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泪目的是，川南游击纵队的分支部队——云南游击支队，一直坚持战斗到1947年，差一点熬到了新中国。要知道从抗战开始到全国解放这12年间，云南一直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游击队是在龙潭虎穴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围剿，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和佩服。由于长时间无法和党取得联系，他们最终也没能等到红军总部吹响“集结”号角。
一、从川南游击纵队到云南游击支队的发展历程
1935年2月，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县黄泥镇组建，之后陆续汇集了多支地方游击队，对川滇黔边三省的游击战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35年7月，中央红军留在黔北与黔西的两支游击队前来会合，川南游击纵队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刘干臣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共900余人。
1935年冬，在敌人重兵“会剿”下，游击纵队遭受重大损失，徐策、刘干臣先后牺牲，龙厚生接任司令员，纵队由1000余人减少到200余人。
1936年4月初，游击纵队向滇东北地区进发，并收编金燧、赵文海、殷禄才领导的武装，组成云南游击支队。
1936年冬，川滇黔三省军阀部队加剧对红军游击纵队的“会剿”。11月下旬，纵队由大雪山向水田寨转移时，突然被滇军包围，将纵队打散。纵队领导龙厚生、曾春鉴分散隐蔽后，于1937年初被地方民团武装杀害，纵队主体停止活动。
云南游击支队则继续坚持斗争，先后经历了六次大的围剿，最终在1947年3月才在国民党中央军79师的大举围剿下失败。前后历时12年苦斗，可歌可泣！
二、部队坚定的核心力量之一部——国家政治保卫局政卫第五连
川滇黔边的游击战争能够坚持12年之久，除了党派了一批坚强的干部外（据统计先后有150名以上红军干部战斗在川滇黔三省游击队中），同时还必须提到一股力量，就是整连建制调入游击纵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政卫第五连。
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我党借鉴苏联“契卡”组织建立起来的一个坚强组织机构，主要”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类比现在，他兼具公安、国安、军队督察等多项职能。其成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过硬的同志才能加入，家庭出身多为贫雇农和工人。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特派员制度在地方政府和军队设置政治保卫分局，由特派员行使各项权利。
政治保卫局成员的级别也高, 首长警卫员即使是战士职务, 也选调干部担任。保卫局的武器装备也很好，多配有长短枪。红军官兵佩戴红色领章，保卫局却是绿色领章加红框。保卫局成员胸前还佩戴一枚银质证章,上有三个洋文字母“GBW”（俄文格伯乌音译，即克格勃的前身）。在简陋的红军队伍中，保卫人员军容严整，卓尔不群，可谓军中精锐。
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长征初期有一个政卫团的编制，团长姚喆（55年中将）。遵义会议后，部队整编仅留下一营和特务队组成保卫大队，其余部队编入一、三军团，大队长吴烈（55年少将）。此次组建川南游击队，从营级单位一下子调出一个建制连，足以看出中央的重视程度以及任务的艰巨性。
事实的发展证明，这支队伍没有辜负党的期望，特派员龙厚生成为纵队第四任司令员，战斗到纵队最后一刻。五连长黄虎山担任纵队大队长，重伤牺牲。二排长陈华久担任云南支队政委12年，是整个川滇黔边游击纵队战斗最久的红军骨干。
三、与党失去联络、艰苦转战12年，始终没有等到撤退的集结号
川南游击纵队组建不到两个月，在1935年3月下旬川滇边境大石盘战斗中，纵队唯一的电台就损坏了，从此与党中央和军委失去联系。红军主力的《红星报》登载的叙永通讯，记录川南游击纵队的最后消息是1935年3月6日，之后再无更新。
组成川南特委和担任大队领导职务的都是中央红军师团级干部，他们经过五次反“围剿”的严酷磨炼以及离开江西后冲过几道封锁线的劫难，一路流血，一路牺牲，早已怀着坚定的信念，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跟中央音讯断绝之后，仍毫不动摇地继续带领纵队，在极其艰险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
特别是云南游击支队在殷禄才、陈华久的带领下，先后六次打破敌人团以上建制的围剿。殷禄才是云南威信县罗布区人，因不堪忍受国民党伪政权和地霸的威逼压榨，自发组织起十多人的农民武装。川南游击纵队组建后，殷禄才多次找到红军要求加入，经过组织长达半年的考察，最终接收了这支武装，川南特委书记刘复初（徐策、余泽鸿牺牲后，第三任川南特委书记）介绍殷禄才其入党，并委派陈华久同志担任政委。支队鼎盛时期发展到5、6百人。
1947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整编七十九师负责的新一轮围剿中，由于敌众我寡，云南支队大部人员在敌人的梳篦“清剿”中壮烈牺牲。1947年3月，在斑竹乡关子洞战斗中，殷禄才、陈华久战斗到最后时刻，陈华久壮烈牺牲，殷禄才饮弹自尽。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极少部分川滇黔游击支队的被俘人员，像刘复初、阚世英等陆续回到延安，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同志动情地说：“你们虽然没有走到延安，但你们走得比我们更艰难呀！”邓颖超说：“战斗太频繁残酷，难以扎下去，拖得太久了，烈士精神永存，将鼓舞人民继续前进。”
回到延安后，刘复初也曾派人去找过云南支队，接上了关系。但毕竟云南和陕北远隔千山万水，当时的统战形势也不支持跨省域调动这支非正规部队。后来，云南支队再一次与党失去了联系，只能继续扎根山区，埋头苦战。在1947年初，国民党中央军再次发动围剿的时候，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云南支队终于还是没能等到总部吹响“集结”号角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