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上课时分，台湾大学的校园里就会回荡起21响钟声，发出钟声的这口钟叫“傅钟”。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口钟和它独特的21响，都是为了纪念一个人，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不仅是台湾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祖上曾是朝廷大员，后家道败落，不过毕竟是世家，文化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他的祖父傅淦文武双全，据说“大刀王五”就曾拜在他的门下。傅斯年从小就跟祖父生活，也学了一身侠义之气。
1916年傅斯年考上北京大学，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他跟罗家伦等人组织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发表了大量的鼓吹新文化的文章。对此，蔡元培全力支持，特地从从学校经费中每月拨出2000元。由此，傅斯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名人。
毛伟人后来回忆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经历时提到，
“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员所讲的话。”
由于傅斯年的影响力，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北京十三所大学开筹备会议，傅斯年被推举为游行总指挥。因此，学生游行开始时，傅斯年高举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后面是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
到了当年夏天，五四运动逐渐平息，此时傅斯年也考上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他先后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后到柏林大学进修语言学。
1926年，傅斯年学成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后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在此基础上，两年后成立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1929年，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迁址在北海的静心斋。
这一期间，傅斯年组织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给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字学等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一个专业的学者，傅斯年虽然远离政治，不参加任何党派，不过他作为国民参政员，两次上书弹劾两任行政院长，导致孔祥熙和宋子文先后下台。
1949年1月，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
李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蒋介石迎接李宗仁到台湾，在机场的会客室里，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就是傅斯年，他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地讲话。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傅斯年是一个大胖子，不是一般的胖。据说一次有人请客吃饭，宴会结束时主人准备好了滑竿，结果两个工人一见傅斯年抬起滑竿扭头就跑，弄得大家哈哈大笑。
也正是因为身体肥胖的原因，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导致出现脑溢血，抢救不及，病逝于会场，时年54岁。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为了纪念他，学校建立了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后来，“傅钟”成为了台湾大学的象征并设计入校徽中，每节上下课钟会响21声。因为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五四那一代人都是为了中国的强盛努力的奋斗的，可惜傅斯年先生早逝葬在了海峡彼岸，希望两岸早日统一，能一圆先生的家国富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