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涵和周乔结识于一个西藏题材项目。
她们是经验丰富的编剧，在业内多年，都有自己的代表作。
丁涵的新播剧是《山花烂漫时》（下称“《山花》”），讲述张桂梅在云南华坪办女校的故事；周乔的新播剧是《日光之城》（下称“《日光》”），讲述西藏当地青年在乡创业的故事，同时细密温情地展现西藏当地一个大院里的日常生活，是当下极为少见的西藏生活剧。
丁涵正在创作一部西藏题材相关的电影，而周乔所在的团队曾为《日光》在西藏调研采风，访谈100多位各行各业人士后写出了《日光》的剧本。对丁涵来说，前期与周乔的神交如同一场奇遇，在雪域高原的日光下，她们曾经走过同样的路，领略过同样的风景。
丁涵的眼睛很大，留着优雅的短发，看似温柔，实则敏锐，言谈有力量。
周乔语速快，说话时一直用手捋她的短发，似乎它们挡在额前，影响了思考。
从小学初中开始，写作让丁涵感到快乐，让小朋友犯难的作文，她永远“纸不够”。高中又爱上了电影，尽管家人当时并不理解她投身艺术行业的决定，这个独立勇敢的女孩还是在高考前夕就确定了自己的志业，18岁来北京参加艺考，最终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后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继续学习剧作，毕业后顺理成章成为一名编剧。2021年，她创作了电影剧本《守岛人》，在业界和市场都收到了不错的反响。
周乔则受到爱好文艺的姐姐影响，心里一直有创作梦。最初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系，大学时“混迹”在学校的话剧团，感觉搞话剧比读新闻有意思，于是毕业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攻读硕士。在真正成为一名编剧之前，周乔曾经在一个禁毒教育单位工作，接触警察、监狱、戒毒所——这些经历为她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7年前，她辞掉工作，写了一个大纲和前三集剧本，投到影视公司正式入行。
两位编剧在接受南风窗专访当天才第一次见面。她们一位来自甘肃，一位来自内蒙古，年龄段不同，职业路径不同，擅长题材不同，却共享相似的生命经验和创作体会。一个问题抛出去，接到两种回答，拆开一看，其实都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作为女性编剧，她们以手写心，回应时代的需要。
“事业与家庭”，是这次采访的高频词。两位编剧自认事业型女性，都出生在父母支持女儿做事业型女性的家庭，如今也都组建了可以支撑她们做事业型女性的小家。
于是我抛出问题：假如进入影视行业是游戏开局，一个事业型的女性编剧，她的故事线，会是什么样的？
同时孕育两个“孩子”
她们用自己的职业经历来回答。
《山花》的剧本大纲确定之后，进入剧本创作阶段，正是开疆拓土的时候，丁涵发现自己怀孕了。身体急速变化，她担心自己的状态影响项目进度，想退出编剧团队。在制片人李行和总编剧袁子弹的挽留下，她继续创作，开始了同时孕育两个“孩子”的旅程。
生育周期与创作周期一直在赛跑，剧本初稿即将完成时，丁涵的孩子出生了。等她坐完月子，二稿的修改工作开始了。等到《山花》拍摄完成今年播出，孩子刚好两岁。首播那天，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姥姥跟宝宝说：“快来看，这是妈妈写的电视剧。”那个在剧本创作阶段踹肚子的小人儿就坐在丁涵旁边，看到宋佳饰演的张桂梅出场，他兴奋地大喊：“老师！妈妈！”
对丁涵而言，这是一种特别奇妙的体验。回忆整个历程当中的辛酸“自不必多言”，孕早期时受到激素影响，她每天处在无法控制的困倦中；孕晚期肚子大到基本坐不到椅子上。丁涵回忆：“最燃的是写高考那段戏，因为预产期快要到了，我跟剧中的学生们一起倒计时冲刺。”她想在分娩之前多写一点，经常熬夜，“我熬孩子也熬，有时候半夜三四点钟，他在我肚子里也在手舞足蹈，我们互相陪伴，彼此给予力量”。写完高考戏份，丁涵入院待产，她曾由衷地感叹：“我自己也像经历了一场大考。”
周乔听到这里，给出了另一个解释：“其实有可能是女性在怀孕的时候，激素变化导致整个人的状态跟以前不一样，她可能更容易在一个精力旺盛的水平线上。”这是一个与“一孕傻三年”截然不同的解释，有些女性在经期和孕期，生命潜力会被激发。
