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福州人程志东，从亲戚那里听说了贵州存在成熟的“跨省闪婚”业务——和女生见面相看，3到7天就能领证，“绝对可靠，有结婚证、有手续、有合同”。
33岁的他当即心动。当年12月5日，揣着一笔20万左右的丰厚“老婆本”和户口本、身份证，他来到了贵阳，在当地婚介公司的安排下和女方见面。两天后，两人在贵州办理结婚证。
12月16日，程志东将新婚妻子带到自己的工作地漳州。晚上，妻子和他说，自己要出门买一碗宵夜，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此时，距离两人领证不满10天。
为了婚事，程志东支付了8万婚介费和13.8万彩礼。但事发后，婚介拉黑了他的微信。
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程志东找到了更多有相似经历的人。他被拉进了一个“受害者”群，群里有一两百号人，大多是来自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江苏等地的大龄男性。为了娶妻，他们远赴西南“闪婚”。结果却是相同的：婚后不久，即被“闪离”。
故事在婚介和女方这里，却有了不一样的版本。在一起离婚诉讼里，女方在答辩函中称，自己有过好好过日子的想法，但出于对男方的失望，才在一个月内不辞而别。
这也是感到受骗的男方在寻求司法手段后，其主张难被支持的原因之一。一名不做闪婚业务的贵州婚介对南风窗表示，“人家是跟你们（男方）正规扯结婚证，也发生了关系，所以扯不清楚的……很多人吃过这样的亏。”
高价促成的跨省婚姻转瞬破灭，只留下一地鸡毛。
追讨
20万，30万，40万——这是“跨省闪婚”男方群体付出的数额，一笔不小的数字，普通家庭数年的积蓄。
许多和程志东一样到了30岁仍未成婚的男性，在听说“跨省闪婚”后，怀着希望，带着不菲的钱财前往贵州，“孤注一掷”解决终身大事。
“婚介公司说，它会为你保驾护航。”使程志东最为信服的，是通过签署协议，男方和女方能够办理法定的结婚证。他也查看过，为他提供服务的贵州千禧鹊桥汇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下文称千禧鹊桥）有合法的经营证书、有公司法人，资质上没有问题。
闪婚婚介有一套清晰高效的操作流程：第一天见面，聊姓名、身高、车房、家住哪里、家庭成员、工作收入，如果彼此觉得合适，当天就可以签订协议；最快的话，第二天做了“婚检”，就可以领证。
程志东手中的“协议”，让他对这场婚姻充满信心。女方签署的《个人声明》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本人基于自愿原则与你结婚，婚后去你工作或户籍地，与你一起安心、久居生活。一年内，如无故中途离开，可视为本人存在诈骗你钱财的主观故意，你可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本人的法律责任。
而另一份《附条件赠与合同》中则明确写道，男方自愿赠与女方彩礼钱现金及礼品，该赠与以双方登记结婚，且婚后共同生活一年以上为条件。
“既然跟我领了结婚证，那你想跑也跑不掉了，是吧？有了合同，你跑掉，到时候就是违法的。”程志东告诉南风窗，他是这样认为的。
婚介还告诉程志东，收取的8万元服务费中，包含2万左右的“律师服务费”，若女方逃跑，公司的律师会帮助男方起诉女方经济诈骗。
带着儿子从千里之外的湖北孝感，来千禧鹊桥相亲的高鹏，也收到了相同的承诺。对方说，如果一年内闹起离婚，确定是女方的问题，公司会先垫付彩礼钱赔给男方，再由公司来追女方的欠款。
但承诺没有兑现。程志东在事发后找到千禧鹊桥的红娘，对方说，自己已经不在公司里干了，又拉黑了他的微信。同样地，高鹏也被婚介告知，公司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平台，管不了夫妻的“内部问题”，“当时双方都是同意的，（公司）又没有强迫”。
60多岁的安徽人沈新强在无锡务工，以安装和修生。为了给30岁的儿子找到合适的对象“过日子”，他“咬咬牙”卖掉了住房，掏出了将近40万元。
女方“闪离”后，婚介退回了一半的服务费，5.9万。但沈家找到媳妇“过日子”的期待破灭了，更多的钱，打了水漂。
“这些都是父母辛辛苦苦赚钱，给我们的‘老婆本’。国内很多家庭为了娶老婆，都是倾尽所有，结果恰恰领了结婚证，比没领结婚证还要糟。”程志东如是说。他们花了高昂的成本，想要换来一段踏实的婚姻，但现在，交易落空。
如果再娶老婆，程志东还要再掏一笔钱——他估算，在福州本地，娶媳妇起码要花50万
