部留在米家务打游击，同时他与朱德生、许硬、王山等干部开会总结了这次失败的两点内因，一是部队改名后与冀中军区失去了联络，所以对于日军的这次扫荡完全情报不明、战术不对，二是所有地下党员都去当政工干部了，却没人去当军事干部，结果在关键时刻根本指挥不了部队。刘佩荣随后组建了由地下党完全掌握的新城独立大队，该部也很快发展到200余人。
1939年年初，冀中军区领导在听完刘佩荣关于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后的报告后，决定把其余部及新城独立大队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第6支队，以统一整个冀中地区的作战行动。新成立后的6支队仍由江东升任支队长，唐保蘅任政委兼支部书记，刘佩荣任政治部主任兼支部副书记。刘佩荣回去的同时，军区书记黄敬还拨给他一部电台和十万冀中币，江东升、左清臣收到这样的礼物自然非常高兴，在大家的宣传工作下，6支队很快又恢复到三千余人。
为了提升冀中军区各地方武装的战斗力，1939年春，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率师主力6000余人抵达冀中，其中由余秋里指挥的军区第3支队来到大清河北，负责与6支队协同作战并对其进行整训，3支队的一些红军干部也被充实入6支队。5月，6支队在3支队的支援下，经过一小时激战，在新城县菊花台击退来袭的日伪军一部，毙伤敌80-余人，这是华北民众自卫军自重建以来取得的首次胜利，部队士气再次为之一振。
1939年5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发布命令，将第6支队改编为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8团，原3支队所属部队编为第7团。经过裁撤老弱病残后的第8团有官兵703人，由原6支队副支队长左清臣担任团长，原政治部主任刘佩荣担任团政委，原6支队长江东升则升任3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则为原红军师级干部贺炳炎。不过为了照顾江东升的情绪，不久，师长又派3支队副司令员常德善和江东升一起，带着特务营的两个连返回大清河北，重建第6支队，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重建的第6支队后来被改编为3支队9团。
1942年牺牲的3支队副司令常德善雕像
上级看重的是江东升经过几次溃败都能重新拉起一支队伍的巨大号召力，希望他此次能再拉起一支武装，但却忽略了江东升的个人感受。在江东升看来，让自己完全脱离自己的老部队，跟把他架空没啥区别，毕竟他的认识就是如此的局限，而不像他的老战友左清臣那样充满可塑性和进取性。于是，没多久，江东升就带着少数亲信离开部队，声称要脱离八路军去另立山头。
老红军干部常德善副司令员非常重视江东升离队事件，亲自出马将江东升一伙逮捕，并以“叛变”罪名将其枪毙，不过直到1988年9月14日，新城县委才为江东升进行平反，认为当年的处置结果有些过重，江东升应该算是“脱队”而非“叛变”。尽管如此，考虑到江东升生前曾几次想另立山头，就算他这次被抓回去没被枪毙，以后日子过得也会很拧巴。
1940年5月14日，3支队8团的指战员们，连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离开战斗了三年的故乡冀中地区，前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第7、9团分别被撤编并入8团。抗战后期，8团转入八路军第358旅建制，后在解放战争中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1师1团，从收编的民间武装，到成为解放军主力团，这还是非常少见的。
最后提一下原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也就是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几个干部的结局（因资料有限大部分人的情况仍不清楚），曾是原十三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江东升心腹之一的左清臣在部队合并后担任第8团副团长，后在1941年1月10日曲阳县洪梁岩战斗中，遭日军偷袭驻地，因寡不敌众而在战斗中牺牲，终年37岁。
原第十三路军组织科长刘佩荣，后任8团政治处主任、第一野战军第1军1师副政委，解放后转入国防部战略部门，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最终于1990年病逝，终年73岁。
原华北民众自卫军训练团长王山，后任新城县县长，抗战中曾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出狱并继续坚持原地斗争，最后在1948年2月被土顽王凤岗部杀害，终年50岁。
原华北民众自卫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王子卿，后任八路军冀中十分区营长、抗大二分校教员、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团长，全国解放后任吉林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最后于2001年去世，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