周乔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人生完孩子会抑郁，“在孕育生命的时候，她把太多的能量调动在这件事上了，等到分娩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下滑，或者说空虚”。
周乔生完孩子后，经历了约半年的抑郁期。她对生育同样缺乏准备，突然要对一个生命扛起责任，让她觉得自己的价值“一下子没有了”。有次孩子一直在哭，安抚半天无果，她就把孩子扔到了离自己1米多远的床上。周乔父亲生气了，下意识推了她一把，她崩溃了，“因为从小我爸都很爱我，可是现在我好像成了一个养育孩子的工具，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我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周乔现在回忆，生第一个孩子时有点“自大”，别人跟她说生孩子头三年你什么都做不了，她不信。她出生在一个充满爱与尊重的家庭，也考上了很好的大学，有稳定的工作，后来又追逐自己的创作梦想，想做什么就去做，她也都做得很好，作为一个事业型女性，她相信，生个孩子而已，她依然可以做好。
等到孩子来到眼前，她才开始正视，一个女人面临的问题究竟有多么现实和棘手。这些问题，男性无法想象，生育前的她也无法想象。在生育之后的初期，她感到一种强烈的“被剥削感”。这种感受，要到孩子再长大一些，能回馈给她一些爱的连接之后，才得到纾解。
强大与脆弱，是女性身上一体两面。她们经历，看见，然后表达，在创作中激发共鸣。
这时，周乔问了丁涵一个问题：“你的父母是不是也都是事业型的？”
她们两个都在相对平等和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父母不会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是男孩能做，女孩不能做的，我们是走到社会上之后才发现，这个社会确实是给男性的机会更多，存在一种结构性的歧视。当然现在我们也会看到，女性力量正在崛起，时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就此问出下一个问题：当你们走进影视行业，那种结构性压迫，是如何被感知到的？
令人不安的隐性失衡
丁涵是幸运的，遇见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作路上的坎坷不多。“但是隐性的、让你不舒服的东西总是存在。”
无论在各个平台还是各大影视公司，女性创作者的声浪直到现在都显得相对微弱。丁涵记得刚刚入行时，正处于“热钱时代”，影视行业的准则尚未规范，还没有“女性题材”这个概念，她手头接到的项目，很多都是警匪、悬疑、古装历史等题材。这些项目的剧本团队大多由男性挑大梁，如果需要找一个女编剧，诉求往往是让她们来“丰富一下情感的部分”。这个让很多女性从业者感到不公平的偏见，正被一点点扭转。“在业务能力方面，女性编剧并不弱于男性，我们不止有细腻的感情，也可以驾驭各种题材。”
《山花》和《日光》都是主旋律题材，两位编剧成功地把有意义的故事，讲出了意思。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能力。
周乔主动把这个问题递给了丁涵：“《山花》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得还蛮典型的。”
而丁涵的答案恰好也是周乔想说的：“主旋律与商业片之间，从来没有一条分明的泾渭，我们不会把主旋律当作主旋律来做，它首先是一部好作品，一个被观众喜欢的东西。”
让情节好看，让人物合理，让情感浓度达到打动人心的程度，这些类型剧作技巧都被丁涵所在的编剧团队应用进了创作中。
《山花》的开头，是一场跟“蹲坑”有关的戏。张桂梅是荣誉加身的英模人物，但是创作团队选择从一个日常的，甚至有点笨拙狼狈的场景切入，“我们希望剧中的张老师，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楷模，她要接地气，有‘活人感’，事实上张老师本人，就是这么幽默、可爱、不拘小节”。
丁涵又想起一个说法，她问周乔是否也经历过：“当你的剧本写出一点大格局和大气象，别人夸你的时候会说——
周乔了然地笑了起来：“看不出来是女编剧。”
这让她们感到冒犯：“有深度、有厚度、有力量感的东西，就是男性的专属吗？”
