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表现得像一个精神病，前一秒还在摔东西发火，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嚎啕大哭。”
以下内容摘选自博集《唯有医生看透的人性·病患篇 》，作者全民故事计划 ，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最初的症状出现在2014年。
那年我喜欢一个男生，高高大大，戾气十足，只是男生偏偏喜欢上我的一个女性朋友。
那个女生个子比较矮，但是长相甜美，给人小鸟依人的感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我有一个坏毛病——总是像一只受惊的小鸟，遇到一点突如其来的响声就会浑身发抖、发出尖叫。
有天晚上，我们在外面散步，他皱着眉头对我说：“你别学她了行不行？你个子这么高，学不像的。你难道不知道东施效颦是恐怖片。”
他说完，我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鼻子快酸掉了，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沙哑着嗓子无助地喊道：“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那真的是我控制不住的。”
他没说话，松开了我的手，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从那以后，每当我稍微和男生走近一点，那个男生说过的话就会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每每想起他，我就狠狠地用牙咬着手背，直到咬出一道深深的印子出来。
那时我觉得只有肉体上的痛苦才能缓解心灵上的疼痛，根本没考虑到心理疾病的前兆往往就是没有安全感，才会引发一惊一乍的症状。
8次自杀
2016年的大年三十，全国人民都在喜迎春节，我却在书房里准备7月份的一场考试。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通过，还要高分通过。
重压之下，很快我感觉自己干什么都没有兴趣，除了强迫自己学习，其他时间只想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却还是睡不着。
慢慢的，我连强迫自己学习的干劲都没有了。睁开眼睛就开始自责，闭上眼睛还是自责。干什么事情都是恹恹的，提不起兴趣。
但有一点非常奇怪，我突然变得特别想吃东西，吃很多东西，吃撑了就发火摔东西，但持续不了多久，又会变得很累，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干。
我不再每天学习，而是睁眼吃东西，闭眼睡觉。任凭自己陷入自责的情绪泥淖中。
直到发展到出现自杀的欲望，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心理疾病。
细细数来，在2017年的四月和五月，我有8次自杀的行为，可每一次都因为突然变得兴奋，从死亡线上将自己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我从用来上吊的绳子边缘下来，脑子里一闪而过一个念头：我不想死。
我开始了自救。
我把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性学三论》还有荣格的《自卑与超越》统统翻了出来，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词：双相情感障碍。
它描述的症状和我一模一样。
我问朋友，他们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很多人都对我说：这就是正常的情绪起伏，谁还能没点脾气啊。
我只好把拿出来的医保卡又塞了回去，对自己说：“没毛病，瞎折腾什么。”
我尝试着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发现我是佛洛依德所说的“缺爱”。因为缺少周围人的关爱，故意找出自己有病的证据，来博得别人的关心和爱护。
或者拿荣格的观点宽慰自己，我“自卑”，为了找到一点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在拼命挖掘我患病的特点。
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别人在批评我的时候，我可以无所谓地说一句：“我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这算不算是精神病？”
瞒了很久，症状愈发严重。在下一次自杀的念头滋生之前，我把那些自杀的事情告诉了父母。
母亲听完哭着说：“孩子，你要是有哪次真出了事，我和你爸可怎么活呀。”
父亲也是泪水汪汪地哽咽道：“你要是觉得哪里活得不舒服，你就回家。大不了爸爸养你一辈子。”
当时我处于狂躁期，听完后心里很开心，感觉自己其实一点也不缺爱。
可后来转到抑郁期，在电话里听到父母的话，眼泪就哗哗地流，感觉自己是父母的累赘，很想一死了之。
但是转念一想，我死了，父母该怎么办，为了父母，也要活下去。
我的父母是非常传统的人，对心理疾病没什么概念。当他们听说我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时，两人坐在沙发上，纠结地皱着眉头问：“这个病，能根治吗？”
我坐在中间，小心翼翼地说：“你们陪我去医院看看吧。”
母亲看了看父亲对我说：“要我说你就是太闲了，你看看那些农民工每天肚子都填不饱，哪会有时间想着那种不好的事情？”
父亲咂了咂嘴，母亲立刻把话吞了回去，又有些迟疑地问我：“是不是去医院看了就能好？就不会再有不好的行为了？”
