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单单是“活着”，
生活之下还有一种精神，
为了幸福的意义而存在。
冼星海就是这样一个人，
心胸像星空一样宽广，
他的理想是：
为了让更多人通过音乐过上快乐的生活。
一、民非水火不生活
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这段话大意：生活中水和火最充足，去敲别人的门要这些东西，没有人不给，粮食要能和水火一样充足该有多好，那么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
千百年前，古人就对生活这个词作了解读，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道理：生活在于不断地创造。
粮食是农民创造的，工人创造了钢铁和煤炭等，文学家和音乐家创造语言之美。上个世纪初，在中国延安的窑洞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在默默地创造着一切，冼星海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黄河大合唱》油画作者：詹建俊，叶南）
冼星海在音乐制作这个岗位上执笔沉思，求真务实。冼星海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投身创作，他平凡劳作如一盏油灯，点亮万家灯火；冼星海在音乐制作这个岗位上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千千万万人民幸福为己任，全力以赴，百折不挠，他的伟大又照亮每个中国人的内心。
“民非水火不生活”，幸福的生活不仅需要商品，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当时的延安需要音乐，劳动人民的耕作需要音乐，战士的前线更需要音乐，《黄河大合唱》等曲目迅速成为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
今天我将继续讲述冼星海中学毕业前后的故事。
上一篇讲述少年冼星海的刻苦耐劳，志存高远，坚定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少年冼星海：书生模样，学霸气质，填《如梦令》，被岭南才女力荐
今天这篇文章将向大家介绍一位内心燃起战斗意志的音乐家，为拯救危难中的中国，为民族争气的冼星海。
二、为音乐而人生
艺术是需要深度的，那些创作伟大艺术作品的人一生都在探索，持续创作给他们带来了心灵深处的愉悦，他们认为这些还不够，伟大的创作者需要懂得深刻是美，他们坚信一生都在为正确的事而努力才是美满的人生。
（冼星海中学时期）
冼星海中学所在岭南大学校园是中国当时最漂亮的临时校园，坐落在一大片香樟树林中，木结构的建筑物让人流连忘返。
1921年至1924年冼星海中学毕业前后一直都是半工半读。冼星海除了学习，他还要为生计而跑腿，帮助学校摇铃，去擦黑板，摆地摊卖书。他每天穿梭于校园的木门廊和走廊，他是快乐的，因为只要在学校，他就可以安心，无论如何辛苦都能感受到学习的气氛。
冼星海虽然被校长特批可以半工半读，但是岭南大学毕竟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环境虽美，但校园里有很多故作清高“洋化”的浮夸子弟，他们瞧不起冼星海等半工半读的学生，嘲讽冼星海双腿瘦如“腊肠”。
（岭南大学青年会会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冼星海，右二为中国美术学院首任校长画家林风眠）
即便如此，冼星海从未因贫困而感受到自卑，反而他总能聆听到了很多富家子弟接触不到的声音。冼星海在假日从未停止过继续学习音乐知识，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尤其喜欢去学校附近的伍村、凤凰村教孩子们认字，唱歌。因此，冼星海担任岭南大学青年会童工委主任，负责附近大多数小学的义务教育。
冼星海喜欢一句话：“有求必应，诲人不倦。”他这样去想去做，恰恰是受到身边善良、直爽的朋友们影响。
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等生自然也会吸引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擅长画画的司徒乔就是其中一位，他与冼星海同窗共读，两个人又是同乡，他们的母亲是相互帮助的好友。