套路
“如果你接触过其他人，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通病，就是父母比我们当事人更急。”魏海舟说。他是江西乐平人，在深圳做快递员，到35岁还没结婚，这已然成为父亲的一块心病。
今年2月20日，春节刚过，魏海舟和父亲马不停蹄前往贵阳寻求闪婚。交了6800元的报名费和差旅费后，红娘带他到公司见了几个女孩子，都是二婚，他没同意。第二天，魏海舟在咖啡厅见到了胡映花。“第一印象她表现得蛮客气，也很朴素。”
现场除了男女主角，还有女方的红娘、撮合男女客户的第三方平台的红娘，以及女方的闺蜜。魏海舟问红娘，这个女孩子要多少钱？对方报价，26.8万。魏海舟说，太贵了，他们最多能拿出20万（含中介费）。经过一天的考虑后，女方表示答应，双方当即签订了合同。
多名受访的男方证实，婚介对相亲过程有着严密的控制，在领证缔结为合法夫妻前，男女方不可以私下联系。“领完证、吃完饭，回到酒店，才可以加她的微信。”
“一手包办”的模式，反而击中了男方家庭急于解决婚恋难题的需要。魏海舟觉得，自己的父亲甚至对儿媳妇没有任何要求，“只要是一个女的。结了婚，他就可以在村里面抬起头了。”
如愿领完证，闪婚的新郎们却发现，“不对劲”越来越多。
在贵州办完结婚证后，湖北黄冈人杨健决定带着妻子周灵一同回家。但这时，周灵突然失联了，她说自己回到了老家黔西县，要陪从外地打工回来的闺蜜。“我催促她早点回来，不要骗我。”但周灵承诺的返期，一次又一次地延后。
这之前，周灵已经表现出有可能“跑掉”的端倪，杨健警戒地给她的银行卡、户口本，以及彩礼接收凭条拍下了照片。
杨健向周灵的老乡打听，得知其此前有过多段感情史。“十五六岁就‘结婚’有了孩子，之后又在外省结过两次婚，又有了孩子。”
杨健提供的一份关于周灵的《离婚调解协议书》显示，她上一段婚姻结束于2022年11月24日，仅仅持续了1个月。但在当年的12月8日，她再次与杨健办理结婚。出生于2001年的周灵，此时不过21岁。
一星期之后，杨健才在黔西找到了周灵，“还是选择了相信她”，将其带回湖北。短短几天里，周灵搬出很多事由，表示需要回贵州一趟：闺蜜结婚，自己要当伴娘；堂姐的公公死了，要奔丧；大姨死了，要奔丧……
2022年12月30号，在吴家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周灵趁着吴家人带她去派出所迁户口的时机，偷偷溜走，之后再没回来。
闪婚新娘们的“落跑”，呈现出与周灵相似的情节。而等到男方向婚介追讨无果，希望通过报警立案、法律诉讼挽回损失，又面临着更漫长的维权道路。
首先，是在刑事立案上碰壁。程志东被警察告知，证据不足以认定刑事诈骗。结婚证的确领了，法律上的婚姻关系缔结了，婚介也履行了合同义务。他后知后觉，认为“领了一个证，就能把诈骗转变为民事纠纷。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一种骗局，但没有（刑事）法律能管”。
在诉讼举证的过程里，又有新的难题。声称也被千禧鹊桥公司所“骗”的陕西人李辛表示，自己给了婚介22.8万元，但只有3.5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有流水证明，其他的钱都是现金交易。这种“不写收条，不让拍视频”的情况不在少数，男方很难拿出有力的支付证据。
2023年3月，程志东向贵州当地法院提起了离婚和返还彩礼的诉讼，胜诉后至今，彩礼仍未退还。今年3月，程志东对案件判决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若缺乏可执行的女方财产，钱依然很难要回来。
一位“跨省闪婚”男方家属告诉南风窗，他们遇到的情况是，女方在今年7月初与前任“闪婚闪离”，20天后又和男方闪婚。在得到男方支付的彩礼钱当晚，她就把这笔“新彩礼”转给了前夫，用以支付法院判决应归还的“旧彩礼”。
是非
11月6日，魏海舟对胡映花提起的离婚诉讼在贵阳开庭。他没有请律师，独自出庭应诉，因为结婚已经掏空了一家人的钱包。
胡映花没有出庭，但提交了一份书面答辩状。她自陈道，一开始，她对这门婚事和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闺蜜描述对方“彩礼丰厚”“承诺每月给予生活费”，红娘则保证，如果男方对她不好，有律师团队会帮助她离婚。
但婚后，两人因为经济问题摩擦不断。魏海舟提供的聊天记录里，胡问，“难道你要我一辈子都这样，看不到希望地和你在一起生活吗？你以结婚为目的耍流氓，把我骗到你们江西去，不管不问。”魏回复道，“我这边说了呀，我是农村的，你当时说你是可以接受去适应我们那里的……”
