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是渣滓洞革命志士遇难日。1999年的这一天，人们隆重集会歌乐山，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在集会的人群中，与那段历史有着特殊关系的三个人奇迹般地相遇了——一个是原渣滓洞少尉看守黄茂才，一个是渣滓洞“11·27”大屠杀中的脱险志士傅伯雍，一个是原沙磁区地下党工作组组长刘康。
许多人都是从小说《红岩》里知晓渣滓洞里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的，而细心的读者心头则一直有个未解的谜：小说中一笔带过的向渣滓洞外传递情报的“自己人”究竟是谁？如今，这个谜底揭开了，“自己人”就是少尉看守黄茂才。
50年前，刘康和傅伯雍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自己人”，对这个“自己人”充满了深深的思念。解放后，刘、傅到处托人打听这个“自己人”的下落，但均未找到。没想到如今竟在这里和“自己人”奇迹般地相遇了。
站在歌乐山烈士墓碑前，透过闪烁的泪光，三位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并肩作战的年代，那些鲜为人知的没有写进《红岩》的经历，历历在目……
从看守到“自己人”
黄茂才出生在自贡市一个佃农家庭，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军队。1948年5月，他被调入渣滓洞，当了一名看守。
刚到渣滓洞，黄茂才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看守所所长李磊恶狠狠地告诫他说：“这个监狱不是一般的监狱，这里面关押的主要是共产党人，这是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坏人，你要给我管严点，否则出了差错要掉脑袋。”
看守所下设各组，每个组大约6个人，而黄茂才所在组除组长外，就算他的官大了。他是少尉看守，所以他在渣滓洞的行动一般无人过问。黄茂才经常到各囚室走动，因此跟关押的革命志士接触较多。他发现，这些人中有大学生、教师、工程师、新闻记者，都是些有文化有思想的人，而并非看守所所长李磊所说的杀人越货之徒，因此对这些革命志士产生了好感。
黄茂才
黄茂才到渣滓洞接触的第一个革命志士是曾紫霞（《红岩》中的孙明霞）。曾紫霞刚被送到渣滓洞的时候，黄茂才看了她的登记表，知道她是重庆大学的一个学生，老家是内江。谁知曾紫霞听见他的口音后，竟然大声地问：“黄先生，你是哪里人？”当曾紫霞知道他也是离内江不远的自贡荣县人时，亲切地叫他“老乡”。接触多了，两人交情渐深，有一次黄茂才向曾紫霞转交她家里人带的东西时，曾紫霞悄悄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是个农民，受苦的农民，我希望你思想进步，多为人民多为国家做好事，将来对你有好处。”
收到曾紫霞的纸条，黄茂才忐忑不安。他知道，这事要让长官知道了，自己的脑袋肯定保不住。就在他犹豫不决、害怕再跟曾紫霞接触的时候，另一个革命志士的英雄气概再次深深地打动了他。
曾紫霞被送进渣滓洞不久，江竹筠（《红岩》中的江姐）又被抓来了。那是1948年6月，正好黄茂才值班。看守组组长徐贵林说：“这个女人不简单，送到楼上四室单独关押。”黄茂才打量江竹筠，估计她身高一米五左右，披着散发，表情非常从容，心里暗自敬佩不已。押送江竹筠来的那个班长对黄茂才说：“这个女人简直是个硬骨头，在审讯室里，电刑也好，老虎凳也好，什么刑都受够了，可就是什么都不说。”
那天晚上，黄茂才失眠了，一个个革命志士的浩然正气撞击着他的心，曾紫霞纸条上“多为人民多为国家做好事”的话语不断在耳边回响。他想，这句话也许是对的，要不然，曾紫霞、江竹筠、傅伯雍等年轻人为什么会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呢？不久后的一天，又是黄茂才值班，曾紫霞借放风的机会跑到他的办公室，语气恳切地说：“黄先生，你给我送封信出去好不好？”黄茂才一听，全身便紧张起来，他知道这事一经发现，必死无疑，连忙说：“你让我考虑几天。”接下来的几天，黄茂才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他终于决定帮助这些革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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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第一封信通过他的手送到了中山一路协和里第四号的一位地下党联络员手中。曾紫霞在信中写道：“我们被叛徒出卖了，现在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因为叛徒现在很嚣张，你们要注意，万一有点风吹草动，你们就赶快撤离。”