司徒乔的画和冼星海的音乐都闪烁着自由、浪漫的光辉，司徒乔是一位明丽之心的画家，与冼星海一样喜欢聆听自然之声，深切关心着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们同时也拥有为中国艺术开创一片新天地的理想，年少的他们喜欢一起爬山，赛跑。以自信笑容并肩作战。
（前排左一为司徒乔，后排左三为冼星海）
司徒乔在画水，冼星海就在旁边鼓腮吹单簧管；冼星海在家里生疏地拉琴，司徒乔就在一旁创作沉醉音乐的人物画，两个人的思想扎根在艺术创作的世界里。他们把对绘画和音乐的热情洒向田野、湖泊。他们欢乐、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树荫下。
冼星海的家里挂着贝多芬的画像，司徒乔每次来到他家里，都要看一看这面墙，他知道冼星海的梦想：他要成为像贝多芬一样伟大的音乐家。
两个人的家境并不好，司徒乔起稿并不像别人一样用铅笔或是木炭。他习惯用点水烟用过的纸煤灰来起稿，画错了就用毛巾擦掉。
冼星海向司徒乔说过诗歌对于音乐创作的影响，作曲有时候就像是在作诗，音乐背后是要有一整段思想结构和故事结构的。
司徒乔的画画也会这样思考，每次作画他心中都会有一个整体画面，首先赋予了画的灵魂，就如毕加索的作品一样，司徒乔把人的精神注入到画中，司徒乔在画点与面的时候特别讲究，一丝不苟，往往会用掉一天的时间起稿。
冼星海为了学习昂贵的小提琴不得不做更多体力活补贴家用，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练习中。只要是练琴的日子，他都特别珍惜，早起晚归，盯着琴弦的波动，想象着跳跃的音符。冼星海在拉琴的时候，基本都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他需要一边回想着老师讲到的知识，一边聚精会神地感受着琴弦的力度。冼星海废寝忘食，摸索着音阶苦苦地练习。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要掌握更多的乐器，包括单簧管、大小号、小提琴、短笛等，其中单簧管独奏是成为他独有的演出项目，人们把单簧管叫做“洋箫”，冼星海在学校也被称作“南国箫手”。
（前排中间为冼星海）
在中学没有毕业之前，冼星海还一直兼任华侨学校行政方面的职务，干一些杂事，比如做打字员，音乐教员等。在此期间还担任岭南大学培正“银乐队”的指挥。
1924年秋季，冼星海和司徒乔都在岭南大学附中毕业，司徒乔在亲友的帮助下，免费进入北京燕京大学就读。冼星海则继续留在岭南大学，准备读岭南大学预科。
二、在北京，重新整理思想再前进
坚定、稳定的信念，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是冼星海成长的动力，使其有着足够的自信和勇气，以顽强的斗志扫除障碍，探索更高的山峰。
1924年至1926年冼星海虽未间断过练习音乐，但在乐谱、指挥，小提琴等乐器的专科学习有了瓶颈，他只寻觅一个可以继续学习专科的学校。1926年3月5日，当时岭南大学青年会的林风眠正式出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前身）。
（林风眠）
林风眠受到蔡元培的邀请，成为了最年轻的艺术类院校校长。正值风华正茂的他跃跃欲试，聘请了郁达夫、黄怀英、萧友梅、周作人、谢冰心等人也被请来学校任教，以“以美育代宗教”为宗旨，调和中西艺术，准备打造东方的巴黎美院。
彼时，冼星海的好友司徒乔正在北京创作，短短的两年，司徒乔已经成长为一个“画以报国”的有志青年，与同时期的画家都在学习人物，风景表现手法相比，他则把个人创作结合国情，人性，把国家苦难化作历史控诉。
鲁迅先生称司徒乔：“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毅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是一位抱有明丽之心的作者”。
孙中山先生逝世，司徒乔还带着画板参加悼念活动，并当场作画，把画作送给宋庆龄，其画作在孙中山故居挂了几十年。
经过司徒乔介绍，冼星海告别母亲，孤身一身来到北京，寻找学习音乐的机会。他们首先去拜访的对象正是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负责音乐创始人萧友梅博士。
（萧友梅博士）
萧友梅是中国首位音乐博士，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其人艰苦，勤俭，事必躬亲，不徇私情。
萧友梅不以穷富来评判学生。恰恰相反， 他还曾向教育部提出：
“发函各省教育厅， 每省保送音乐学生若干人来音专学习， 毕业后回原地方工作， 以便促进各省音乐教育的发展。”
冼星海就是这句话受益的学生之一。
据萧友梅侄女萧淑娴回忆，1926年，当时冼星海已经22岁了，司徒乔带着冼星海来访问二叔，冼星海说：“我的母亲是个洗衣妇， 我也要像贝多芬那样成为大作曲家。”萧友梅5岁时候曾与父亲移居澳门，作为冼星海的同乡，他也很乐意听这位学生讲述自己的理想，为其分析优势和不足。