跟随魏海舟到江西生活22天后，胡映花选择了离开。
南风窗记者先后通过电话、短信联系胡映花，其以“关你什么事”拒绝采访。
前闪婚婚介谭华宝告诉南风窗，“跨省闪婚”纠纷中，男女双方常常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立场。如男方家庭表示，女方不到一个月就“原形毕露”，经常无故要钱、闹事。女方加以否认，还说，是男方存在酗酒和轻微的精神问题。
“我们没有权力去评判这个事情。”谭华宝说。
几名活跃在社交媒体的“受骗者”，将矛头指向了同一位贵州闪婚婚介——黄倩及其所属的两家公司（贵州千禧鹊桥汇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和贵州祥瑞婚恋咨询有限公司），称他们于2022至2023年与其签订闪婚合同，而后陷入骗局。
但黄倩对南风窗记者表示，这纯粹是对她的污蔑。“闪婚幸福的有很多。除非男方有毛病，才会导致不幸福。哪个女人不想有个人对她好？”
她说，婚介公司是一个类似电商平台的服务平台，男女客户都是红娘自己对接的。“婚介公司永远不可能跟女方合作，都是红娘自己的问题。”
黄倩提到，自己遇到过的“严重纠纷”只有一次，其中男方郑瑞成“大有问题”。婚姻破裂后，郑来公司闹事，打得两个红娘住了院，还当着女方父母的面对女方动手。今年1月，郑瑞成还找来贵阳本地媒体对“婚骗”进行了报道。
这则报道中提到，郑瑞成在跟女方领证后，经历了女方冷暴力、排斥同居、刻意保持距离，且两次跑回贵州，而千禧鹊桥公司则拒不退费且失联。
根据黄倩的说法，郑瑞成后来自认有错，写了一则《澄清道歉书》并录制道歉视频，声称自己所发布的“贵州祥瑞婚恋公司串通女方骗婚”事件不属实，祥瑞绝对合法合规诚信经营。
11月18日，南风窗记者向郑瑞成求证此事。郑瑞成回应，道歉书不符合事实，“就是（公司）不给钱，逼你写这个东西给钱，就这么简单。到现在，还有2.5万没退”。
对于其它指控，黄倩则表示，有一些单子根本和她毫无关系，在前男友开办的千禧鹊桥公司，自己只是一个“打工钱都没有的可怜人”。
例如，原本她和程志东的婚事无关，只是婚介公司帮忙给女方送彩礼那天，其他同事都得了新冠，自己只好顶上，被程志东“摆了一道”，录下了自己数彩礼钱的视频。程志东的说法相反，表示自己相亲时，黄倩作为主要负责人全程参与。“从我和女孩见面，交钱到领证，都是她办的，有视频为证。”
杨健告诉南风窗，在千禧鹊桥，男方的主要对接人就是黄倩，“权力大，男嘉宾来了，她安排别的红娘介绍女孩相亲，她经手的男嘉宾，相中的女孩彩礼多少钱，她说了算。”
工商信息显示，千禧鹊桥被卷入三起合同纠纷案件。2024年8月，公司及其法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
同时，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黄倩及其担任法人的绍兴市垣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曾四度被限制高消费。2021年4月，黄倩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今年10月，再次被列为被执行人。
对此，黄倩在11月17日回应南风窗，“我现在还在冤”。她解释，自己只在上述公司工作了两个月，但身份证件被拿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册了公司法人。事情发生4年有余，她一直在“等老板处理”，也曾经向法院、工商部门提交证明清白的证据。当南风窗记者问及证据时，她说，证据资料暂时丢失了。
黄倩称，她早已从千禧鹊桥公司离职，其随后开办的祥瑞婚恋公司目前在停业整顿，但“公司没出任何事情”。现在，她的精力主要放在一家名叫鐤缘的新公司上，该公司不做闪婚业务。从发布的个人动态来看，黄倩的婚介生意依然红红火火，她认为自己口碑好，是因为“我不欺不骗，做到本分”。
那么，为什么一些需要维权的男方家庭联系不上她呢？她澄清说，“解释没有用，越描越黑。诉讼该怎么处理，我都处理了，我没有逃避。
市场
程志东说，自己生长在福州闽清县，当地“90后”男多女少，造成了大龄男青年婚恋难。不少和他一样经历择偶困境的男性，在当地婚介的带领下，不约而同地来到贵州、云南，“跨省闪婚”盛行的两个省份。一些受访者对南风窗指出，贵阳市花果园一带，是闪婚婚介公司的聚集地。
“现在（做跨省闪婚的公司）多了，差不多有几百家，一两百吧。”贵阳婚介“谢大炮”向南风窗表示。他从2022年开始做闪婚业务，此前从事的是汽车销售。据《凤凰周刊》报道，在贵阳，一些开展闪婚业务的大型婚介公司每月可成交上百单左右，每单能获利5万—13万元不等，而下游的“红娘”每单也能获得1万—5万元。
