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低能量，一个26岁女孩的崩盘

26岁的女孩椰子没想到，会有13万人围观她在社交媒体上研究“超低精力者如何改善洗澡拖延”。

人们设想了一些逼迫自己拧开水龙头的办法，“偷袭，趁自己不备直接挤一坨洗发水到头上”“一进门就脱光衣服”，但结局往往是“洗发水在头顶干掉”“坐在冰冷的浴缸边玩手机一小时动弹不得”，甚至因为无力洗澡而无法上床，“已经24小时没合眼了”。

表面来看，椰子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纰漏，她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学业，现在正在老家做着一份朝九晚五的普通工作。然而，维持生活正常运转需要意志力，因为精力太低，每一项活动的能耗对她来说都相当显著。

洗澡的启动困难只是冰山一角，对学业和工作的追求早已令她疲惫不堪。“我未来该如何发展”“做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之类的问题，无时无刻不在脑海盘桓。为了给自己测试解惑，对抗失控感，她硕士毕业后又修读了伦敦占星学院的塔罗课程。

椰子把“低精力”概括成一种面对同等的生活工作压力，要比多数人完成任务更费力、更渴望休息的状态。超低精力者面临着个人福祉和潜力发展持续受损的风险，却很难在器质层面得到诊断和干预，大众也普遍将能量不足或慢性疲劳归因于个人。事实上，在超额劳动时长、过剩的信息刺激、主流标准的驱动要求下，“低精力”不过是社会病症反映在个体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椰子在身心的一次次磨损中，看见并具体化自己的感受，尝试通过反思和记录改变系统性故障的生活。她的目标是“在最敷衍的努力下做出最多的事，或者做高能量人里最摆烂的那一个”，以下依据她的讲述整理而成。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某天上午如果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不抵触，但无法专注，做两分钟就坚持不下去，原因大概率是——我饿了，是饥饿在动摇我的神志。

这听起来很天方夜谭，但超低精力者常常意识不到自己饿了，我们对生活缺乏实感，时常需要通过现象逻辑反推，才能发现自己其实已经饿了、冷了、病了……

我把这种“彻悟”发到网上，新消息提醒接连不断地跳出来：“我很难分辨自己饿不饿，因为一直是又蔫又累的状态，也就无法感知在这个基础上更精细的体感变化。”“当你感觉饿的时候，还有可能是渴，喝的到嘴边就知道了，只能喝下一口就是饿，这个时候要吃东西。”

某种程度上，吃饭、睡觉的日常像是西西弗斯的大型推石头活动，低能量的人被一些难以言明的“更重要的事”召唤，似乎在期待一种奇迹发生：我可以成为超人，跳过这些无用无聊的重复，只要足够忽略日常需求，我就没有需求。

在严丝合缝的现代生活里，最基本的动物性会被忽略，我常感到懵懵的、麻麻的，好像自己没有形体，只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一种难以消化的情绪，仿佛我不是一团有意识的肉，而是肉的意识本身。

这种体验可能要回溯到学生时代，我们从小攀爬应试教育的阶梯，父母在养育中更重视头脑，我会觉得关注躯体的感受好矫情，直到成年后我才发现我对尘螨、乳糖等很多东西过敏，还有鼻炎。不被在意的“不舒服”都在静默地消耗体能，只要体内有炎症反应，我一定会拖延、睡不醒。

校园的规范也是如此，我们坐在教室里接收书本知识，进行抽象的思考，很少接触户外，和风雨、阳光、土壤等自然实体的连接愈发微弱，在恐惧驱动下牺牲闲暇和睡眠时间学习做题，以兑换竞争排名里靠前的位置，能量在这个评价体系中慢慢耗散。

我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精英主义倾向带来了巨大的同辈竞争压力。大三、大四是我身体机能崩盘的分水岭，日常的上课、进食都变得比较困难，让我意识到我的精力水平远低于常人。在朋友们陆续收到清北牛剑的offer，拥有目之所及高远发展空间的时刻，我最大的烦恼却是该怎么劝自己把衣服送进洗衣机，然后在洗完后把它们收回来，我每天就在这样的落差和对比中打转。

我的大脑会自动拆分一切日常基础行为，比如朋友问我去不去吃火锅，这件事要分成至少四个步骤：出门，需要换衣服拿东西，好累；交通，需要掏手机查导航，好累；进店，要点菜，好累；开始吃火锅，判断熟没熟、捞肉、咀嚼、跟别人说话，都好累，假如恰巧坐在菜边，还得给大家下菜，好累！最终我得出结论：不去。

