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飞抵成都,大谈在川西成都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有利条件与重大意义,并寄望于胡宗南

但胡宗南却反对在川西与解放军决战的计划。他明白,川西是盆地平原,非战守之地,无险可依。而且,刘文辉、邓锡侯不可信赖。

他主张先退守康滇,但蒋介石要他在此与解放军决战,怎敢抗命?

12月5日下午,胡宗南约亲信罗列、李犹龙等密商前途。胡宗南说:“守成都确有困难。我们来研究脱围的办法。”

李犹龙答:“现在脱围还是时候,迟了就不可能了。从邛峡攻雅安,从乐山到西昌,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胡宗南说:“我们现在至少还有30万人,用两个军守乐山,用两个军攻雅安,进驻雅安、泸定,再用两个军进驻云南,其余部队都陆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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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胡宗南随即请示蒋介石。

当时,胡宗南进驻康滇的军事方案无疑是川西国民党军逃脱被围歼、暂时保存实力的唯一可行方案,也是中共最为担心、力图阻止破坏的战略方案。

为了打破胡宗南的这一方案,解放军一面派兵日夜兼程,直插成都西南,完成对成都的大合围,截断胡部撤向康滇地区的退路。

一面加紧策动刘文辉等部早日起义,先占领邛峡、雅安、泸定、西昌等地,退滞与阻止胡部西撤。

12月5日,周总理从北京密电潜伏在雅安的中共代表王少春催促刘文辉等早日行动:

“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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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与夫人

但胡宗南撤军康滇方案迭遭否决,蒋介石固执地命令他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等部坚守成都,与解放军在川西决战。

蒋介石还拟改组“西南公署”,让胡宗南总揽西南军政大权,统一指挥在川西的全部蒋军,与解放军决战。

就在蒋介石力主川西会战,而胡宗南却心存疑虑之时,解放军从东、南、北三面同时发动了对川西国军的大“围歼”行动。

在成都和川西平原上以胡宗南军事集团为主力的国民党军,即将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

在西南地区内部,滇、川、康的地方军阀势力,连续出现起义的迹象。

12月7日晨,根据坚守川西和康滇的方案,蒋介石派张群去昆明,试图说服卢汉同意国民党“伪国防部”、“伪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到昆明,云南省政机构则迁到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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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卢汉却说云南民心不稳,财政吃紧,要国民党政府拨给他300万银元与3个师的武器,才同意开往滇西。

对此,蒋介石急召张群与在滇的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92军军长龙泽汇等来成都协商云南事宜。

12月7日,应蒋介石之邀,刘文辉、邓锡侯本应于下午四点到成都北校场中央军校议事。

可两人却于当日中午离开成都前往新繁龙桥;四川军阀潘文华也赶去会合。

蒋介石即派王缎序赶往龙桥,力图说服刘文辉、邓锡侯回成都主持四川军政,但刘文辉、邓锡侯不听。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正准备起义。顿时,成都局势更加复杂更加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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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锡侯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知道大势已去,“川西决战”是不可行的。

12月8日,“伪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改组西南公署,由胡宗南任西南军政副长官,代行长官职权,总揽西南军政。

会后,“伪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即飞往台北。胡宗南就成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成了“西南王”。

可胡宗南对“决战川西,死守成都”缺乏信心,在就职西南军政副长官后,除设立防卫总司令部接管成都城防外,再未采取其他有力的军事措施。

此时,川西与西南地区形势再度急转直下。解放军各部正迅速从东、南、北三面进逼川西地区,成都四面都出现“敌”情,风声鹤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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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8日晚,刘文辉、邓锡侯从龙桥前往彭县,会合潘文华等人,准备起义。

12月10日上午九点,蒋介石得到了刘文辉、邓锡侯起义的消息,异常震惊。十点半再次召见胡宗南,商谈西南战事与成都防守。

蒋介石问他:“依你看,校长是否留蓉好,还是返台好?”胡宗南明白蒋介石的内心想法,回答说:“校长早回台湾好。”