冼星海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想法。
冼星海想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结合，他不仅想要中国音乐化，音乐还要普遍化，期望中国产生更多的音乐天才，在世界乐坛上有中国的影响。
冼星海的性格倾向不仅包括个人的，还有含有民族的，他热爱音乐，探索世界范围内的音乐需求，想把新兴的中国交响曲带进世界。他认为新兴音乐不能完全中国化的时候，可以小范围的尝试，不仅要懂得时代的动向，还需要利用音乐来抗争。
冼星海说完深叹一口气，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好不好，见到萧友梅博士并未马上回复自己，就和司徒乔告别回去了。
萧友梅沉思了一段时间，以客观角度分析着冼星海这位学生。他告诉侄女，这个年轻人志向远大，但是有点狂。萧友梅有好久没有遇到过说那么多话、又热爱音乐的学生。冼星海对音乐的热情需要调和，冼星海心性需要磨练，这些正是萧友梅作为中国音乐教育者需要做的事情。
萧友梅不辞辛苦也整理了一些音乐书籍和乐谱，他主动告诉冼星海可以抄写书籍和乐谱，一方面作为工作补贴生活，一方面可以沉淀自身的知识，磨炼心性。同时还让冼星海免试入学，介绍他去上海工部局乐队报考黑管演奏员，可惜没有被录用。
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的日子里，冼星海的期望学习的知识都收获到了，并且还在一边学习基础知识的时候，有条件聘用了外籍的小提琴教师托诺夫。课余后，他仍旧坚持参加很多学生活动，扩展自己的实践能力。
全心全意投入音乐专科学习的冼星海，更加意识到了未来之路艰辛，想要掌握乐器，作曲，指挥不是那么容易，还需要更加的努力才行。
1926年6月12日，为纪念贝多芬逝世百周年，冼星海被选取演奏小提琴独奏《纪念曲》，乐思在冼星海脑海中油然浮起，怀念之深，袅袅的音符飘荡在观众席上。
乐曲中浪漫的回忆和对美好、幸福的纪念打动着在场的每个人。这些感受也使得冼星海在拉琴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和那些伟大的偶像距离越来越近了，他的眼圈红了，但是眼泪一滴都没有掉下来。
冼星海想到了母亲，想到了更远大的理想，唯有不辞辛苦地学习并实践才能不让母亲那么辛劳，才能实现自己最大的理想，但是这些都实现了以后呢？
（前排左五为林风眠，左六为萧友梅，后排左六为冼星海）
演出完毕，参与演出的人员合了影。冼星海合影完毕，回到宿舍沉思着，数了好几遍存款，想到最近的学生运动频繁，冼星海不禁再次自问：作为一个音乐人学习音乐是为了什么？
他的这些想法后来也撰写一篇题为《普遍的音乐》发表在上海音乐学院校报上。
“音乐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抱着大志向的。他们的理想，充满着乐圣及天才的印象，个个的想望都是将来中国的贝多芬，舒伯特、瓦格纳这样的人物。可是事实上能做到么？……中国现在实在难产生像贝多芬这样的大天才。既然缺乏天才，不如多想方法、务使中国有天才产生之可能。学音乐的人不要学得了音乐便知足、还要广播全国，感染全国。”
突然，他拍了一下桌子，当即下了一个决定：一边学习音乐，一边反思自己的不足并记录下来，回广州后，一定要分享自己更多的知识。
而这次的决定也是冼星海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接下来一年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因严管也停办了。回到岭南大学的冼星海利用一年的时间在南方反思人生，实践知识，帮助更多中小学的学生了解音乐。
对于冼星海来讲，以音乐为人生的远大的志向没有变，他现在只是把理想的“吸力”重新定位了下，加入了一民族大义为重的精神元素。从那以后，冼星海认为自己学音乐要与要民族、国家相连。他觉得个人存在的价值与音乐紧密相关的价值观是：成熟与分享。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促使自己走向成熟，然后把自己最热爱的一切分享给需要的人，这才是不会消逝的理想。
茅盾在《忆冼星海》中说：“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
一个人，一个音乐的理想，不断反思，进步，冼星海的未来，还要继续前行，无论如何，他肩负着使命，就是拼命也要做下去。
感谢您的阅读与支持！下一篇将讲述冼星海去巴黎的故事，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