黄茂才看过这封信，当他顺利将信送达后，想到由此可能挽救几个或许更多革命志士的生命时，他的胸中第一次涌起豪迈的感觉。从那一刻起，黄茂才由一个国民党的看守迈出了成为共产党“自己人”的第一步。
斗争中结下革命友谊
脱险志士傅伯雍听了这段往事后，恍然大悟，他说：“怪不得我感觉黄茂才跟其他看守不一样。”
由于斗争环境极其恶劣，传递情报的人极其关键，往往是单线联系。黄茂才成为“自己人”，当时除了曾紫霞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对黄茂才这个“自己人”，傅伯雍同样不知道。
傅伯雍
傅伯雍是1948年10月被抓进渣滓洞的。他到这个人间魔窟不久，便发现黄茂才与其他看守不一样。渣滓洞里的看守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又凶又恶，可黄茂才却态度和善。每次放风时间一到，革命志士都不愿回牢房，那些看守就会打人，而黄茂才则是吹一次口笛，然后说：“快点回去嘛，要不又要惹麻烦……”
随着黄茂才就是那个神秘的“自己人”的谜底被揭开，傅伯雍对发生在渣滓洞的一些费解的事都找到了答案。
1949年大年初一那天，曾紫霞借故放风跑步的机会来到黄茂才的身后，小声说：“黄先生，今天是初一，我们准备搞个联欢活动，你帮帮忙。”黄茂才说：“我先看一看所长、组长在不在再说。”黄茂才一打听，所长李磊不在，其他大部分看守都进城去了，就他一个人值班。于是他对曾紫霞说：“你们可以活动了。”黄茂才很迅速地将整个监狱的牢门全部打开，放出了所有的革命志士。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四五点，这些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志士唱啊、跳啊，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身陷囹圄。
渣滓洞中的女同志
回想起在渣滓洞最高兴的一天，傅伯雍老人一直纳闷：“我就是说嘛，那一天我们高兴极了，原来有这样一个‘自己人'相帮。”
但黄茂才在这一天却差点掉了脑袋。正当联欢活动要结束时，一个从城里回来的看守看见革命志士又舞又跳，还齐声高唱《解放区的天》，便跑去向看守所所长李磊报告，说黄茂才将那些共产党放出来唱《解放区的天》，场面大得不得了。李磊勃然大怒，要敲黄茂才的脑袋。好在只有一个看守看见，黄茂才死也不认账，说那个看守和他有过节，故意诬陷他，才使得李磊半信半疑。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终于使黄茂才感受到了革命志士对他的深厚感情。
黄茂才不但往外送情报，还从外面带信息回来，最主要是报纸。每次进城，黄茂才都会按革命志士的要求，买一些报纸回来。报纸主要放在陈作仪（陈伯洛的父亲）处。
有一次，陈作仪那个牢房的人都出去了，他一个人躲在房里看报纸，结果被看守余德新发现了，马上跑去报告了组长徐贵林。徐贵林气势汹汹地拿起一根棍子，挥舞着问陈作仪：“你看的报纸是哪里来的？”陈作仪说：“我没看报。”
徐贵林见陈作仪不认账，将他的便桶提到坝子里，用棍子一搅，便将报纸从便桶里挑了出来。陈作仪见事情败露，依然镇静自如，可在一边的黄茂才却吓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暗自说：“陈作仪，你千万别说出来，说出来大家都没命了。”
徐贵林见陈作仪仍不供认，挥舞着刚才在便桶搅拌的棍子，劈头盖脸打将下去。陈作仪全身被打得伤痕累累，但终究没有说出报纸的来路。
黄茂才终于放心了。当他再次悄悄买来药物为陈作仪敷伤时，陈作仪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捏了一下他的手。黄茂才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捏的分量，那是革命志士对自己的深厚感情。
