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文件夹里至今放着98年以来锵锵三人行的所有节目，这些节目在我人生最困顿的时刻陪伴了我。我想起过去的几年，独自在广州苦熬硕士、博士学位的时候，就是看这些节目撑下来的，看的时候，乐以忘忧，在虚无之中找意义。也曾心想，以后什么时候起，可以像他们一样，在电视机前侃侃而谈，发表自己对于时事、文化的一些看法。算是我现在写时评的一个心理缘起。
好像是16年还是17年，我投稿给一个发表梁文道文章的一个网站，他们发表了两篇我的文章。我自己觉得很振奋。但是文章却被网友们喷的很厉害。我当时心智和受挫能力也严重不足。心惊胆颤地觉得，怎么写时评还这么危险啊。但是没有当年的这些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
看了窦文涛在武大校庆131周年的演讲，更是深深受到触动。尤其是他讲到在香港的经历，当他看到信件的时候，不敢打开，因为担心这是单位给他的辞退信的那段。
这种随时出局的压力，我现在也在体会着。离开学校以后，事实上我始终在煎熬着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感到前途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下去了。幸好我还有写作，还可以写。像千千万万的日结工人一样写作。
跟张丰老师交流过这个事情，我当时也说，坚持写作，是为了可以有随时辞职的底气。这话说的还是太壮了些，其实是为了在自己没有办法再工作，担任一颗螺丝钉的时候，还能够养活自己。
窦文涛从广州去香港电视台的时候，签的是两份合同，一个是当上镜的主播，一个是做幕后的写手。这样如果他在镜头上的表现不行，还可以写作，还可以通过码字来养活自己。
这并不是一种文人的情结，而是不得以的选择，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除了写作，恐怕没有太多的技能能够在世界上立足。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点上，跟窦文涛有这么强烈的共鸣。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山河四省出来的。骨子里有一种很深刻的不安全感，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哪怕生活在外人看来已经足够安稳了，但是这种焦虑感还一直笼罩着我。
每次对着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在面对一堵墙。逼迫自己把心中的东西交出来，不断地向内挖掘。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往内在挖的越深，似乎更能够与外界产生共鸣。内在与外在，个体与公共性，本质来说可能是一种东西。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把自己搞清楚，去谈论别人的问题，去谈论远方的悲喜，总有点站着说话且格格不入的感觉。
在充满程式的时代，选择一条文人式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无比艰难的。
说人话，说真话，看上去很简单，但是背后其实是需要巨大的煎熬和思考的，也就是痛苦的思考。信口说出来的话没有份量，它需要做功课，做大量的功课。
就连窦文涛本人在每一期节目之前，也是要提前准备了很多资料，把很多问题想得很透了，这才有现场即兴的余地。而这一点，窦文涛在武大校友会的分享上没有提及。
像人一样说话，这样灵光一现的瞬间，让窦文涛支撑了6000多集节目。
但是我似乎隐晦得发现，真正能够让他坚持把谈话节目做下来，还做得那么好的，其实是一种焦虑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感，像拧发条的鸟一样，这让他必须前行，无法休息，仿佛一个苦行僧。我也是这样的命运。