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先讲彭德怀，因为他当时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整个1955年全军大授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因此，他对实行军衔制有哪些看法考虑，势必对整个军衔评定工作带来不小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彭德怀为何对授衔工作存有相当的复杂矛盾心理？
据《彭德怀传》记载：“彭德怀对军衔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作为官方正传的《彭德怀传》既然用了这样的话，说明彭德怀对我军实行军衔制确实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梳理他的这种复杂矛盾心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其一，彭德怀认为现代化的军队实行军衔制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我军建设和作战的现实需要。彭德怀在朝鲜战场遇到的一个事例让他印象极为深刻：一次夜间行车，路上有很多车辆拥挤，导致整个公路阻塞，谁也不听谁的。当时彭德怀曾慨叹说：如果有军衔标志，就会有人主动下令指挥，来维持秩序。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曾这样说道：“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
其二，彭德怀尽管倡导实行军衔制，但他在“个人思想上，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感到厌烦”。他最主要的担心是：一旦实行军衔后，官衔表面有明显区分，会否对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平等关系造成影响，会否对军队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产生妨碍，等等。他本人每遇到外事活动和重要场合需要穿军衔礼服时，“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其实也是这种矛盾心理的一个内心写照。
第二个问题， 彭德怀为何对自己的元帅军衔一点都不“感冒”？
军人都知道这句话：“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有意思的是，彭德怀的心理恰与这句名言大相径庭。据《彭德怀传》记载：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
每当有人称呼彭德怀为元帅时，彭德怀总是明确地表示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将来会没有的”这句话，不仅说明彭德怀内心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元帅，也体现出他对将来取消军衔制的一些心理和一种预见。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他“挂甲”后得知军衔真的于1965年决定取消后，当他在吴家花园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真的没有军衔的标志后，又摇头说道：“不好”。彭德怀的这句“不好”，与他当初曾心心念着早晚会取消“牌牌”的心理难免有些矛盾。不喜欢军衔制，但真的取消的时候又表示茫然和不解，说明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更多地从战争和军队建设现实需要思考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上将人选和有争议人员的评衔问题为何倾注了彭德怀的很多智慧和心血？
对于“小米加步枪”出身的我军，当时的军衔评定工作，绝对是全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身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可谓是呕心沥血、严肃认真。
当时规定，元帅和大将军衔由中央书记处提名，由政治局最终审议确定。彭德怀只是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而对于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好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由彭德怀主持拟定，并上报中央政治局审批。
开国上将名单，涉及到各个“山头”，确定起来并不容易。为此，从1955年春开始，彭德怀便亲自拜访每位“老总”。因为这些“老总”们都是当年这些预选上将的直接领导，最有发言权。所以，彭德怀同这些“老总”们反复沟通磋商，较好地达成了一致意见。
至于对那些带有“争议”人员的评衔问题，彭德针则开诚布公，直接同本人见面，敞开心扉同他们交谈，充分听取本人的意见，同时积极消除他们思想上的误解和包袱。
对于主动要求降衔的，彭德怀同样也是认真对待。许光达和徐立清便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二人都是他的老部下。许光达几次写报告要求降衔，彭德怀特地请他来当面解释，最终才答应接受。而正兵团级的徐立清理应授上将，对于他的让衔彭德怀起初并不同意。最终，徐立清表示自己负责评衔工作，不能“近水楼台”，彭德怀才表示同意他的请求。
第四个问题，女军人为何对彭德怀主持的大授衔工作长期怀有不满？
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是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不是没有遗憾。据《彭德怀传》记载：有一个群体“对彭德怀是不满意的”，她们“是一部分妇女工作人员”。这些人，在“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
原来，授衔前以国防部的名义出台了《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要求绝大部分女军人做转业或者复员处理，原则上不再给她们授衔。尤其值得商榷的是，《规定》当中使用了“期限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一律停止供给”等用语。回过头来看，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和用语，对于从战火中走过来、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女军人，显然口气过于刚性了些、有伤感情了些。
最终，1955年大授衔“女军官只有4665人”，并且只有一个女将军。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我们不妨对比一下1988年的全军恢复大授衔，女将军一下子便授了5个。
第五个问题，透过彭德怀的视角我们对1955年大授衔该有哪些历史的反思？
分析研究彭德怀主持1955年大授衔工作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得出：虽然他对实行军衔制持有复杂矛盾的心理，但他毕竟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高级指挥员，深知现代战争需要军衔、离不开军衔。特别是当他听说军衔于1965年取消后直说“不好”，这既是他对实行军衔制心理矛盾的一种体现，也是他最后认定必须实行军衔制的深刻反思。
据说，周恩来总理阅看取消军衔制的文件以后，也“为之摇头不解，但也只能圈阅同意”。这些都是那一代领导人对到底是否实行军衔制持何种态度的一个折射。
好在1988年七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军官军衔条例，最终明确指出：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利于军队的指挥和管理，增强军官的荣誉心和责任感，决定 实行军官军衔制度。应该说，这是历史对现代军队需要实行军衔制的一种定论。
不管怎么说，尽管彭德怀对于1955年的大授衔虽曾持有复杂矛盾的心理，但他终归认为现代战争需要军衔。我军也正是在他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推开了军衔制。这使得1955年的大授衔成为我军建设史上富有长远意义的开拓开创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