她说的“不好”的行为，应该是指“自杀”。
还处于狂躁期的我笃定地点头，“只要医生水平高，是可以治愈的。”
父亲搓着双手压低了声音，终于开口，“这算不算是精神病？”
我一直担心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只能按照书上看过的东西解释道，“双向情感障碍算是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中间的一种病……”
父亲打断了我，“除了去精神病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时我心里告诉自己：能帮我缓解痛苦的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药物。
“死亡”这个词，对父母而言，是一种打击。我没有说出口。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们陪我一起去了医院。那段时间我处于抑郁阶段，整个人呆呆傻傻的，父母将我几次自杀的行为一说，医生做出抑郁症的诊断。
母亲有些疑惑地问医生：“我家孩子说自己是那个什么双相情感障碍，您这里怎么说是抑郁症呢？”
医生脸色骤然一沉，有些不悦地说道：“她是一个病人，你们怎么能听她胡说呢？这次回去观察，要是有狂躁行为一个月后再来调药。”
由于抗抑郁药物服用量过大，容易造成狂躁状态的出现，等下次复诊的时候，根本就分不清到底是原发性的狂躁，还是因为服药引起的继发性狂躁。
所以第二次去看病，我要求换一个医生。这次的医生听了我的症状，没有立刻下诊断，给出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心境障碍。他要求我住院。
那个医院是整个华东地区远近闻名的精神病医院，一旦住院就要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人住在一起。
母亲十分厌恶地说：“别回头本来的病没治疗好，待在精神病院里给吓出毛病来了。”
父亲没做声，似乎是赞同母亲的决定。
我也一样，害怕未知的精神病院里奇奇怪怪的人。最后要求父亲签字放弃住院治疗，连药都没拿，直接打车奔向另一家医院。
我们这次挂了专家号，满心期待这里能开出更合适我的药物让我缓解痛苦。
各种检查测试做完，花了好几千，医生两手一摊说：“住院吧，不住院这药没法开。”
我们正一筹莫展，正巧这时舅舅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外地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治好了不少人，让母亲带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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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
我的家乡是一个紧邻一线城市的小城，小到全市只有一家医院有精神科，一周仅仅周四一天上班，医疗水平可想而知。
每次父母带我看病，我们都要坐高铁去附近的大城市，日积月累，三个人的高铁票都垒成了厚厚的一堆。
舅舅的那个电话无疑是绝望中的希望。能不吃药不住院，光靠做心理咨询和催眠就能治好的治疗方法，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
然而，母亲见了心理咨询师一面后，板着脸说：“那就是一个骗子。哪有做一次咨询要一千，做一次催眠要两千的。”
这个价格的确高得离谱，可是一想到狂躁和抑郁时期的痛苦，吃药时的反胃、脱发、视力模糊、手脚发抖等一系列副反应。
我态度强硬地说，“就在这看！等我恢复差不多了，我就回家自我调节。”
母亲无奈听从了我的决定，让我在她口中的“骗子”那里做治疗。
两个月的心理治疗，每天下午，我坐高铁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我学完了心理咨询的技巧，也从心理咨询师那里学到了催眠技术，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我果断选择回家自我治疗。
那时的我忘记了双相情感障碍已经超出心理疾病的范畴，心理治疗对精神疾病只能起到辅助，药物对精神疾病的主导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我以为我可以自我调节，没想到自我治疗的速度远赶不上病情恶化的速度，狂躁抑郁的循环一点一点加快，病情也一点一点加重。
我开始表现得像一个精神病，前一秒还在摔东西发火，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开始嚎啕大哭。
“住院”
自从我生病之后就丧失了工作能力，一开始还能写写稿子赚些稿钱，后来病情加重，连写稿的能力都没有。
即使母亲不说，我也察觉得到，她开始走路上下班，就只是为了省下几块钱的交通费用。我至今记得，父亲有一次为了给我报销看病的费用，一向清高自傲的他居然向别人鞠躬，给人倒水擦地。
眼看着家里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结束心理治疗后，我就跟父母谎称，我的病全好了，不需要你们担心了。
只是，身体里隐藏的那个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病情在一天一天地加重。
如果说双相情感障碍是一个金字塔，那快速循环就是金字塔的顶层，因为循环速度越快，离精神病就越近。
后来，我偷偷在当地看了医生，一听说我是快速循环型双向情感障碍，医生都摆摆手对我说：“这病我没法治。”
有一天，趁着和朋友到紧邻的大城市游玩，我独自去了医院。一个头发半秃的医生，面色沉重地看着我说：“你这都快速循环了，得住院。”
