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勇

父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是在90岁的时候。

最先发现父亲的症状,是因为他频繁去桥头的馓子铺买馓子,一天要买三回,一回买三斤。卖馓子的都慌了,他说老爷子你家到底有多少人呀,天天要吃那么多馓子。父亲说:“人不少,一个班哩。”家里没有一个班的人,而囤积的馓子一个排也吃不了。

保姆无法制止父亲的行为。她说父亲每天半夜起来,中山装穿得齐齐整整,还戴上停摆多年的上海牌手表,拿起人造革的旧提包,说要去上班。保姆拦阻,父亲义正辞严地大嚷:“误了开会,谁来负责?”

这个只好由我们弟兄轮流来负责。在他的床边,我们支起了行军床,每天半夜只要父亲开始穿衣戴帽,便费尽口舌,劝阻这个心心念念要上班的“90后”。后来我们发现,只要说“今天是星期天”,父亲就会重新躺下,还恍然大悟似的说:“哦,今天是星期天,你看我都过糊涂了,星期天是不上班的,是不是?”父亲于是天天过起了星期天。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父亲只是年纪大了,思维断片也属于正常,因为所有的断片都是他记忆中的回放,只不过是时空连接得有些错乱和走样。

关于馓子,我想起父亲以前经常说的一件事: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鲁南军区的《鲁南时报》干印务。孟良崮战役刚打完,他们就从平邑驻地出发北撤。路过的战场,硝烟还没散尽。因为大战后敌军正在反扑,他们必须要立即通过战场。然而,他们印务班几个人已经跑了一天一夜,水米未进,而附近的村庄,老百姓也不知去向,根本搞不到吃的。他们跑不动了,只能慢慢挪动,远处敌人的炮声让他们感受到了绝望。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那个人猛地看到他们,吓得扔下篮子,扭头就跑。篮子里装的竟然是馓子,是馓子救了他们。他们没有忘了那个跑掉的人,他们掏干净身上所有的钱,放在篮子里,还细心地在钱上压了一个土坷垃。

我想,父亲频繁地去买馓子,肯定就和这一节有关。

桥头的馓子铺不久就关了门,因为铺子的顾客基本上以父亲为主。父亲去了几趟,看着门上贴着“房屋出租”的招贴,很是失望,他说:“全班看来要挨饿了。”

市里每年为老干部例行体检,父亲的检查结果还好,没有“三高”等基础性疾病。至于老年痴呆,和年龄有关,医生说没有什么特效药,而且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父亲那时腿脚还好,他每天都要出门转上一圈,主要是去小区大门口的报橱拿单位给他订的几份报纸。看报是父亲多年养成的习惯,但要问他看过的内容,则一脸茫然。

最让我们头痛的,就是父亲拿报纸还顺带拾取一些无用的东西,破瓶子、烂鞋子甚至碎砖头等被他拿回了家。我们发现后都是第一时间扔到垃圾箱里去,当然,要偷偷地、悄悄地,不能被他发现,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因为在他眼里,他捡来的都是宝贝。

邻居张伯伯的脑子也不好用了,有一次他和父亲起了争执。他们争的是一根丝瓜。张伯伯说是他种的,他已经照顾这根丝瓜好多年了。父亲说是他种的,是他领着一个班的人种的。邻居们都笑,说两个老小孩都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其实他俩说得都不对,丝瓜是门卫种的。

丝瓜最后还是被父亲摘回了家,他一天要看好几次。那是个老丝瓜,已经干硬了,皮都泛白了。父亲嘱咐家人:“留好,过年的时候炒菜用,我孙子孙女都喜欢吃。”

我突然想起电视里的一则公益广告:聚会上,一位患老年痴呆的老人,抓起盘里的饺子装进自己衣袋里,嘴里喃喃自语:“我儿子喜欢吃饺子。”何其相似!这一次,我们没有把那根老丝瓜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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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雇请的保姆已经换了三个了,她们呆的时间都不长,辞工的共同原因是父亲永无休止的追问,“你家在哪里?你贵姓?”人家回答了不到一分钟,父亲的记忆就全部复零,然后再次发问:“你家在哪里?你贵姓?”问询是认真的,沉默以对是不可以的,但这无限循环的轰炸的确让人崩溃。

最后这位保姆干的时间最长,她60多岁了,性子蔫,几乎不认字,但很爱玩手机,视频刷得很溜,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喜得我直想笑”。这位保姆一年后也走了,走的原因不是因为父亲的追问,而是“靳东要来找她”,她是“东子”的老迷姐。她儿子来接她时,她要儿子去高速出口接靳东,儿子没有听她的,而是说先领她去医院查查脑子,可别得了这家老爷子那样的病。

那年疫情快终结的时候,95岁的父亲却阳了。我们感到父亲这一关很难过去了,谁知过了不久,父亲转阴了。但经此一击,他的身体明显不行了,思维更是信马由缰,逻辑跑得一干二净,常把大哥认成他以前的同事,还要给他以同志式的握手。

身体彻底垮掉的父亲最终住进了医院,他已经起不了床了。他拒绝吃药,喂到嘴里的药会吐出来。最让人揪心的是他竟然开始拒绝吃饭,每到吃饭,他都咬紧牙关,瞪着眼睛,好像在受刑。好在我们兄弟姊妹大都退休了,全家一齐上阵照顾他。喂饭就像一次战争,那边父亲怒吼、挣扎,这边劝着、哄着,掰嘴、下勺,一顿饭通常需要两个人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我们在“战争”中总结“战争”。我发现父亲爱听豫剧,尤其是马金凤唱的《对花枪》,他听戏时特别安静,甚至还能说出当年马金凤到我们县演出时的热闹场景,当然他也会把罗艺说成罗成的儿子,把姜桂芝说成穆桂英。

戏能帮助父亲恢复一点记忆,这倒是一个好现象。于是,我们的手机上都下载了马金凤的《对花枪》,特别是在喂饭的时候播放,父亲沉浸式听着,饭就喂得比较顺利。病房里经常响起马金凤的唱段:“老身家住南阳地,离城十里姜家集,那个棋盘大街住在路西……”

陪护,是我挨着父亲距离最近、时间最长的时期,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交流。看着两眼空洞的父亲,我好像看到了他经历过的一生,风和雨、血与火、坎坷与奋发、苦难与荣光,也看到了我成长时得到他无处不在的呵护,我得的奖状他都替我悉心保管,我发表的文章他会装订成册,我进步了他会斟上二两老酒为我祝贺,我遇到挫折他会给我打气鼓劲,让我向上、向前、向善……

即使他躺在病床上,脑子一片混沌的时候,也会把手中的鸡蛋饼干递向我,他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饼干,却苦于手头没有多少钱难于实现。纵使思维万般混沌,父亲心底却存有一丝清亮:我是他的儿子。就如那则公益广告最后的旁白:他忘记了一切,但从未忘记爱你。

苦熬的父亲没有熬过衰老与疾病,于今年8月走了,享年96岁。

我的手机里保存着两样东西,一是20年前我和父亲爬长城时的合影,这是我们父子俩唯一的合影。父亲那年76岁,他没去过北京,也没坐过飞机,我陪他实现了这个心愿。父亲那次还爬上了八达岭上既陡又长的好汉坡,引来一些大学生的叫好和惊呼,他为此而感到自豪。

另一个是马金凤的《对花枪》,这是父亲最爱听的,也伴随着父亲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现在经常播放,希望父亲能够听到。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邹城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