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颜真卿书风对元明书法的影响
■叶鹏飞
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副社长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原委员
颜真卿是人品、书品相辉映的典范,千年来一直受到高度赞扬,其书法艺术的魅力、人格精神魅力一直影响到当代。
从书法风格史的角度看,颜真卿书风对元、明的影响大逊于两宋,尤其是元代,在赵孟頫回归魏晋的“崇古”观念影响下,元代呈现的是温柔舒卷的书风,与颜书浑厚、雄强、朴茂的书风有着明显不同。然而,当我们仔细梳理元、明书法史时,就会有许多新的感受。
元代书法在回归魏晋的崇古大潮中,颜真卿书风依旧有着不可忽视的一面。其实,在蒙古未统一中国前,不论是北方的金朝,还是南方的宋朝,受程朱理学的影响,颜真卿的忠义精神、雄强刚烈的书风,都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支柱,在蒙童的教育中,都是以颜书为楷范的。元代在逐步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被根深蒂固的汉文化所熏染,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提出“仪文制度,遵用汉法”的主张,并立孔庙、建官制、兴学校。故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大多是以习颜书为蒙童教育的,传世的许多史料和书论中都有这类详细记载。如王恽(1227—1304)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所作《颜鲁公书谱序》中说:“古人以书学名家者甚众,今独取鲁公而谱之者,重其人以有关于风教故也。鲁公之书,上则窥三仓之余烈,中则造二王之微妙,下则极古今书法之变,复济之以文章气节之美,故后人作之,终莫能及。”王恽是元世祖的重要文臣,无疑是当时朝廷文化政策的推行者。直至延祐二年(1315年),元廷恢复科举,试子都是以唐楷答题的,一直到元末也是如此,这从杨维桢(1296—1370)的传世墨迹中可以印证。
分析元代书史,可以看到在赵孟頫(1254—1322)入都之前,由金入元的书法家如耶律楚材(1190—1244)、鲜于枢(1246—1302),他们的书法都是受到颜真卿书风泽被的。耶律楚材长期在中书省任职,并提出儒家治国之道,推崇程朱理学,制订了各种施政方略,是汉文化的实施者。他的书法受家庭影响,致力于颜、柳,书风沉着端庄中见清爽劲健,是传承颜书的典型,代表着元初的北方书风。而鲜于枢收藏了颜真卿的《祭侄稿》,视为珍宝,称其为“天下第二行书”,并反复研习。我们可从他的传世作品中,看到他对颜书的吸收,尤其是他的草书笔势畅达,流畅中见雄厚,是元代书家中受颜书影响又能变法出新的书家。他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为官杭州,与赵孟頫结识,他的书法也备受赵孟頫推崇。
鲜于枢《论草书帖》
规格 26.9cm×53.6cm
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
当时,竭力推崇颜真卿书法的还有郝经(1223—1275)。他是翰林侍读学士,又是促成忽必烈统一大业的功臣,著述甚多。郝经既是颜真卿书法的忠实崇拜者,又是元代书法理论的代表人物。在他的《陵川集》中,有许多赞扬颜真卿书法之语:“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书法至此为绝尘,顿觉诸家异端异,恢宏正大极遒紧,驰骛刚方穷壮丽。”又如:“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可见他以人论书,对颜真卿人品的推崇延伸到对书法的推崇。再则,他以独特的视角,认为“锺、王变篆隶者也,颜变锺、王用篆也,苏变颜、柳用隶也”,言明了颜书变法出新的特征——将颜真卿书法纳入二王体系中,认为颜书是二王正传,这对当时以至明代书坛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观念也正是当时师颜风气使然。与耶律楚材、郝经同时的刘秉忠(1216—1274)、许衡(1209—1281)等人,都是颜体书风的承继者,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使元初的北方,形成了“京体”——以颜体为特征的书风。而这一书风,又与元好问(1190—1257)所提倡的“雅正”的文学观相呼应,与当时追求“豪放、高远、遒严”的诗风相一致。
赵孟頫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出仕元朝,当年十二月北上大都。他谨慎处世,精湛的书画艺术深得元世祖和元成宗的青睐,亦对元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孟頫针对当时书法的现状,竭力提倡回归晋唐,注重对晋人韵致和唐人法度的学习。在他的眼中,“学书须学古人,不然,虽笔秃成山,亦为俗笔,若今京体是也”,这是他对当时大都学颜书风形成习气的评论。由于赵孟頫早年即出入二王,赴京前已以晋人风格的书法立足,当时就被到杭州赴任的鲜于枢所推崇。其实,赵孟頫对颜书的认识与米芾的“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的观念影响有关,他针对“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的现象,指出“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之举,这是他针对学颜无所进的现状而提出的卓见。因此,赵孟頫从强调用笔、注重法度入手推崇学习魏晋,矫正当时“京体”学不能化的时弊,让书法回复到丰富的感性形式技巧道路上来,为复兴魏晋书风开辟新境。他的“崇古”思想,也迎合了当时文人的心态,受到了积极的响应,从而汇成了前所未有的妍雅流美的书风。尽管颜真卿的书法依然受到推崇,但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改变。