到了中午,侍卫人员报告,发现中央军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很可能是刘文辉的便衣队,建议蒋介石立即撤离成都。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登上专机飞离成都,登机之前,蒋介石再次指示为他送行的胡宗南要死守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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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蒋介石,胡宗南回到成都新南门外空军学校,简单地举行就职仪式,公开扬言要死守成都,与解放军决战川西,但是,实际上他正准备撤军西昌。

胡宗南命令令从成都城防司令盛文调兵对付刘文辉、邓锡侯的起义部队,手下的3个兵团加速加速南撤;又令干训团官兵员生近万人,即时徒步西撤到西昌。

1949年12月中旬,解放军分路向成都地区包抄疾进,势如疾风暴雨,迅猛异常:

二野第3兵团等12月17、18日打到岷江西岸,与刘文辉部会师,截断胡宗南部西退雅安的通道;

二野第5兵团等从黔入川,12月16日占乐山、峨眉,17日占眉山,切断胡宗南部经乐山退往西昌的通道;19日进至新津河对岸,与胡宗南部隔河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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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线第18兵团12月21日占绵阳、巴中、江油,进抵成都北。

至此,在川西地区的胡宗南指挥的国军,全部成了瓮中之鳖。

面对这般险恶的局势,胡宗南黔驴技穷,无力回天,忧急心情在12月13日给台北汤恩伯的电报中可见一斑:

“友军皆溃败,不能收拾。我兵力分散在六百里外,成一字长蛇阵。兄何以教我?”

12月16日,顾祝同、杨森、孙震等人从成都飞往台湾,川西这副烂摊子就全扔给胡宗南苦撑了。

12月17日,胡宗南再次约请曾扩情、王元晖、林树恩等川籍国民党要员商讨从成都脱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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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扩情

川西人王元晖说:“只要胡先生想脱围,现在还有办法。主要的逃路还是经雅安到泸定,再看情况是不是要守西昌。今后必要时可以据守云南,或者逃西藏、缅甸……”

胡宗南当即把王元晖的突围建议电呈蒋介石:“乐山已失,今后川、康战局将陷于更严重之地”

要求蒋同意他放弃成都向西康突围,但蒋仍不同意胡的突围要求。

直到12月20日,远在台北的总裁蒋介石还不切实际地对成都战事指示胡:“无论如何,我军应集中现有兵力,先将新津或成都附近之共军予击灭。”

可是,解放军四面合围压境,成都危如累卵,胡军军心涣散,哪里还能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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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部此时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迅速率部突围以求自保,可这份电报真让胡宗南哭笑不得,当即致电蒋介石:“决定放弃成都。”

1949年12月21日晨,蒋介石才复电同意胡宗南突围,但仍要他“在成都坚持五日,将派飞机百架运送高级人员及必要官兵去西昌。”

再坚守成都五日,完全不可能了;而突围到西昌,也早已无法实现了。

幸亏胡宗南此前已经具体部署突围行动:已经空运西南公署的高级人员、职员、电台到西昌;集中兵力朝雅安、西昌、泸定、雷波方向突围。

12月21日上午,胡宗南到双流,召集罗列、沈策、李文、李振、罗广文、陈克非、陈鞠旅、盛文、鲁崇义、朱仙墀、周士瀛等各部军长以上长官举行军事会议,部署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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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将领个个愁眉苦脸。胡宗南说:“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共军很猖狂得意,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只要到了西昌,就有办法。我们还有几个兵团,打条出路是没有问题的。”

胡宗南决定:罗广文第15兵团与陈克非第20兵团向东突围,吸引解放军主力。孙元良第16兵团奉命死守成都。

胡宗南部主力李文第5兵团、裴昌会第7兵团、李振第18兵团进入大凉山地区,再突向西昌;

当晚,“伪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通知胡宗南:12月22日,有20架运输机到达成都双流机场,接运人员撤离成都。胡宗南立即与罗列秘密商定了登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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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铭

罗列分别秘密通知西南公署秘书长蒋坚忍、政工处长王超凡、机要室主任王微等胡宗南最信任、最亲密的军政人员于12月22日晨飞往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