谢大炮对南风窗否认了这门生意的暴利。“哪有这么简单，打个比方，一个人出了10万的服务费，中间七八个人拿这笔钱。”
这“七八个人”里，包括全国各地带男方赴贵州的“土婚介”、掌握女性客户资源的贵州本地婚介，在撮合相亲的过程中，还分为男方红娘、女方红娘，以及提供对接、谈价和“法律顾问”等服务的第三方婚介平台。谢大炮表示，为匹配合适的新人，婚介和红娘需要辗转对接客户资源，参与人员众多。
魏海舟曾向女方红娘所在的婚介公司“送缘”缴纳7.2万元服务费，后来向“送缘”追讨这笔钱时，他才摸清楚钱的去向：从男方红娘处要回3万，从送缘要回2.2万，另有2万在送缘一方的律师手中，对方称自己生病，暂时没钱还，打了欠条。
贵州丰来律师事务所的张林风律师，从2022年至今已承办或协办8起“跨省闪婚”纠纷案件。他告诉南风窗，贵州闪婚婚介和省外婚介已经形成一种“工程分包”的合作模式，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的婚介将服务层层转包到贵州，由贵州婚介提供以本地女性为主的适龄对象。
李辛提到，自己就是由陕西一名吴姓的婚介带到黄倩的公司去相亲的。记者从这名婚介的视频号里看到，其持有千禧鹊桥公司颁发的“授权证书”，内容为千禧鹊桥授权其公司作为陕西省代理，全权委托其在陕西省咸阳市开展婚恋服务。
“跨省闪婚”现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结构特征。谢大炮告诉南风窗，贵州该市场的活跃，是因为留在当地的女性较多，而外省相对较少。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根据“七普”人口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13∶9，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13∶2。
周京指出，婚恋市场中存在婚姻梯度匹配和女性人口阶梯流动的双重作用，即农村女性向外迁移，且女性通常会嫁给条件优于自己的男性，这造成落后农村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效应，引发区域性和集聚性的婚配困境。
找个过日子的就行了。两位替儿子操办“跨省闪婚”的父亲，在受访时用到了相同的表述。“他就是要‘土’的，越‘土’越好，因为太漂亮的，老实男生驾驭不住。”谢大炮总结。
程志东一度很不解，“哪个姑娘会为了这一点钱，千里迢迢从贵州过来跟你结婚？谁知道这年头还有人为了这点钱拿自己的名声、自己的一辈子去这样子做。”
直到结婚，他对于妻子张蓝蓝的背景，只知道个大概：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过世，母亲改嫁，曾在广东潮汕打工，离福建很近，此外一无所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他才从法院的调查里了解了更详细的情况，“她在村里名声很差，对母亲不闻不问的，跟家里关系不好。”
张蓝蓝的姐姐向南风窗证实了这一点。“有没有这个人（对家里）都一样，她从好几年前就开始跟家里各过各的了。”关于妹妹的闪婚，家人也无从干涉。出事以后，法院的公告贴到了家门口，“农村就是会说三道四的，闹得家里一点颜面都没有了”。
她表示，对妹妹的性格和成长经历“不清楚”，因为张蓝蓝很早就出来辍学打工——十五六岁的年纪，远在广东，和家人隔得很远，只有需要钱的时候才跟家里张口。
谢大炮告诉南风窗，一些参与“跨省闪婚”的女性的共同特征是，离过婚，以前嫁得不好，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嫁条件好一点的。也有很多是来自山区的女性，因为当地风气不好，“男的有喝酒、家暴的，谁受得了”。
短视频平台上，宣传“跨省闪婚”的婚介数量不少，表现活跃。谢大炮称，有很多女客户，是通过社交平台主动找上的他。
随后，这些寻求“跨省闪婚”的男男女女，进入婚介精心织造的标准生产流程。
困局
让男方群体耿耿于怀的是，他们认为贵州闪婚婚介和女方串通“骗婚”，但这样的控诉多以失败告终。
张林风律师提到，他办的一起案件中，女方年纪小、心理防线弱，首次“闪婚”时向警方交代实情。婚介公司与她约定，领证后象征性与男方同住几天即可“跑回”，离婚由公司包办。
