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生活史料是历史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部分。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活史料的时代价值，有助于今人从性别视角回望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理解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变迁，弥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裂。如此，妇女/性别史的研究将会走出沉寂，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整理”与“研究”是挖掘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活史料价值的重要方法。笔者以整理《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活史料辑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版，以下简称《辑刊》）和研究其中的大型女性类书《奁史》的实践为例，进行论证。
古籍整理赓续历史文脉
古籍整理“目标是求真求善”。影印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之一。《辑刊》就是采用了影印的方法将与古代女性社会生活有关的147种古籍编纂成书，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刻本的版式风格或抄本的书法特点，为相关学者深入研究古代女性社会生活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正如程毅中先生所说，“影印能把汇集文献资料和传布珍本古籍结合起来……可兼顾保护和利用两方面的需要，尤其是保存古书的真迹，防止意外损失，使古书能够化身千万，传之永久”。可为妇女史、文献学、社会生活史等领域的研究搭建丰富而完备的史料平台。
笔者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为依据，将《辑刊》所收书籍分为“女性规范”“女性传记”“女性生活”“女性文艺”四部分。这种分法既是对传统目录学的补充与发展，更是对历史文脉的赓续。正如刘跃进所认为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图书分类方法可以取代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这是因为，以《四库全书总目》所代表的四部分类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典范之作”。其中 《奁史》就收录在“女性生活”里。此书由清代四库馆誊录王初桐编纂，经阮元、孙星衍等51位宿儒大家校刊而成。原版为清嘉庆二年（1797）伊江阿刻本。正文分36门，100卷，拾遗1卷，收录13553条材料，约150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女性的百科全书”，是研究女性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最新理论支撑学术进展
文献文化史是程章灿新近提出的学术理论，即“以文献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献，前者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证基础，后者突出文献研究的宏观视野”。将文献文化史理论运用到女性社会生活史料价值的挖掘中，“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认识中国古代文献的发展变化及其文化价值，这一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研究《奁史》的作者王初桐及51位校刊者，我们不仅要对每个人做深入考证，更要对他们的日常交游、学术往来进行研究。他们通过编纂、校刊《奁史》，形成了一个以男性身份编撰女性社会生活史料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长期为学术史所忽视。
通过研读，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由男性学者的妻、妾组成。她们有一定的学识和文化，在《奁史》的编纂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奁史》编纂者、校刊者的名单里，但正是由于“看不见”的知识女性群体的参与，才使《奁史》这一中国唯一一部大型女性类书得以编纂成功。徐雁平指出，“以往女性与阅读或者与书籍的关系，或许不能视为一个问题，而只是一种日常生活现象，然正因为如此，这一现象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种采用新理论的研究，不仅能从社会史视角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衍生、传播和兴替有所揭示，更能彰显学术观念、思想及精神传统的社会性。
社会性别增加研究维度
美国学者琼·斯科特提出的“社会性别”这一历史分析范畴，不仅有助于“推动此后的研究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引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更有助于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究”。如研究《奁史》中与女性社会生活相关的名物，不仅要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进行考证，厘清其作为“功能之物”的含义，还要在此基础上，用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解构其作为“意义之物”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奁史·冠带门》中的“幂离”“乌布”不仅是女性遮挡风沙之物，也是遮蔽了女性“性感、诱惑”的身体，阻挡了一个身体对另一个身体的目击、触碰和摩擦之物。
李小江认为，“笔墨，最早是男性文化人的专属工具”。而女性则是用针线抒发情感、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清代女刺绣名家丁佩在《绣谱》中说，“以针为笔，以缣素为纸，以丝绒为朱墨铅黄，取材极约而所用甚广，绣即闺阁中之翰墨也”。通过解读《奁史·针线门》背后的故事，我们发现“做针线活，不仅是女性的一种生产技能，也是女性自我书写的主要方式”。
物质文化承载社会生活
物质文化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纳物质文化于女性社会生活史研究之中，可以展现复杂丰富的历史图景，从中捕捉女性与社会的面貌，理解女性与物的关系以及由物反映出的社会态势。
也就是说，女性的社会生活可以通过物质文化得以呈现。笔者通过研究《奁史·钗钏门》认为：“古代中国女性的首饰，不仅拥有其本身自带的作为饰品的功用，更是作为贵重的礼物，成为古代国家层级上中外、君臣尊卑地位的象征，以及上流社会私人领域内特别是恋人夫妻之间感情交流的重要润滑剂，彰显首饰的象征资本功能。”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提出过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没有卫生巾和卫生棉条的岁月里，来月经时使用何种物品？”《奁史·器用门》中的一条珍贵史料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今世妇人亵服中有巾帨之类用于秽处，而呼其名曰‘陈姥姥’。”这种被称为“陈姥姥”用于秽处的巾帨之类，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月经带。从“陈姥姥”到月经带，再到今天的卫生巾；从“月经不洁”到“国际月经日”，我们看到了物质文化的发展，也看到了女性社会生活的变迁。
图像史学增强史料证据
《奁史》一书对古代女性社会生活的记载多为摘录，没有详细的注释分析。鉴于此憾，我们借鉴和采用了“图像史学”的研究方法即将传世的造像、铭刻、器具、书画、服饰等一切实物作为证据，文字与“形”“象”结合，填补了古代女性的言语空白。
《奁史·井臼门》中提到古代女性常“负瓮而汲”。瓮是何物？《说文解字》云：“瓮，汲瓶也。”女性如何负瓮汲水？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出土的砖画中有女子用瓶背水的情景。“从画面看，该羌女所背，乃一侈口、细颈、鼓腹、收底、带两耳的陶瓶，加两耳而有利于穿绳背负，而细颈则不易因晃动而洒水。”山东博物馆收藏的章丘焦家遗址出土的陶背壶亦可作为证据。其靠近人体的一面呈平面状，且左右有两个系，正好和砖画呈现的情景贴合。
此外，《奁史·梳妆门》中收录了王建《宫词》中的一句：“丛丛洗手绕金盆，旋拭红巾入殿门。”唐代的洗手金盆是何形制？可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素面金盆为参照。宋代的《盥手观花图》则为我们呈现了贵族女性洗手时的场景。如此，女性历史在文献、图像、实物的碰合处得以形象展现。
女性社会生活史料是女性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水之源”“木之本”。挖掘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活史料价值，既有助于将这些珍贵文献的原始面貌和深刻内涵呈现给读者，又有助于我们站在两性平等的立场上分析历史，推动妇女史研究。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