女编剧一样能写大格局，甚至写得更好。丁涵在小红书分享《山花》的幕后故事，一条揭秘角色名寓意的帖子下面，一位网友评论：“同样的读音，庭云比婷芸这种常见的女孩名字大气好多，少了点刻板印象，有寓意有意境。”
很多女性观众都称，在这部剧中，看到了女性最好的样子，得到了久违的“配得感”和治愈感”，敏感和共情能力曾经被视为女性创作者的“弱点”，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恰恰是这种敏感，成全了《山花》的“格局”。
采访结束后不久，《山花》在豆瓣的评分上涨到9.6分。有网友整理了豆瓣历年国产剧的评分，发现在仅有的9部9.6分国产剧里，《山花》是唯一的女性题材，与历史剧、军旅剧、谍战剧，平起平坐。
或许，这只是第一步。
于是我扔出下一个问题：在破除偏见的创作之路上，女编剧还能做些什么？
留在船上
丁涵和周乔再度提起了张桂梅。
在丁涵心中，张桂梅最伟大之处在于，她看到了女性不公的命运困境，并且身体力行地改变这种现实。“她的抗争对象不是某个男性，或者一小撮男性群体，而是贫困、愚昧，中国几千年来的乡村宗族制度。她想让女性从根源上，从自我意识层面觉醒，她选择的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方式，从教育切入，所以张桂梅老师说出振聋发聩的那句话：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周乔有时会看到一种对女性主义的批评，认为女性主义有时“矫枉过正，叫得太高”。新闻系出身的她以传播学思维来回应：“取其上才得其中，如果你连声音都发不出，那你就更得不到什么东西。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容易在舆论场上显得强势，因为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不用站出来说话。”
所以，周乔特别能理解张桂梅在“全职妈妈”事件上表现出的不留情面。“选择去做全职妈妈的那个女孩，在张老师眼里，很多可能性都被阉割了，张老师不能接受这种折中，她不在乎自己的言行是否‘恰当’，她只想尽其所能地把不合理的倾向，多扭转一点。”
故事里的女性力量，与幕后创作者的女性崛起，在合二为一。
入行多年，身边的女性从业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这是丁涵和周乔共同的感受。
很多女性创作者，都是从内容层面闯出来的。女性的消费力和内容需求在上升，知道她们在想什么的女制片人、女编剧、女导演，写她们感同身受的东西，获得好的市场反响，这是自然而然，也是良性循环。换句话说，是女观众召唤了女编剧。
周乔很喜欢Facebook前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书《向前一步》。“女性在面对很多机会的时候常常有一点恐惧，比如开会的时候男性可以很自然地出来发言，但是女性会退缩，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你只要多说一句，就会多提供一种可能性。”
《山花》的全女编剧团队，在整个创作周期内没有发生过大分歧，她们观点一致：“不迎合、不取悦男性，也不贬低、不冒犯他们。”对张桂梅老师的塑造，女制片人和女编剧也有着共同的方向，张桂梅的精神托举着她们，然后她们相互托举，这是让丁涵在创作中感到最快乐的事。
周乔提到自己的老板于小千，虽然他是“一个有很传统的一面的山东人”，但是编剧团队有很多女性，现在开剧本会讨论的时候，大家会有一根弦绷着：“这不行，这有爹味吧？”“千儿哥”的心态很开放，“有爹味那我们就改改”。
在行业里，女性与女性相互扶持，男性与女性相互理解，共识都是要推动故事生产向前一步，不要往回退。
戴锦华对全球范围内电影行业的女性崛起现象曾有过一个判断：电影行业在衰落，男性弃船而逃，女性挺身而出。丁涵和周乔的感觉则是，男性没有弃船，只是更多优秀的女性创作者上船了。
“当手中的船票不再有性别比例限制，我们更要珍惜每一个得之不易的坐席。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让更多女性“上船”，让更多不同的声音被听到？
让编剧不再势单力薄
丁涵有时会产生一种思考，编剧这份职业，比起保家卫国的军人警察、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社会各行各业的建设者、服务者，只有手中区区一杆笔，究竟能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写完《守岛人》《山花》这几部戏之后，对于如何锚定自身的职业价值，丁涵有了新的感知：“将时代情绪、集体感受，替大家表达出来，点亮未被看到的地方也好，重新注入勇气也好，这是对时代的一种保存。”