“领结婚证只是他们拿取钱财的一个步骤。婚介公司从接到单子，到介绍他们结婚，可能一周就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快钱’。”张林风说，这种模式在“客观上”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但在司法实务中，很难证实婚介和女方存在主观同谋，除非对方亲口承认。
此外，这些公司也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生命周期短，出问题后即注销就公司，再注册成立新公司，摇身一变，继续从事原来的业务。这导致进入司法诉讼阶段，法院的立案通知和后期的强制执行财产，都异常困难。
谭华宝称，贵阳的“跨省闪婚”婚介公司大大小小有上百家，每家的操作方式都不一样，他介绍过的成功案例也有很多。“怎么去理解我们这个行业？并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全部都过得不好，是吧？”
黄倩表示，业内确实存在“红娘教女孩子怎么去骗男嘉宾”的现象，但自己公司的红娘是“很正直的”，还要接受律师的法律风险培训，做任何一件事都不能触碰法律。“我是做一辈子这个行业的人，跟他们赚快钱的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张林风告诉南风窗，当前执法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贵州当地的婚介乱象，未来有可能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安徽宿州公安局埇桥分局发布消息称，11月初，埇桥警方侦破了一起当地婚介与云南婚介合作的特大跨省组织婚姻诈骗案，抓获74人，涉案金额超千万。
“婚姻市场有其复杂性，各地习俗不同，彩礼标准不一，还涉及车马费、谢媒费等不规范收费。它并不像普通商品，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划定明确的定价范围。”张林风指出。因此，未来有关部门需要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规范。
历经“骗局”的男方家庭，仍在苦苦挣扎。沈新强说，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短短时间，家里一下子损失了近40万，还背着25万～26万的外债。“这笔钱要不回来的话，到时候我要带着农药去，要给他们闹的……说实话我叫他们骗得死的心都有了。”
据红星新闻报道，在今年9月6日，湖北崇阳县一名男子付出27.8万完成“跨省闪婚”并遭“闪离”。成为新郎五天后，他吞下了农药，在屋后的一块荒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社会学家刘燕舞在河南、湖南、贵州三地农村考察发现，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婚姻消费与一个劳动力的年毛收入相比，增长迅猛，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3至4年才能结得起婚，如果考虑包括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这个数字将达到11至16年。
“当婚姻俨然成为一种高消费的时候，在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对于经济收入略微较差的家庭而言，儿子意味着高额负担。”刘燕舞提到。
故事还在继续。11月8日，南风窗记者借替高龄未婚哥哥寻找“跨省闪婚”对象的名义，拨通了一名江西婚介的电话。据一位江西“受骗”男方表示，自己正是通过其介绍去往贵州闪婚。
在南风窗记者报出“哥哥”月入工资水平5000～6000后，江西婚介表示，这个经济条件稍微差了点，不建议去云贵地区找闪婚新娘，更建议去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地。“我们在那边也有渠道和资源，国外要便宜一点，一二十万，替你办签证、护照、安排吃住，你去那边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的黄倩，“跨省闪婚”的男方、女方及其家属均为化名）
首图为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 制图
作者 | 南风窗记者付思涵
实习生 叶晴朗
编辑 | 向由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