在赵孟頫之后,颜真卿的书法仍然因其人品而受人们关注。泰定年间(1324—1328)郑杓所著《衍极》中,尊古尚法遴选了历史上十三位人物,颜真卿位列其中,并赞誉“颜真卿含弘光大,为书统宗,其气象足以仪表衰俗”。可见颜真卿的忠义精神,不仅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追求,更缘于他书艺的高超让人崇敬。因此,颜真卿书风在元代伴随着崇古书风一直存在着。如康里巎巎(1295—1345)亦是元代出色的书家。他于元统元年(1333年)抄录了《颜真卿述笔法卷》,体现他对颜法的重视。而他抄写的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更说明他对颜法的掌握是入微的,成为他书风变法的基础。故康里巎巎那刚健遒美的章草书风中,多少隐含着颜书对他的影响。而后的诗文奇才杨维桢,将唐人楷法和章草今草融合,开创出特有的生拙古朴、奇肆壮伟的行草书风,其中也无不透射出颜书意味。
元、明书法是有密切承传关系的。在明代,理学仍被奉为正统,诸帝都崇尚阁帖,在士大夫响应之下,书法基本是元代崇古风气的延续。又随着朝廷实用和帝王的偏好,由二王楷书整饬而形成的“台阁体”书风风行了近百年。
在明代,颜真卿书法依然是蒙童必学之书。丰坊(1492—1563)的《童学书程》中记载:“自八岁入小学,便学大字,以颜为法。”可见师颜风气很是普及,但主要是在蒙童的学楷上。然而,明人对颜书的认识是有巨大差异的。如方孝孺(1357—1402)在《逊志斋集》中说:“颜柳之书,余一见即知其美。此书八九年中凡三见矣,今始识用意之妙,正犹有道君子泊然内运,非久与之居,不足知其所蕴也。”称誉颜、柳书法内涵丰富;再如解缙(1369—1415)在《书学传授》中视颜书为正脉:“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真卿传柳公权京兆、零陵僧怀素藏真、邬肜……杨凝式。”认为鲁公之书沉着,竭力推崇。此后又有吴门书派的先导书家吴宽(1435—1504)在《匏翁集》中说:“颜鲁公平日运笔清活圆润,能兼古人之长。”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斋书论》中推崇“颜书得王右军之力,与圣人一体者也”。而杨慎(1488—1559)在《升庵集》中则认为:“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此后,项穆(1550—1600)也认为“颜柳得其(王羲之)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这些观点都是对颜真卿书法认识不同所致。针对当时“台阁体”的盛行,解缙虽以草书直抒胸臆,一扫沉闷之气,但未能形成风气。直到李东阳(1447—1516)力主师颜,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才形成了“士大夫之贤者皆喜习颜书、学杜诗”的风气,这个时期,出现了如李应祯(1431—1493)、岳正(1418—1472)、张弼(1425—1487)、邵宝(1460—1527)等师颜书的名家,这也开启了明代书法的变革风气。
明代中叶,经济迅猛发展,但社会风气奢糜、享乐之风盛行,使许多士人借诗文书画自娱,以此鸣不平骋兴怀,思想文化活跃。这时的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针对“天下之不治”的现状,认为是“士风衰薄,程朱理学流入空虚”“言行不一”而造成的。于是他倡导道德意识与行为统一的思想,建立了重自主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书法艺术的变革,使书法不再受阁帖束缚而追求个性,用书法来抒发率真的自我本性。而王守仁本人也是师颜的书家,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的文坛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七子”中,李东阳的门生李梦阳(1473—1530)和何景明(1483—1521)的书法也都是一派颜风景象。所以,颜真卿书法又被士人推崇和追随,这种风气影响到了吴门书画家。而后,王艮(1483—1541)发扬其师王守仁的学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的观念,开创了泰州学派。这又影响到了李贽(1527—1602)。他承继王艮的观念,提出了“童心说”,认为“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批评“假人假言”的社会现象,这成为晚明追求个性、体现自我的宣言,促使了书法艺术向不拘俗套、直抒胸襟发展。与此同时,禅宗也已经与当时的人文思潮相合,禅学与当时的“异端”新说的人文运动互相推波助澜。思想的活跃,文化生活的丰富,也使戏曲、小说和书画创作丰富多彩,成为市民阶层娱乐和自我教育的精神食粮。书画品赏、鉴藏的风气盛行,催发书法艺术进行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祝允明 草书杜甫秋兴诗轴
