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的余晖照在十字街口

一曲《好了歌》应声而起

杭州500家美容院在转让——当经济学家付鹏报出这个数据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今年上半年,一个城市的美容院女老板,经朋友介绍要写她的传记。

我去见了一面,发现她只关心一个问题:这对扭转经营颓势有什么好处?

我说没有,如果是吹牛的书,我们写不了,我们只接真实的传记记录,好的坏的、经验教训,都秉笔直书。

她的男朋友,一位自称欧洲某国哲学博士的白人男子也加入讨论,我还是这个答案。

她离婚后,谈过三任白人男子,目前这是第三任,是其他富婆挑剩下的

这书当然不能写。

前段时间,又有朋友介绍我们跟一位美容院女老板谈,还没见面,但我觉得可能情况也差不多。

美容院的处境是典型的中产败落指标——美容院的消费主体是女性,不管是正宫娘娘还是侧福晋,一旦前面的男人生意变差,她们的消费力也就完了。

每到这个时候,人们就想起了县城中产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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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为谁而亮

2002年,参加工作不久,一位县城工作的朋友,借我5万元买房。

反正买不起房,算是闲钱,大方借了。

一问才知道,他一套房总共10万元。时任女友调侃说,看起来你在大城市工作很光鲜,人家全款买房了,你连首付都凑不起。

22年过去了,县城的那套房也值60万了,我后来按揭买的,也值600万元了。

回到县城一聚,他的两个孩子读大学了,他的车子换了五部了,绝对的人上人。

而我听起来还不错,但不过是个伪中产,车也只换过一次,房子换过一套,孩子大的初中,小的小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了。

进了餐厅包厢,除了县城里不禁烟令人略有不适外,其他跟杭州上海的差别真没那么大。

关键是,在大城市可能很难办的一些事,在这里只要有关系,一路绿灯。

哪怕是在口罩年间,我母亲一下火车要被捉去隔离,一位在县城工作的朋友一个电话,大白将其他人全部捉去,我母亲「被遗忘」在火车站,然后朋友派个车,直接送回家。

而我在城里,连个村委会的路条都搞不定。

这就是县城婆罗门的生活,只要你在那个圈子里,就没有搞不定的事。

这可能也是江西县长李秋平敢调戏京城下派女官员的底气,当然也是江西女书记李佩霞在毛奇书记面前只敢说「我怕你忍不住」的委屈。

如果放在大城市,李佩霞能歌善舞,被领导欺负了还能找份民企的工作干干,不开心了可以整顿职场。

但在县城里,你可以肆意蹂躏那些没有背景的女性,这也是县城婆罗门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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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里的「门第」

在县城里,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关系。如果仅仅是有钱,你的门口天天被人堆粪。

办星点的事,你要靠关系,没有关系,没有人脉,小事能难为死你。

在安徽宣城广德,当学校问到孩子们将来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一个10岁的小男孩说:「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家的家产。」

这小学生没说错,毕竟两代人摸索过的路固若金汤,小县城的圈层就是这样固化的,三代烟草人,三代石油人,三代银行人等「新时代接班人」名词就这样应运而生。

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些好的坑只能优先自己人,自己人多了,坑就少了。就像一个著名的笑话——将军的儿子问「爸爸,我长大了可以当将军吗」?父亲答「当然可以」。儿子又问「那我可以当元帅吗」?父亲答「不行,因为元帅也有自己的儿子」。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东部发达的县级市挂职锻炼,请同事帮助做了一张「护官符」,以免触霉头。

后来读了《中县干部》,再结合眼前的现实,方知我这样的所谓贫寒贵子,当年没有回到县城工作是多么英明。

家传一位西部地区的朋友说,他负责的国企,有位邻县县委书记的千金,平时豪车出行,想撬班就撬,从不正眼瞧人。

这些年风声紧,其父落马,千金如脱毛凤凰,马上换车、规矩上班。有次出差,主动带着套到他房间。

在县城里,人的所有价格都被标得清清楚楚。但这个价格不是你拥有的金钱财富,而是你背后的权力靠山。

想想那么多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女大学生热衷回到县城考公,他就一句话:路边堆积如山的共享单车。

意即她们嫁不到贵族门第,只能任人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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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广州

但县城的美好,都脱不开「寄生」二字。

县城里的小店面望眼欲穿等着婆罗门下班来光顾——婆罗门等待上级的转移支付——欠发达地区等待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发达地区想办法让我们这里工蚁多交税。

但现在,财富的源头断水了,据说有些县城的工资,已经是保六争八了。

还出现了《》新事物,看那个欠钱的县,一年要花三年的收入,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玩法。

《》无论东西部,全国同此凉热。

回到县城和之前的同学小聚,打听到同学们的工作越来越难了:月工资实发就2500。

我听了沉默,跟着难过,2500连买辆像样的电单车都不行。但前些年涨起来的消费,却一点也不便宜。

婆罗门也没余粮了,县城里开始重演「娜拉出走」。

我一位学生的表姐,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家创业公司当财务,一个月4000,过得也算高兴。眼看年纪渐长,粤东女孩25岁以上就算大龄。她父母喊她回家,她爱车,没钱买,她妈妈说她回家就给她买车,她便辞去广州的工作,回家了。

有了车,前几个月她微信朋友圈更新频繁,周边城市到处走,妥妥的县城中产生活,羡煞我等在城里苦熬的吊丝。

她在县城找了家车行,又做财务岗,一个月是4000。车子她妈妈付了首付,剩下的她自己还车贷,每月车贷2000+。县城里聚会多,几个月下来,她就亏空了。后来听说工作一忙,朋友圈也就断更了。

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是结婚了,嫁给了车行的销售同事。结婚几个月了,刚开始晒了结婚照,还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

结果,最近听说车行效益很差,车子根本卖不掉,县城又没像样的工作,两口子没办法,她只好重回广州,找了份车行的工作,也不知能干多久。

毕竟现在的车,连车模一起才有可能卖得掉。

底层尚可放下身段进城谋生,贵族除了学佛坪干部那样,通过「闹」保住县城编制之外,还有何路可走?

毕竟,平民是活的。有点像古代罗马,平民可以用脚投票,去找能活下去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而贵族只能拼杀地盘。

我写了那么多家传,发现许多成功的家庭,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当然,也有普通家庭出一雄杰,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无论欧美,还是立国仅200余年的澳洲,孩子们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为的是真正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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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为什么从小学习好、会做生意?早在南宋就义利并举、农商互藉了,而其他地方还在小人喻利、歧视工商。我写的这部以浙江为主的家风作品,9月上市当月就登上浙江省好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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