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号下午5点20分，一名黑黄皮肤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西郊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他径直走进行长秘书办公室：
“我是国务院办事处的，我来给行长送紧急公文的。”
行长临时有事出门办事不在银行，秘书看到男子递过的文件上写有“国务院”加急的字样，一刻没耽误便将文件送给银行计划执行局王局长手里。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公文竟引起了新中国第一诈骗案！这个男子到底是谁？他又是通过怎样的“完美计划”，骗了所有人？
中年男子
一：三张纸骗了20万！
王局长接过文件，打开发现里面还真是国务院的紧急文件，不仅如此，还是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
函文的内容是这样的: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今晚九时，西藏活佛第一次进京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还要摄制纪录影片，各方面均需招待费。
主席还嘱，拨一些款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人民币二十万可否，请批示。
正文下方还提到要用市场流通的旧人民币交款，以及收款人赵全一。
正文落款
王局长平日工作中经常见到周总理的签名，文件中的签名等信息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由于拨款金额较大，王局长还是迟疑了，国务院需要资金，正常都是由财政部来提款，怎么这次是有个人带着信件来？
就在王局长思虑之时，一通电话打消了他的疑惑。
来电声称是总理办公室的，并要求尽快办理此事。看来真是特殊情况，就这样，王局长安排人快速将二十万送到指定的民族饭店。
1960年的20万，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按照工资换算法来看，当时的工人工资是30元每月，这样算下来，一个工人550年才能有这20万。
而放在今天，算一年5万的情况下，那550年，最终就是3000万！
当时的人民币最大数值是十元，由于金额太大，银行金库一时间只有10万金额，剩下的只能用一元、两元和五元的来凑了。就这样，这20万元竟然装了两个大麻袋，一共重两百多斤。
工作人员七点准时将钱送到了民族饭店，没想到赵全一早早地就在大厅等候了。银行工作人员要求赵全一出示证明。
赵全一就像事先预料到了，直接拿出一个收条，该有的消息都有，但唯独没有公章，这下银行人员警惕起来。
没有公章的收条
见此情形，赵全一有拿出一张“介绍信”，这封信上，西藏工委的公章，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专用章。
这下银行工作人员相信此人的身份了，放心地将20万交给了赵全一。并且拿着收条和介绍信便离开了。
3月19号，由于前一天拨款太过紧急，银行还没有来得及做账，这天一大早，王局长便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负责本盗窃案的专案组成员赵春月提到：
“总理办公室当时就发现了，没有这个人，也没有这件事！”
这样看来，声称是赵全一的人，竟然成功伪造周总理批示和介绍信，骗取了20万？
由于事件的严重性，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后，第一时间通知时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来中南海一起商讨。
二：抓住线索，发现端倪
杨奇清自1933年开始，破过许多案件。讲给他听，周总理再信任不过了。
周总理给杨部长定了十天期限处理此案，随后，杨部长安排了一些得力助手，成立了专案组。
专案组兵分三路，首先要先确定送公文男子的外形样貌，一行人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询问了所有18号见过送公文男子的工作人员。
接着第二部队，去往民族饭店，通过民族饭店的人员得知赵全一的踪迹。
此后通过对比发现，去银行送公文的男子与民族饭店的赵全一，就是同一个人！
北京市公安局李润山提到男子的外貌：
“年龄三十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体型，北方口音”
然而如此宽泛的外形描述，在那个年代，想要快速寻找到，确实太难了，专案组再三考虑，决定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公布于社会，想让人民一起帮忙找到这个罪犯“赵全一”。
一听到有人伪造周总理的字迹骗取国家20万，人民群众都义愤填膺！
多年后，杨奇清的女儿杨清对有件事还是记忆犹新：
“当时特别逗，老太太去合作社打酱油回来，都要仔细看看自己的钱是不是国家丢失的那20万里头的”
杨奇清女儿杨清
尽管整个北京城的人都要寻找这个“赵全一”但是这个人就是杳无音讯，可是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不知不觉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四天，离总期限也就剩下一周不到的时间了。
然而这时，前面提到的兵分三路的第三路人终于出面了，他们是办案的技术组，通过嫌疑人留下的伪造的国务院公文，赵全一介绍信，20万收条。
三个证据
嫌疑人完美的作案手法，在技术人员的不断研究下，终于在这些文字中发现了端倪。
技术人员发现了几处可疑之处：
收条中有个字有些奇怪。人民币的币字，简体字的币，上面是一撇下面是一毛巾的巾字，收条中的币字上面竟然是个人字。
