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怎么样才能让身边的好人多起来？郭德纲在相声里说过：“你成功了，身边就有好人。”这句话乍一听可能很俗，但如果你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很现实。

1975年，我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曾向家境富裕的三叔借粮，却被堵在门外，连家门都进不去，还被人嘲笑。可当我升官回家探亲的时候，他却满脸笑容地带着礼物来到我家。让人不得不感叹人心的善变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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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徐平，1959年出生在陕南农村。村外有一条汶川河流过，河的两边是大片的农田。

我父亲那一代有三个兄弟，父亲排行老二。

小时候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表兄弟可以去爷爷奶奶家吃饭，父母却从来不允许我们兄弟过去。

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父亲并不受爷爷奶奶待见，就算我和哥哥们去他们家吃饭，估计也吃不到一口饭。

我的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我爸爸有口吃，一紧张就结巴。

村里人都叫他“徐杰巴”，久而久之，就没人叫他的本名了。

就连生产队干部通知人开会的时候，都要叫他“徐洁巴”，仿佛“结巴”二字成了他的同义词。

我学东西比较晚，别人两岁就能说完整的句子，我三岁才只能说一个词。

直到我上小学，村里的小朋友都叫我“小结巴”。

直到上学，我才能够流利地说话，再加上老师严禁同学之间互相起绰号，我的“口吃者”名声也就渐渐消失了。

因为这个问题，我的父亲从小就不受祖父母的喜欢，结婚后他们就脱离了家庭。

就连我们住的泥土茅草屋，也是父母亲亲手搭建的。

由于祖父母看不起我们，村里人又嘲笑我们，我们家与其他家庭没有太多的联系。

当他面临欺凌和不公时，无人伸出援手，他成了村里的边缘家庭。

父亲也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

我是家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高中毕业。我原本以为凭借高中学历，我可以重返球队，担任记分员、会计或学校老师，但这些热门职位不适合我们这样的人。

每当我在生产队农场辛苦劳作的时候，就会听到周围传来阵阵嘲笑声。

“徐杰巴真是有病啊！卖了所有家当送儿子上高中干什么？还要下地干活啊！”

“是啊，没想到他不但笨，脑子还不正常，家里那么穷，还不如去收拾屋子，总之，总之，他要在家里待那么久。”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禁握紧了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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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冬，母亲病重，身体十分虚弱。

医生说要补充营养，吃点好东西，可家里连细粮都没有，更别说其他好东西了。

我只好向家里比较富裕的三叔借一些细粮回来，给母亲改善饮食。

我三叔跟我爷爷奶奶生活，他从小就受宠，爷爷奶奶也对他偏心，所以，我大叔家跟他家的关系就不是很好。

三妈家里条件不错，送给三叔一辆二手自行车，三叔很自豪，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悠。

当我敲门的时候，叔叔看到是我，脸一下子黑了。

站在门外，我艰难地告诉她，我妈妈生病了，想借点面粉。

三叔还没说话，屋里就传来了三婶的吼叫声，“许建明，你去哪了？你家里穷得要饭，你还有本事帮人家？”

“别人有钱送孩子上学，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我红着眼眶看着三叔，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

三叔不动声色，用官腔说道：“平娃，你妈的话虽然不好听，但道理是对的。当时我就劝你爸，我们凭什么供你读书？你毕业了，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可他是个倔强的人……”

我没有等他说完，就快步离开了院子。

但没有了白面粉，妈妈的身体怎么办呢?我走了十里路，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奶奶家。

最后我向爷爷奶奶借了2公斤面粉，2公斤大米，5公斤玉米面。

更让我感动的是，怀孕的阿姨送了我五颗鸡蛋。

我背着食物，眼含热泪地走回家。

这一幕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甚至后来当我被人围观的时候，我都能冷静的分辨出哪些是讨好的，哪些是真心为我好的人。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之后，1976年冬天，命运出现了转机。

当我得知公社征兵的消息后，我立即跑到大队民兵连长那里报名。

最后他虽然写了我的名字，但是却没有举报。

当我看到村里的其他同龄人去体检却没有通知我时，我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我去找民兵连长闹，他却理直气壮地说：“你未满十八岁，怎么有资格参军！”

我很气愤，这个理由根本不能令人信服，我说：“你家余杰两年前就去当兵了，才十七岁吗？”

说完我就跑了，留下民兵连长站在那里又跳又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