我叹了口气说：“医生您看我是外地的，而且还是一个人来的，父母都不知道，这哪有条件住院呢？”
医生看了我许久，有点难以置信地说道：“你背着家属不行啊。这病不住院是很难好的。我这先给你开点药，一天三次，一次一片，你先吃着，看能不能压得住。如果压不住，在你们当地开点奥氮平、卡马西平、阿立哌矬之类治疗精分的药物。这病你得重视，药不能停，复发一次加重一次。”
我连连点头，从医生手里接过处方单去拿了药，回到家偷偷地吃药，病情确乎是稳定了一些。
不出一个月，那一瓶药还没有吃完，严重的狂躁症又发作了。我控制不住地开始砸东西。母亲见状，拉住我诘问道：“上次你不是说都好了吗？”
“好个鬼！”我愤愤地咒骂道，埋怨这一切的不公平，怨恨为什么我会患这样的病。
等我安静下来，我把那瓶药拿给母亲看，把背着他们一个人看病的过程讲了一遍。
一向好强的母亲像是终于接受了我患病的事实，声音缓慢而无力：“早点睡吧，明天带你去医院。”
父亲没做声，只是拉着脸，从房间里走了出去，看向我时，眼神里全是失望。
第二天去医院，医生依旧是开出让我住院的单子，母亲转变了心态，希望我早日好起来，对我说：“不行你就住院吧，不就一个月，手机电脑都给用，就是不能出门而已。”
我依旧害怕未知的精神病院，咬着牙恨恨地问母亲：“你是不是特别希望看到我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父亲在一边郁闷地抽着烟，半晌才说，“昨天看到你那副样子，爸爸真的很心疼。坚持一个月，就当是军训了，好吧？”
就这样，我被父母哄着进了十五楼抑郁科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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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抑郁科病房住的大部分都是抑郁症病人，像我这种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在这里算是病情严重的。
第一天，看什么东西都感觉新鲜，除了每天只有十分钟洗澡，其他都能忍受。
第二天，晚上我高度兴奋，最后被人绑在床上睡觉。
第三天，我开始厌烦每天绑在床上吃药打针吊水的日子，格外想家。
第四天，他们已经不再绑我了，我在房间里被关到发疯。医生说准备给我做电休克治疗，我特别害怕，在洗手间里躲了一个下午，最后因为乱跑又被绑在床上。
第五天，因为电休克治疗的事情，母亲和医生没有谈拢，所以被迫暂停。
当天下午，母亲来看我，我哭着说要回家，母亲摸摸我瘦尖的下巴，心一软，强行办了出院手续。
可是病还没好，回家之后没多久，病又犯了。
这回母亲动了歪脑筋，想到父亲认识一个医疗系统里的人，便想找一个水平高一点的医生。父亲当晚就打电话给人家，好话说了一箩筐，那人绕了一大圈子，总算是找到精神病医院里的一个挺厉害的医生。
从十五楼出来不足三个星期，我再次被关进二十二楼。
二十二楼是顶楼，也是精神一科的所在地，该医院素有病重的往楼上送的习惯。
这回，我是真得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这里有见人吐口水的，有跪在护士站磕头的，还有一个一直扇自己耳光的。
当天晚上，我因为害怕发起了高烧，我从小就是这样，受到惊吓就会发高烧。但是没有办法，父亲人也找了，红包也送了，再难熬我也要在这里待下去。
整整一个月，没有手机平板，没有几个正常人说话，每天就是无聊得左手玩右手，右手玩完了玩左手。
这期间，电休克治疗一共做了九次，一周三次电疗。做电疗很麻烦，前一天晚上需要断食断水，防止第二天打了肌肉放松剂和麻醉剂后出现大小便失禁。
自从被护士吓过大小便失禁后，每次做电疗之前，我都会拼命地上厕所。做完电疗，麻醉醒过来，我都会摸摸裤子是不是还是干的。
每天一把一把地吃药，一天有三次。
一天还要扎两针，一针抽血化验，一针吊水补脑。偏偏我又是一个胖子，手背上只能看到一条血管，只能顺着原来的针眼一针一针地扎，有时候扎不准就在里面搅，戳到哪里冒血了就是哪里。
没多久，左右两只手背上都被扎出了两条线。我只能咬牙忍着，不敢发脾气，在二十二楼撒野，只能被当成精神病绑在床上，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一个月后，父亲托人找的那个医生终于同意放我回家了。
我只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
回到家后，服药的前半个月，我真的以为自己好了：情绪稳定，思维敏捷，除了因为做电疗导致的部分记忆的丧失，又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可是后半个月，像是抗狂躁药物吃多的症状，我陷入了一种混合式发作。精神上看什么都没意思像抑郁症，然而体力上健壮得像一只牛。我什么都不想做，却有力没处使，只能让母亲买一堆核桃回来，难受的时候就拼命地夹核桃。
久而久之，核桃夹满了整整一个奶粉桶，所幸夹满奶粉桶的第三天，我就要去医院复查，最难受的阶段算是可以告一段落。
复查之后，医生给我减了药量。为了给我提高记忆力，早日恢复到电疗前的水平，还特地给我增加一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吃的安理申。
我现在慢慢变得好起来，这一遭，就像是去地狱走了一趟。
我永远记得，父亲接我从二十二楼出院时说的话，他说，“走，我们回家。”
《唯有医生看透的人性·病患篇》记录了22场生命与疾病的较量，通篇都是人性！
相信每个看完这些故事的人，心中都激荡难平，对他们有同情，有佩服，有敬畏。
希望世间真有一道神奇的光，照亮挣脱痛苦深渊的路。
这些故事也警醒每一个幸运儿，珍爱生命，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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