我怀疑自己生病了，于是勉力打起精神，断断续续地体检和看病，有的时候挂了号但起不来床，下午才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抽血需要在早上，我交了费却再也没有力气行动，拖了很长时间。

能查的我几乎都查了一遍，包括求助传统医学，去中医院治未病；去营养科查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相关指标，排除甲亢、甲减的可能；因为“脑—肠轴”的关联近年已被证实，肠道菌群状态与大脑认知活动相互影响，去消化科查肠道功能紊乱……情绪低落是年轻人的常态，我身边有一些抑郁和双相障碍的朋友，我也挂了精神科做问卷，没有达到确诊的界限。

去医院，其实也有点想“偷懒”的心情——我吃点什么药，或者补充我所缺乏的某些元素，会不会就好起来了？但得到明确诊疗方向的愿望落空了。

我的能量最低谷出现在国外留学那年。封控导致大部分课程转到线上，我同时还在律所实习，修改一些对外部世界没有丝毫作用的合同，时间被全部排满。

我总在冬令时的太阳下午三四点落下时，才能意识到我今天又错过了最后一缕光照。我揪着自己的头发试图把期末论文写完，突然全身原因不明地剧痛，35岁的不确定性瞬间变得遥远了，能不能活到明天才是真正的问题。

弗洛姆认为，异化中的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交易倾向”。他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他的成功与否：能否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他的肉体、他的头脑、他的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他生活的任务便是有利地投资，靠自己获利，所以他疯狂学习时间管理、修正自己的拖延症、每日摄入咖啡、向精英的标准看齐。

我自我异化最严重的时候对“聪明药”十分心动，那是一类可以改善认知表现的管制药品，能让人短时记忆力特别好从而考前抱佛脚，或者变得非常专注以完成论文。开药需要ADHD、发作性睡病等处方，我想通过非法渠道搞一点过来。

尝试用药前我查阅了大量论文，绝大部分文献追踪统计的学生用药后GPA并不会提升，反倒是擅自用药可能会导致猝死、精神障碍和心脏问题等等。

虽然我最终没有尝试，但回想起来十分后怕：制止我的绝对不是药物滥用的副作用，而是我觉得这药不够“有效”。好像学业和工作表现成为了绝对至高无上的利益，人的身体本身却是可以轻易被牺牲的，996的劳动节奏已经倾向于把人当作耗材了，人还要再度自我耗材化。

自我剥削会形成一种长期惯性。心理咨询师韦亦然分析过，被困在耗竭中的人就像一台充不进电的手机，每天都低能量维生，很多人会说：“我有休息啊，为什么还好不起来呢？”

从这种问法就能窥见潜在问题：这种“休息”是很有目的性的，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跟不上”“做得不够”，从而过度努力。当我们最终允许自己休息时，往往已在崩溃边缘，不得已而为之。这时候，潜意识会捕捉那种“休息是为了赶快回到工作”的心思，因此即使在休息，我们也并不完全放松和快乐。

电池进入维修状态，休息一天可能只能回20%的电，如果看到稍微有电，就马上重新投入工作，狠狠消耗，那么可以预见这样的低能量循环会持续很久。

精力耗竭的人就像已经被过度耕种的土地，它的问题不是运用得不合理不充分，而是已经没有原料和营养了。此时睡眠、饮食、生理状况都非常糟糕，再自我加压就像在过分开垦的土地上乱刨一样，出不了更多结果。

长期以来我都在把自己作为代价，换取足够好的成果，从申请学校写个人陈述，到面试自我介绍，无一不是将自己设计成一套故事和符号，来匹配外部评价体系的要求。甚至连社交也是功利的，会下意识地依据学历、职业、文化消费品味等等，计算自己和他人在鄙视链里的位置。

毕业后我回了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边打零工，一边寄居在不同城市朋友家的沙发。我不想再参与一线城市那种，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能收到一个微信语音方阵的高压高效的生活了。人真的需要一份工作才能得到自我实现吗？

曾经我极度关注意义，看了电影、听了音乐会进行反思，对宏大叙事、理念性的抽象问题感兴趣。比如偏爱3A游戏大作，去体验成为一个英雄拯救世界的爱恨情仇，但这套故事也都暗含了一直以来我所顺应的教育方式和评价体系，就是我要走上人生巅峰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低精力的生理现状让我开始消解这些叙事，甚至有了严重的“电子阳痿”。我转而关注现实世界里更有可操作性的东西，比如说我饿了吗？我今天冷吗？我怎样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然后再谈其他。藉由具体的细节增强可控感，现在我对玄学的热情也大大消退了。