嫌疑人连周总理的签名都能模仿的淋漓尽致，怎会如此大意？
谁也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一个字，竟然给了办案人员一个关键线索。
专案组成员刘文给出解释：
“人民币的币字简写就是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一个毛巾的巾字，这样的写法只有会计部门或接触财务的人员才会这样。”
很快，中国公安大学黄建同教授又有了新发现，假公函的纸张中间还印刷着装订线，而装订线放大后便发现了里面还有衔接的地方，
装订线
信纸中间原本竖线装订的地方，还出现了两道横线，印刷业管这两条横线叫做鱼尾纹。
那这些原本不起眼的小细节，到底有何用处呢？
技术鉴定人员通过询问相关专家，这才得知，1956年开始，国家就把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后，这种信纸就停止生产了，就算花钱也是买不到的。
只有一些国家机关在内部使用此信纸，难道嫌疑人就在国家内部工作？
这个消息一出来，专案组一刻也不敢耽误了，立马派人对所有公安机关进行全面检查。
三：深入研究，真相大白
“中央国家机关，各个部委，几乎都是自己印公文纸，也因此每个部门都会有所区别。
当时十几个人同时翻阅公文，到了晚上，才有工作人员发现了类似的信封，经核对发现是外贸部的纸。”
这样看来，嫌疑人很可能就出现在外贸部里，随后专案组便派人暗中调查。很快定位到20多位员工的身上。
“我们有带格的比例表纸，先把作案用的字，用铅笔把字描下来，通过描字从而记住每个字的特点。”
专案组成员贾大光描述了工作人员如何分析字迹的。
临摹字迹
专案组的努力没有白费，就在查到一个叫王倬的档案时，侦查员们有些激动了，一番对比后，发现王倬的字迹与之前赵全一拿出的收条里的字迹完全符合，专案组即刻开始对王倬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王倬，16岁，辽宁辽阳人，194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是外贸部出口局的一名普通科员。在外贸部已经工作八年之久。
解放前，王倬当过收发员兼会计，那是他刚到北平时，在国民党北平特刑庭看守所的职务。
前面提到收条上奇怪的“币”字，只有会计、财务的人会这样写。再看王倬的履历，一切都对了！
原来王倬3月18日当天以带母亲看病为由，请假一天。调查发现，王倬当天并没有去任何一家医院。很明显，看病只是借口。
为了案件的进一步发展，专案组开始派人在暗地监控着王倬。通过不断观察，果然发现了端倪。
王倬家住北京李广桥南街的一个大院子里，家家户户由于早上都要做饭，所以烟囱都会冒烟。
然而奇怪的是，王倬家的烟却与众不同，他家的烟是又黑味道又刺鼻，就在此时，有侦查员突然想到会不会是王倬在家烧钱！
难道王倬想销毁证据？为了防止事情发展得更糟糕，侦查员们连夜潜入王倬家中，将其捉拿归案。
逮捕令
随后专案组便对王倬的家进行全面搜索，这期间却发现王倬母亲王可云的眼睛总是看向一个地方，两只手攥得很紧，神情也有些慌张。
很快，侦查员们在王倬家后门的厕所边，挖到了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正是王倬从银行骗走的钱。
经清点发现一共是十九万一千多元，然而那八千多元竟然真被王倬、张可云母子亲手烧毁。
转念一想，一个母亲怎么会纵容自己的儿子干出这样的事？
王倬透露自己骗取这20万，与母亲张可云有很大关系。
原来，张可云在儿子很小时就以“宁养贼子，不养痴儿”来教育王倬。
这样畸形的教育观念，使得王倬一心想着发财。
那又是怎样的契机，让王倬下定决心做这样风险极高的事？
在外贸部工作的王倬，经常接收到总理的批示等，他发现只要是总理批示的文件就会优先处理。
正是如此，王倬竟然动了坏心思，想要通过伪造总理批文，欺骗银行，从而得到20万,完成发财梦！
令人没想到的是，为了这次的行动，王倬足足准备了三年之久。
首先，他将各类批文上周总理的签名临摹下来并反复练习。
接着，收集大量的中央批文，将各类文件的格式、语气，都反复推敲，直至灵活运用。
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开始关注新闻实事。
会议
1959年，国家平定西藏叛乱，并且多次开展对藏族同胞的统战活动。在这样一个时期，总理批文拨款给西藏这事，可信度高也较为合理。伪造这样的批文，大家确实会放松警惕。
选择民族饭店为收款地点，王倬也是做足了功课。民族饭店位于国家民委对面，多年来，只要是少数民族举办的活动，都会在此。这样，银行工作人员也不会怀疑收钱人的身份。
不仅如此，行骗当天，王倬特地选择银行要下班的时间去，这样工作人员看到是周总理的批文，便会尽快处理，来不及考虑太多，这也给王倬钻了空子。
可是事情总是不会像别人预想的那样美好。有了这20万，王倬、张可云母子每天忧心忡忡，担心被发现，反而是茶饭不思。
自从北京城发布“全城搜捕赵全一”时，王倬每天都魂不守舍，神经紧绷的他，听谁说话都觉得是自己暴露的身份。
然而再怎么躲避，犯了事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法院
自周总理下令“十天破案”，到4月4号凶手归案，八天时间专案组便将这起惊天诈骗案侦破。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而王倬的母亲张可云，因帮助、暴毙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事已至此，王倬的聪明才智有目共睹，但是智慧也要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切记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王倬没有因母亲的畸形教育而有了坏心思，相信他的前途也会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