从那之后，黄茂才深信不疑，这些革命志士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的生命。
三位老人的遗憾
其实，《红岩》的结局差一点就被改写了，因为就在革命志士被集体屠杀的前几天，一封求救信送到了时任沙磁区地下党工作组组长刘康的手中，遗憾的是营救的时间没有来得及。而送出这封信的人，就是黄茂才。这是他在渣滓洞为革命志士送的最后一封信。
那是1949年11月，当解放军隆隆的炮声逼近重庆市时，国民党慌了手脚，开始遣散士兵。由于看守所出现了联欢会事件，黄茂才首先被列入遣散人员名单。
11月19日，黄茂才到有些囚室告别，女室的革命志士胡其芬感到很难过，她说：“你走了，我们很舍不得，这对我们很不利，但也没有办法，你给我们带最后一封信出去吧。”黄茂才毫不犹豫便答应了。11月20日，黄茂才将这封信送到了沙坪坝的一个地下党联络员况淑华的手里。
11月21日，刘康从况淑华手中拿到了这封信。刘康打开一看，觉得鲜血直往脑门里涌。这封求救信里说，渣滓洞监狱已开始屠杀革命志士了，已经杀了两批，第三批、第四批名单和命令都已下来了，大概在本周内就要执行。在信里，革命志士还提出了营救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留下送信的“蓝先生”（黄茂才），安排其吃住，便于营救时联系和带路。
刘康感到情况万分危急，连忙问况淑华“蓝先生”哪里去了。况淑华说“蓝先生”已经走了。
原来，黄茂才知道信里的内容，信里要求组织上解决他的吃住及今后的工作问题等等，但他看见况淑华拿到信后没有表态，心想别人也许是瞧不起或者不相信自己，他心中郁郁寡欢，当天便启程离开重庆，回老家自贡去了。其实，况淑华只是一个联络员，这些事要她的上级联系人刘康才能作决定。
刘康一边叫况淑华快去找黄茂才，一边紧急安排营救事宜。11月27日下午，刘康召集了一个干部碰头会，进一步落实营救工作的情况。按照部署，杨子明已经动员了所有武装营救人员，而且枪也运送到位。营救所用的资金也解决了，周凯的阿姨捐助的50两黄金已送来了10两。最后问题集中在一点，营救线路问题要黄茂才才能解决，然而黄茂才还没有找到。刘康要求所有人员一边突击寻找黄茂才，一边另外着手解决寻找营救线路的问题。
没想到敌人在这天晚上动手了。这天夜晚，几大卡车的国民党士兵开进渣滓洞，一批一批的人被提出去了。后来，国民党的刽子手嫌这样太慢了，干脆用枪朝牢房扫射。一个革命志士被打倒，正好压住了傅伯雍，使他未被发现而保住了生命。当敌人放火烧渣滓洞时，他撬开平时察看好的一块楼板，和刘翰钦一同逃了出来。而此时，已是11月28日凌晨，战友们的尸体被烧焦的味道直往鼻里钻……
渣滓洞脱险人员
正在着手武装营救的刘康，直到11月28日凌晨发现渣滓洞方向有冲天的火光时，才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这个痛心不已的遗憾，一直压在刘康的心头，他一直为这件事情难过得不得了，这个尘封的秘密，他一直不愿提及。他说：“我要承认，这一点就是我自己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这些先烈……”50年后，当他握住黄茂才的手时，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蓝先生，你要是不走，《红岩》的结局是可以改写的，渣洞的历史是可以改写的……”
解放后，刘康一直在寻找“蓝先生”，而“蓝先生”也在这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吃尽苦头。1951年，这位渣滓洞看守所狱中党组织和外界党组织秘密联络的唯一交通员，历史上的功臣，被误认为是“11·27”大屠杀分子而被判为无期徒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直到1988年，黄茂才找到曾紫霞等人作证，方才宣告无罪。
而傅伯雍见到黄茂才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一直在打听的“自己人”，会是那个和善的少尉看守黄茂才。
50年后终聚首，三位老人不禁感慨万千，他们为没能成功营救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而深深遗憾。他们说，只能将这个深深的遗憾，当作对先烈们永远的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