我以“低能量人走向高能量”的名义，在社交媒体重新梳理生活。比如我开始用日程表监测每一天，洞察我的精力都流向了哪里。很多人“自律”的方式，是用无数待办事项塞满每一天以感到充实，然后深夜啜泣为什么完成不了。我们低能量人不搞这些，我会记录自己做了什么而不是计划要做什么。

这样我的“崩溃时间”就会自然而然显现出来，低能量状态里看似毫无缘由的崩溃其实都事出有因，刷手机停不下来不是因为真的想玩或者摄入新知，而是因为提不起一丝精力去楼下便利店甚至外卖软件里挑点吃的。记录是中性的，监测它们发生，然后回溯原因，这相当于把过去杂乱的线头理顺，使之不会跟新的线头纠缠在一起。

将不确定性尽量排除也很重要，过度思虑就像后台持续运行嗡嗡作响的程序，关闭的办法就是写下来，包括截止时间、生活琐事、情绪毛边，从而收获一个空空如也的崭新脑子。

一旦生活最低限度运行的框架立起来，就能发现框架之下存在很多空间，这个空间里才是真正的自由。在此之前，我所谓的自由时间都在刷手机或身心不良的内耗中度过。

此后，可以抱着“迭代”的心态从最微小的行动做起，如果没有体力出门可以选择宅家，只是在有阳光时出门取个快递看看天空，殴打一下路边的小花小草。

再进一步，可以以“生命体征维持餐”的逻辑，动用最少精力最快满足最低社交量。生理疲惫和情绪低落交织，会触发社交回避。我知道每个需要牵动肌肉做出的笑容、撕扯喉部发出的声响，都让人只想找个角落的纸箱缩起来，但孤独就像饥饿，人际交互匮乏到某个程度，社交排斥又会触发“社交疼痛”，这在大脑中引起的反应跟身体疼痛相似。

我用次数来量化社交程度，从深到浅简陋地分类，“灵魂共鸣”像非刚需的米其林大餐，每个人都渴望但不要企图控制它；有一定主题的逛街、爬山等典型社交，不管事到临头多想放鸽子，我都会以至少一周一次的频率强制自己完成；还有“搭子”式的非正式友谊、同事在茶水间的弱关系社交、组会和工作交接等事务性沟通，都可以视为补足的选项。

重建附近更是一种本真而纯粹的连接，我积累了一些开启互动的办法，比如找社区咖啡店老板这种固定的人聊聊生意夸夸出品，或者眼神锁定扫街的摄影师、钓鱼的老大爷，由他们的行为发起对话，如果实在不行，跟周围片区的小猫、小狗混熟，效果也是一样的。

“低能量”的话题出乎意料地被关注，我观察了我的关注者列表，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昵称后加了括弧，标注自己是“考公版”“考研版”，还有画师等自由职业者，以及很多留学生。

大家身上有一定的共性，一是没有天然的外部框架规范形成相对稳定的作息规律，二是在社会网络中还没有一个“位置”，缺乏跟他人的交互。他们长期的生活环境通常是一个房间，鲜少去户外活动，而且他人很大程度上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为“低能量”的事情这么痛苦，觉得你可能只是懒惰而已，努力、意力坚强一点就能支棱起来。

我反而认为，如果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业事业表现才去设法改善低精力，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冲突，因为造成你低能量的症结恰恰在于外部对你的不合理期望，当你抛弃这套体系后，改善之路才会更加顺畅。

我有精神状态非常“抽象”“阴暗爬行”的时期，瓦解掉很多严肃事情的权威性之后，人会希望找点乐子，或者莫名其妙发生一点混乱。这也许是在发挥能动性，创造出一个项飙所说的和系统有一定距离的“横向反思空间”，让真实意识和现实处境有所区隔。

有段时间，我和混迹亚文化圈的朋友一起，在艺术馆打麻将，因为错过列车而钻复杂的空子逃票登上下一趟车，还总在临时起意尝试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入侵全市最高的大楼。

出于安全管理，前往顶楼需要绕过门禁、保安，我记得天台有一截钢制的脚手架垂下来，我们要助跑一段、起跳，沿着一段方形通道爬上去，整座城市的夜景在我们脚下展开，就像电影里一样，那一刻仿佛完成了某种志愿。

10月份我和朋友去了贡嘎雪山转山，4天走了近80公里。天气非常差，白天一直下雨，夜里睡帐篷的时候都会担心今晚的雪会不会把帐篷压塌。

出发前，高寒山区高体能消耗的预期严重地触发了我的焦虑，但真的去了，我发现自己比想象的还要有力。毕竟这世界上的很多事，就像转山一样，只要一直走，就能走完。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首图插画来源于Chessy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5期

作者 | 南风窗记者祖晓谦

编辑 |董可馨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