在电视剧的各个工种里，编剧是最容易挨骂的，“没有生活”“不接地气”“一看就没上过班”是最常遭受的指责。之前有一部电影导演拍的都市剧，北漂青年住在豪华大房子里，引起观众的抨击。很多编剧会替这种评论感到委屈，因为编剧一定不会把这个场景写在“几室几厅”里，反倒是功成名就的创作者走到一个阶段，身边就没有人跟他说真话了，他也早已不知道当下的年轻人处在怎样的生活状态。
在剧作与成品之间，会存在误差。
在《日光》里，周乔主要负责了父女故事线的撰写，女儿表示想要远嫁的时候，父亲为了挽留她，专门下厨做了一桌好菜。在周乔的想法里，这个父亲其实有自己的私心，多年来他依赖女儿的陪伴和照顾，故意用苦肉计来留她。但是最后拍出来周乔觉得这个情节被处理得“太纯净了”，更多观众仅仅将这个情节理解成父亲对女儿的付出，而她从真实生活里感受到、想在作品中表达出的，那种父女之间复杂的羁绊丢失了。
如果将电影和电视剧分开来看，对电视剧来说，编剧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从0到1的过程是编剧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毋论女编剧，整个行业里普遍存在对整个编剧群体的忽视，甚至是轻视。
周乔现在接项目签合同时，会有意识地提出一则条款：“剧集宣传阶段，所有物料上只要出现导演名字的地方，必须出现编剧，而且字体大小不能小于导演。”
国内一些已有行业地位和知名度的编剧，有时也需要站出来维权，足够说明这个工种是多么势单力薄和不受重视。就在采访的当天早上，正好有一条新闻出来：《隐秘的角落》的前三集编剧杨涵和王雨铭未得到署名，打了4年官司，才得到片方的致歉。
如果编剧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给好编剧足够的重视和保障，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写好剧；如果行业工业化的程度提高，更多诞生于编剧脑海的奇思妙想和真实感受，才能不打折扣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换个角度，丁涵其实有时候并不怕观众骂编剧，“有人骂总比没有人讨论好，其实观众是很可爱的群体，他们真心实意地代入剧中角色，直言不讳地表达好恶，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交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并将不挨骂、少挨骂作为自我提高的动力”。
《山花》播出之后，丁涵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网友对这部剧的反馈。某天她刷小红书，看到有个网友发帖：“袁子弹、丁涵、黄诗洋、李玺威，这4位女编剧值得被我们记住。”
这让丁涵心头一热，编剧这份孤独寂寞的职业，被看到是难得的事情。丁涵开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分享创作故事，很多人会来给她留言，发私信。“她们什么都跟我说，有的女孩看完张老师的故事，已经申请去山村支教，有的全职妈妈不甘心囿于柴米油盐，准备重返校园去追求自我价值。”
还有一些女孩，受到了女编剧的鼓舞，也想用自己的笔，记录热爱的生活。
《好东西》剧照
“如果你们的面前站着一个将要入行做编剧的女孩，你们会跟她说什么？”
周乔的答案是：“找到一个好老师，会少走很多弯路。”
丁涵的答案是：“大胆去写。不要举棋不定、不要瞻前顾后，就像张桂梅老师2023年给广大女性的新年寄语，也许你正经历着孤独、迷茫、怀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永远向着心中的目标，即使暂时迷茫，也要努力发光，照亮脚下的每一步路。”
这也是她们故事的写照。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5期
作者 | 南风窗记者赵淑荷
编辑 | 黄茗婷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