规格 106.5cm×37cm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枝山。
吴门书派的出现,展示出明代书法进入了新的境地。祝允明(1460—1526)是吴门书派的领袖人物,他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又是李应祯的女婿。由于他仕途不畅,怀才不遇而放浪形骸,这些都在他的书法中体现出来。祝允明书法师法多样,仅楷书风貌也多变,但他晚年留下来的楷书作品,都以纯粹的颜楷面目出现,端庄而严谨,被陆时化(1714—1779)称为明代学颜第一人,然祝允明更受人称誉的是草书。祝允明的草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而自出新意,尤其是大草书,点画狼藉,无拘无束,狂放不羁,从他研习草书的轨迹看,受怀素、黄庭坚的影响尤大,而这两家的书法都与颜真卿有承传关系。故他在使转上的外拓形结字,与颜真卿、怀素是一脉相承的,他是将颜书雄厚朴茂的书风溶入草书的第一人。再说文徵明(1470—1559),他既是吴门书派的领袖,又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他的书法各体兼擅,尤其是耄耋之年还作小楷,为世所惊叹。他传世书法最多的是行书,明显看出他是受其师沈周(1427—1509)影响学黄庭坚的,而黄庭坚的书风是师颜转师柳而形成的,启功“要识涪翁无秘密,舞筵长袖柳公权”的诗句道破其中玄妙。所以,每读文徵明书法,其谨严清爽无不与柳书有关。王宠(1494—1533)是祝允明弟子,是吴门书派重要书家。他艺术天资极高,不论在楷书,还是行草书上都有很高成就,尤其是他的楷书受其师影响,宽绰古雅,变颜法出新,为世所推崇。而在文徵明的弟子中,师颜师柳或师黄者甚多,其中要数陈淳(1483—1544)最有成就,其行书有颜法而与其师书风相远,草书似又受祝允明影响。他的书画都追求个性,直抒情感。可惜王宠、陈淳都去世在文徵明之前。吴门书派书家的书风是丰富多彩的,虽并不皆师颜法,然他们的崇颜风气延续了下来,影响到了王世贞和董其昌。
作为吴门书派的后继者,主持文坛二十年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1526—1590),在跋文徵明《停云馆帖》中推崇颜真卿,认为颜真卿《祭侄文稿》有天真烂漫之趣,“公行押之妙,一至于此。噫!此稿草耳,所谓无所待而至者”,从推崇颜真卿的楷书转为行草书,无疑为阁帖之外,推崇新的师法范式。他的《艺苑卮言》论诗论文、论书论画,影响力极为深远。他的传世书法作品,处处透露出颜法。
董其昌 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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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颜真卿书法研习最虔诚的是董其昌(1555—1636)。他是松江书派领袖,他的书画和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对颜真卿书法一往情深,反复临摹颜真卿的真书和行书。从其记载作品和传世作品看,他自17岁起直至80岁,都有临写颜书的作品,而他自谓仿颜之作则更多,他所刻的《戏鸿堂帖》也是当时收入颜书最多的刻帖。董其昌是最理解颜真卿书法真谛的,他说:“颜平原屋漏痕、折钗股,谓欲藏锋。后人遂以墨猪当之,皆成偃笔,痴人前不得说梦,欲知屋漏痕、折钗股,于圆熟求之,未可朝执笔而暮合辙也。”又说:“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剸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颜鲁公所谓如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所以,他学颜能化,突破了赵孟頫认为的“白首往往不能化”的难题,开辟了学颜出新的途径。
倪元璐 草书赠乐山五言律诗轴
规格 165cm×47.3cm
满市花风起,平隄漕水流。
不堪春解手,更为晚停舟。
上埭天连雁,荒祠水蔽牛。
杖藜聊复尔,转盼夕阳游。
董其昌生活的时代是明代书法进入巅峰的时期,与董其昌合称为“邢、张、米、董”的邢侗、张瑞图、米万钟都擅草书,而各具鲜明特色。他们之后便是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他们都是晚明书坛的杰出人物。他们三人既是同僚,又是书友,在翰林院时三人相约攻书,相互陶醉、相互影响,他们都以锺繇、王羲之、颜真卿为师法,但对颜书吸收程度不一。黄道周博学多才,著述丰富,他以颜真卿为师表,一直以仗义执言闻名。他的书法从颜书吸收的是遒劲的气势和宽绰的体态,形成古拗老辣、诡奇变幻、沉重苍茫的书风。而倪元璐学颜,是溶和苏轼书风,以颜法“屋漏痕”为基,用笔涩辣。尤其是大草书奇肆怪伟、意态特殊,雄浑而高古,有着刚烈的气格。而王铎不论是楷书,还是行草,都能看到他受颜书的影响。他有矛盾的心理,虽贬抑颜楷,却又以颜楷面目出现;他推崇《争座位帖》,又同学米芾。故而他的行草书书风是两种书风高难度的融合:颜体的外拓形和米体的内擫形,合成了他变化跌宕、收缩放纵的特殊气格,与他在仕清后的矛盾心理相吻合。他的书风的后继者是傅山。傅山(1607—1684)不论在人格上,还是书风上,都发扬拓展了颜书,是明清狂放书风的终结者!
来源 ▏2022年《书法报》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